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建珺剪紙的傳承和創新實踐

作者：靳之林（中央美術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本原文化學創始人）

2006年，中國民間剪紙入選國務院公布的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名錄。

2009年，中國民間剪紙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為人類口頭及非物質遺産代表作。

作為極其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産，中國民間剪紙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是獨具中國民族氣派的特殊文化符号。雖然随着時代發展，昔日那種在廣大農村鋪天蓋地的剪紙景象已漸漸成為曆史記憶，但是一個新生代群體已經孕育出來，成為當代中國民間剪紙傳承和發展的中堅力量。其中，段建珺無疑是一位極具代表性的傑出傳承人，也是一位卓有建樹的剪紙藝術大師。他對剪紙藝術有着高度的藝術悟性，加之天才的表現能力，這使得他的感悟能夠最大程度上物化為剪刀與紙的融合，并最終産生出獨樹一幟的剪紙風格。

《馴烈馬》段建珺作

《獻哈達》段建珺作

《戲猴》段建珺作

《葫蘆生子》段建珺作

《祭敖包》段建珺作

創作中的段建珺

根在民間魂在曆史

段建珺的家鄉内蒙古和林格爾縣，是中國北方塞外草原上的古老地域，是黃河中遊黃土高原向漠北蒙古高原過渡交接的地區。它位于中國史前重要的“Y”字形文化帶的重要地區，即仰韶文化沿太行山通山西全境向北、向西與内蒙古河套地區相接，與紅山文化南下，經冀西北、桑幹河連接而碰撞、交流的重要區域。考古學界認為這裡在中國文化史上曾是一個最活躍的民族大熔爐，又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的一個重要直根系。曆史上北狄、林胡、匈奴、烏桓、鮮卑、突厥、契丹、蒙古等北方遊牧民族與漢族共同生息繁衍在這裡，農耕與遊牧文化的對撞、交流、融合、衍生，造就了和林格爾殊絕厚樸的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傳統。

段建珺的出生地舍必崖鄉油坊什八台村，是古代著名的敕勒川南緣的一個小村莊，北接陰山，西鄰黃河，是典型的蒙漢民族聚居地，農牧并蓄。舊時，村裡人們居住的是用土坯壘砌、黃泥抹面的土房子，蒙古語稱為“闆申”。村周的農田，是明清以來通過“走西口”定居在這裡的晉北人租買蒙古族牧民的草場開墾的。

段建珺的先輩也是早期的“走西口”移民，世代以耕種牧養為生。他的童年大部分時光都在這深烙着蒙漢文化印記的村莊度過。這裡的歲時節令、婚喪嫁娶、信仰禁忌等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深深植入了段建珺的精神世界。

舊時故鄉年節的村莊是五彩缤紛的：每戶人家黃土的院門都要貼上彩紙剪的五色“大字”，古老的木格白麻紙窗戶上粘滿紅豔豔的剪紙窗花，村裡鬧紅火，觀彩燈，跑旱船，轉九曲……多姿多彩的民俗符号散發着特有的人性溫暖，成了段建珺抹不去的美好記憶。

段建珺自幼對色彩和造型有着不同尋常的感知度，尤其是剪紙，成為他認知藝術造型，感知生命力量的肇始。奶奶苗二女、姑母段蓮女都是村裡的“心靈人”，剪紙、刺繡、捏寒燕面人、裁衣納鞋樣樣精通，潛移默化地給了段建珺許多“靈氣”。奶奶留下的剪紙和刺繡老畫譜，姑母剪紙用過的老熏樣都成為他學習民間文化的初級教材。正是在生活中通過對本土民間文化的反複感悟和深刻體驗，使他積澱了深厚淳樸的民俗剪紙文化素養。所有這些，都客觀地成為段建珺剪紙傳承所擁有的文化血脈和内在文化基因的天然根基。

段建珺的剪紙作品中，傳統的内容異常豐富。比如，他的作品中有大量以石榴、佛手、葡萄、西瓜、娃娃騎魚、蓮花、仙桃、鹿含仙草、生命樹、柳樹等為主題的紋樣。這些都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和儒釋道（巫）文化世俗化在民俗剪紙中極為珍貴的活态遺存。

和林格爾縣從東漢可考曾是中國古代北方佛教文化的重要傳播和衍生地。從拓跋鮮卑定都盛樂，建立北魏王朝，到明清蒙古族駐牧，佛教一直在民間流傳不衰。段建珺傳統題材的剪紙作品中有很多蓮花紋樣，如金蓮鹿、鹿踩金蓮、娃娃坐（踩）蓮花、魚兒戲蓮等，甚至在各種祥瑞動物的身上也要飾以蓮花紋樣，組成植物紋樣與動（人）物紋樣的複合體。這些都是這個區域與崇尚佛教一脈相襲的蓮花崇拜的體現。

