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王陽明回到京城，黃绾和應原忠來到王陽明府上拜訪，一來為王陽明接風，二來一起探讨學問。

期間王陽明就隐晦地提到了明鏡，王陽明一開始是這樣說的：

"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為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陽明先生年譜》）

當時應原忠是王陽明的入室弟子，他為了給父母養老送終而辭官不做，在山中苦讀10年。一直到父母去世，安葬守孝期滿之後，才重新踏入官場，出任廣東省右布政使。

開始時，應原忠不太理解老師的意義，但是當着黃绾的面，又不好多問，隻能在心裡合計。其實王陽明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因為時機不對，也沒有進一步說明。

到了正德六年，王陽明為了解除應原忠的疑惑，特意寫了一篇文章：《答黃宗賢應原忠》（《王文成公全書》卷四），其中詳細闡述了"明鏡"論：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

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

向時未見得向裡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禅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内"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

王陽明的大概意思是，心就像鏡子，聖人的心很光亮，不需要打磨擦拭。普通人的心生了鏽，需要用锉刀刮下鏽迹，再重新打磨光亮，這樣才能見到本體。

王陽明曾用"明鏡"來比喻聖人之心：

"聖人之心如明鏡，隻是一個明，則随感而應，無物不照。故聖人隻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個明的功夫。"

王陽明這裡把聖人之心比作明鏡，由此可見，此時他還沒有完全意識到心體的能動性。因為我們知道，鏡子，即便再怎麼明亮，也隻是一個呆闆的物件，是可以用來照，但是如果不來照，或者化了妝來照，那樣子也許就變了，就找不出本來面目了。

對于心和鏡子的關系，王陽明的弟子徐愛，和格物聯系在一起，有一種解釋：

"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徐愛的這個解釋，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老師的"明鏡"論，尤其強調了"磨"的作用，就是格物的功夫，而且還指出，把鏡子磨亮了還要用它來照，而不是放在一邊不管。這可以說和王陽明的格物說毫無違和感了，當然進一步支持了老師"明鏡"論的觀點。

王陽明提出明鏡論時，還沒有構思好緻良知說。本來他是想表達修心的意思，但同時也擔心，如果直接以修心為目的，王陽明非常擔心弟子們會像出家人那樣，過于專注于心的修行，就可能會變成和外界絕緣，不顧人倫道德和親情孝心，最終陷入靜寂虛無的"虛禅"狀态。

正是由于有這個顧慮，王陽明就借用了程颢的說法，目的是告訴弟子們，自己的明鏡論和"虛禅"不一樣。

王陽明為了把自己的學說和佛教區别開來，特别強調："明道所謂'敬以直内'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這裡他用"義"來區别儒家和佛教。

王陽明又用"居敬"來區别儒學與佛教，他指出"佛家最終未談居敬"。"居敬"是儒家特有的"心法"，也是宋明儒者用來表達儒家正統修行，批評佛教弊端的一個主要說法。

從這個角度上說，王陽明的"明鏡"論可以說是"居敬"思想的另一種表達，是儒家修心的一個另一種說法。

王陽明的"明鏡說"，是他在探索複興聖學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為他最終提出緻良知說，完成陽明心學體系，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明鏡說"和"緻良知"說的根本差異在于，良知是"活的"，是主動的，而明鏡是僵化的，不能指引人的行為。

雖然"明鏡說"還不完善，但對于理解"緻良知"說，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夠把抽象的良知更容易理解。

鏡子也是佛教的重要術語，六祖慧能就有個佛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把神秀的"心如明鏡台"的境界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王陽明引用鏡子，也有可能是受了佛教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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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向金-kimi，曾經是武警老兵，今天在鬧市修行，和你一起修心，傳播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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