In principio erat Verbum （Logos）......

太初有道……

—— 《新約·約翰福音》

撰文 | 李輕舟（《大學科普》編輯部）

受 命 而 王

漢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對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漢武帝來說，這一年貌似乏善可陳：鑿空西域、北逐匈奴、南兼夷越、東并朝鮮、封禅泰山……煌煌功業，俱為往昔榮光。要去遠征大宛的貳師将軍李廣利尚未出兵，唯一能留諸後世的莫非隻有建章新宮神明台上的銅仙承露盤？

也就在這一年，“公羊經學”巨擘董仲舒在茂陵家中病逝。作為漢帝國意識形态的締造者，他的身後留下了垂憲漢家的整套“ 話語”（Verbum/Logos）—— 正是這套“ 話語”維系着“天”與“人”、“君”與“臣”之間的微妙平衡。

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

—— 《春秋繁露 · 三代改制質文》

彼時，漢室肇基已逾百年（自劉邦封漢王始），如日中天。漢武帝的雄心不再滿足于現世天下的九五之尊，遂步秦皇後塵，逐漸堕入形而上的迷夢，一面忙于求仙長生罔顧黎民社稷，一面又急于昭示海内自己“受命而王”……

敬 授 民 時

（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 《今文尚書·堯典》

所謂“敬授民時”，就是君主向萬民頒布曆法，以明四時更替有序。華夏自古以農事立國，在儒家的觀念中，上古先王“躬稼而有天下”（《論語·憲問》）。故而曆法之于君主和萬民有形而下與形而上兩重意義：就形而下來論，君主頒行的“曆法”即“農事之法”，就是為了指導萬民進行農業生産；就形而上來說，君主頒行的“曆法”關乎“政統之法”（即政權合法性），既然以“天子”自命，代天牧民行化，如果連天道運行的四時倫序都不能掌握，如何昭示海内自己“受命于天”？

為此，深谙此道的漢武帝在這一年接觸了兩撥人。先是方士出身的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聯合太史令司馬遷上奏“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漢書·律曆志》）。随後，武帝就此事下诏詢問位列三公的儒臣——禦史大夫兒寬，兒寬與衆博士商議後上奏“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複，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同上）。

霍去病墓“馬踏匈奴”石雕（複制件，作者攝于陝西曆史博物館）

“改正朔，易服色”——這樣的建議，于漢室，不是第一次。早在漢文帝一朝，就有大文豪賈誼、方士公孫臣和新垣平先後倡言，而文帝“謙讓未遑”。武帝初立，推行“建元革新”（公元前140年），儒臣趙绾、王臧等也有此議，終為奉行黃老之術的太皇太後窦氏（當時實際的主政者）扼殺……

改 曆 易 服

“正”為“正月”，即一年之始月；“朔”為“朔旦”，即一月之始日。“正朔”合用，狹義上即指一年第一月的第一天，而廣義上則可作曆法的同義語。“服色”之說源于先秦陰陽家鄒衍的五德終始理論。秦始皇以周德火，秦取代了周，取水克火之意，故當德水，服色尚黑。而曆法自然就要用冠名五帝之一的《颛顼曆》，因為按陰陽家的理論，傳說中的颛顼亦德水（所以也叫“黑帝”或“玄帝”）。

漢初承續秦制，“正朔”與“服色”都沿襲秦朝舊制。持這種立場的代表是曾為秦“柱下史”的開國功臣張蒼（文帝時為丞相），作為一個明習天文曆算的大學者（張蒼出大儒荀子門下），竟然反對賈誼等人改曆易服（德土而服色尚黃）的主張，卻堅持這種既不開新朝氣象又不合天文實際的前朝舊曆，令他的同行晚輩司馬遷亦感費解。

數十年的争訟終于在元封七年畫上了句号。漢武帝下诏改元太初，命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人為漢家造新曆——《太初曆》。

六 曆 紛 繁

到漢朝初年， 除沿襲的秦朝《颛顼曆》外，大緻還有所謂的《黃帝曆》《夏曆》《殷曆》《周曆》《魯曆》得以傳續，合稱古六曆。這些曆法未必如其冠名，很可能是先秦陰陽家等學派托僞所作。據後世史家和天文曆算家的推測，古六曆皆屬“四分曆”，區别在于曆法的推算起點（曆元或上元）與歲首。

鬥柄東指，天下皆春。鬥柄南指，天下皆夏。鬥柄西指，天下皆秋。鬥柄北指，天下皆冬。

—— 《鹖冠子·環流》

劃分周天的十二次與十二辰（蘇州石刻天文圖，南宋黃裳繪制，公元1247年刻石）

不論何種曆法，不論是紀年、紀月還是紀日，在物理上就是一個計量時間的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找到合适的時标（timing mark），它既要有較好的周期性，也要便于觀測。比如春秋戰國盛行的歲星紀年，即以歲星（木星）約十二年運行一周天(相對于遠處恒星背景)為依據，将周天（先沿天赤道，後發展為沿黃道）等分為十二次，自西向東分别為：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鹑首、鹑火、鹑尾、壽星、大火和析木。這便有了《國語·周語》中“武王伐殷，歲在鹑火”（即歲星在鹑火之次）之類的說法。而黎民農事更關心的是一年中春夏秋冬四時，這就要依賴鬥建，即北鬥鬥柄的指向，據此又将周天（沿天赤道）分為十二辰，與地平面的十二地支方位對應，自東向西分别為：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和亥^{[1, 2]}。由此便可協調四時與月份。比如夏正建寅、殷正建醜、周正建子而秦正建亥，就是說《夏曆》以鬥柄指寅為歲首的正月（朔，下略）， 那麼按“夏正”，《殷曆》以十二月為歲首，《周曆》以十一月為歲首，而秦朝的《颛顼曆》以十月為歲首。至于一月中的時間，自然就要用到月相的變化（實際是日月相對位置決定的），周初的金文中便有“初吉”（朔）、“ 生霸” （生魄）、“ 既望” 和“ 死霸”（死魄）的說法^[3]。

一套曆法體系不會隻取決于單一的時标，作為陰陽合曆，至少要有兩個重要的參數，其一是以太陽運動為時标的回歸年（觀測方法是立圭表測日影長短的變化），其二是以月相變化為時标的朔望月。但是，地、月、日之間的運動（以地球為參照即日月視運動）是不均勻的，兩個時标之間沒有簡單的公度關系。就此而論，編定曆法就是協調不同時标的周期性——古希臘的幾何體系偏重空間周期性，而古中國的算術體系偏重時間周期性。

明代圭表（複制件，作者攝于北京古觀象台）

古六曆皆屬“四分曆”，所謂 “四分”就是指它們的回歸年都取

日， 而朔望月都取

日。12個朔望月比一個回歸年少10到11天，三年左右偏差就會超過一個月。這就需要“置閏”，《說文解字》上講“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也就是說以置閏月來糾正這個偏差是天子的職責。先秦“四分曆”的置閏法取19個回歸年與235（=19×12 7）個朔望月相等，即十九年七閏法——這就是天文學中的“默冬周期”（Metoniccycle），得名于古希臘天文學家默冬（Μέτων）。

雖然有置閏法來糾正偏差，但“四分曆”，具體到太初改曆的背景就是《颛顼曆》，其回歸年和朔望月仍皆大于更精确的現代取值。那麼長期使用（至少從秦朝到太初改曆之前）帶來的誤差積累勢必會發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乃至“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漢書·律曆志》）——這大概就是司馬遷等人在上奏中說的“曆紀壞廢”，也是“公羊經學”那套神秘主義的話語體系下隐藏的實實在在的改曆動因。

疇 人 制 曆

幽厲之後， 周室衰， 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

—— 《史記·曆書》

先期組建的改曆團隊“不能為算”，于是朝廷又自官方和民間招募治曆者共二十餘人。在這些參與改曆的“疇人”中，鄧平、方士唐都（司馬遷的父親太史令司馬談曾“學天官于唐都”）和巴郡隐士落下闳三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他們所造新曆優于其餘17家曆法，最終于太初元年夏五月頒行天下。

今日所見之《太初曆》，實乃西漢末年劉歆增補而成的《三統曆》，載于東漢班固的《漢書·律曆志》，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記錄的曆法。除了天文學上的成就(測定五星會合周期與以135個月為交食周期)外^[4]，《太初曆》之革新主要有兩點：其一，恢複夏正，以建寅月為歲首；其二，廢《颛顼曆》的歲終置閏，保留十九年七閏法，納入“二十四節氣”，以無中氣月置閏。“二十四節氣”是十二節氣與十二中氣的合稱，大緻起源于先秦，是對回歸年（對應于太陽在黃道上的運動）的二十四等分，依次為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和大寒。其中奇數項為節氣，偶數項為中氣。如前文所述，12個朔望月小于一個回歸年，則一個朔望月小于兩個節氣的時間間隔，這就可能出現一個月隻有一個節氣或一個中氣的情況。《太初曆》便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以建寅月為歲首和以無中氣月置閏，更好地協調了日月時标的周期性，尤使月份與四時相匹配，頗利農事。

不同于過去的“四分曆”，《太初曆》屬于“八十一分律曆”（“八十一”這個數緣于“以律起曆”，開啟了兩漢以來樂律與曆法附會的形上學傳統），其朔望月取

日，據十九年七閏法可得回歸年為

日。也就是說，《太初曆》的兩個重要參數都大于《颛顼曆》的，與現代值的偏差也更大，故長期的誤差累積也不可小觑。承擔了《太初曆》運算重任的落下闳對這個隐憂的預見是“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益部耆舊傳》），而實際上《太初曆》每125年即差一日，頒行188年之後，東漢王朝就不得不改曆了。

落下闳與渾儀塑像（作者攝于四川阆中錦屏山）

是 非 堅 定？

漢昭帝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太初曆》在頒行27年之後，就迎來一次的大考驗。時任太史令的張壽王突然發難，上書漢昭帝“ 今陰陽不調， 宜更曆之過也”（《漢書·律曆志》）。漢昭帝很重視，下诏讓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與之诘問，張壽王不服。于是鮮于妄人建議朝廷組織天象實測來校驗，獲得了漢昭帝的批準。自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到元鳳五年十二月，漢庭在上林苑的清台（靈台）校驗了十一家曆法，排列次序。張壽王所治《殷曆》誤差很大。到元鳳六年，又校驗了一次，還是《太初曆》第一，而張壽王仍不罷休，屢遭彈劾，最終下獄。經此事之後，“自漢曆(《太初曆》) 初起， 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事實上是三十年），而是非堅定”（同上）。

在這場曆時三年的曆法之争中，張壽王的固執和漢昭帝的重視都頗值得玩味。張壽王的“固執”或可理解為，由于“四分曆”本身的參數優勢，支持并傳續古曆（比如通過調整曆元）的勢力仍然強大。但漢昭帝的“重視”未必完全是從形而下的角度出發，那麼貴為天子的他到底在擔心什麼？要弄明白這一點，需要回到張壽王上書中的四個字——“陰陽不調”。

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 《天人三策》

在董仲舒留下的話語體系中，這四個字對應于上天警示君主的“災異”——就在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複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董仲舒的門人、擔任符節令的儒生眭弘給漢昭帝上了一封匪夷所思的奏疏，他将這些“災異”理解為民間有“故廢之家公孫氏當複興者也”（同上），進而建議漢昭帝順應天命，禅位讓賢……

歸根結底，所謂“災異”不過是維持君臣微妙平衡的一種手段。其中的神秘主義色彩，如果不是事後神話，那肯定就是事前造勢——幾乎所有人都能看出，這些“災異”指向了漢室繼承危機（即衛太子與鈎弋子的儲位之争），而危機的種子在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禍”時（公元前91年）就埋下了。昭帝朝秉政的大将軍霍光毫不猶豫地誅殺了妖言惑衆的眭弘。五年後，那個流落民間的皇曾孫劉病已（衛太子劉據之孫）登基，即漢宣帝，征召眭弘的兒子為郎官。

史書沒有記下漢昭帝對這場風波的反應，但從事後他對校驗漢曆的重視程度來看，他對“陰陽不調”背後的政治暗流不可能毫無察覺。而我等亦可從元鳳三年這兩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中窺見，中國傳統曆法如何在現實功用與神秘話語的張力下曲折發展。

參考文獻

[1] 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 郭沫若全集·第一卷·考古編. 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 155-342

[2] 吳宇虹. 巴比倫天文學的黃道十二宮和中華天文學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 世界曆史，2009，(3)：115

[3] (日)藪内淸. 殷暦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 東洋史研究，1956，15(2)：235

[4]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天文學》編輯委員會. 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0. 565

本文選自《物理》2019年第1期，獲授權轉載自“中國物理學會期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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