此外，在段建珺作品中反複出現北方草原祥瑞動物紋樣，如馬、羊、牛、犬、狼、鹿、虎、獅、龍、蛇、鷹、猴、鳳凰；還有動物與植物、人、祥瑞符号等紋樣結合的複合式紋樣組合，如對馬捧（祝）壽、對羊捧壽、對犬生命樹、鹿踩金蓮、葫蘆生子、獅子護塔、蛇盤兔兒、鷹踩兔兒等，這些都反映了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動物崇拜和祖先崇拜。這些基礎紋樣及其發展，展現出的是古代信仰遺存及其世俗化形态的演變，堪稱民俗曆史文化的活化石。透過段建珺的傳統剪紙，一層層剝離歲月積澱在剪紙紋樣表面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亂的裝飾，我們會驚歎地發現，正是那些隐藏在剪紙深層的閃耀着光芒的遠古文化氣息，才是段建珺剪紙傳承的血脈和靈魂所在。

重在傳承意在弘揚

段建珺的剪紙，絕非拘泥于以追求剪紙工藝屬性為能事的單一實踐，而是将深厚的地域文化積澱、鮮明的民族文化個性，以及其充滿靈性的天才藝術創造熔為一爐，最終造就了中國當代剪紙界獨樹一幟的“段建珺剪紙”。

在充分保持地域性民間剪紙共性的文化形态的承延基礎上，段建珺創造性地作了發揮，體現出獨特的個性表述，形成鮮明的個人風格。如他在剪紙語言的拓展、本原精神的延伸和草原剪紙的創立等方面，都取得了标志性成果。

他不斷豐富剪紙語言的表現技法，創造了“密剪法”和“亂剪法”，大大拓展和提升了剪紙審美空間和美學價值。“亂剪法”在表現動植物紋樣，如馬的鬃毛、尾毛、蹄毛等細節時，能取得意想不到審美效果，充分彰顯了剪紙特有的神韻和氣度。又如草紋樣，段建珺追求的是草的天然鮮活之美，看似随意淩亂，實則“亂剪不亂”，産生出極富個性的表述。段建珺特别注重草的形态塑造。為此，他對草紋樣表現進行了長達幾十年的探索。根據剪紙語境，将草的表現分為：動、靜、剛、柔、大、小、高、低、獨、叢。段建珺在創作時，草葉的型、态、勢均一氣呵成地剪出，甚至表情和神韻都要表現出來。草葉粗細相間，高低長短，勢型自然而富有活氣，這些都是他悉心體察的結果。密剪法和亂剪法常常在同一幅剪紙中複合使用，極好地增加了剪紙的特殊肌理效果和中間層次表現的豐富性，充分體現了剪紙的“剪”味和“紙”味之美。

在剪紙創作的同時，段建珺也進行了深入的理論研究。在剪法與表現上看似極其随意的表象，其内裡是文化底蘊、審美視野的高度和藝術魄力作為支撐和定力的。在和林格爾民間，老大娘們把剪的人或物的精神狀态稱為“勁氣”，因此對“勁氣”的追求也成為她們在審美表現上的最高境界。結合自身實踐，段建珺把這種剪紙中的“勁氣”在理論上做了引申和發展，形成了在剪紙表現中運“氣”與凝“神”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理論認知。他認為“氣息乎，關乎剪紙之品格。氣息發于心而流于手，手動而型生，故形之态之品全乎系于氣息也。氣息吞吐于天地之間，入化于神境之界，方可遊流自若，神自可得矣。‘神’即剪紙之‘活氣’，類乎六法之道氣韻生動之謂。氣息不通，剪紙闆滞，通則活矣”。這些論述是何其精彩，又何其深刻。段建珺是這樣認知的，也是按照這個方向去傳承實踐的。關于剪紙表現中“氣”的運用的相關論述和審美思想，段建珺可謂是國内剪紙理論界第一人。

作為中國民間剪紙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段建珺在剪紙傳承發展實踐上取得的豐碩成果，也是他在地域性剪紙本原精神理論上深入探索的結果。作為新生代剪紙傳承人的代表，段建珺能夠自覺對傳統民俗剪紙的表現口訣、方法、認識觀等剪紙理論進行系統總結，并提取其規律，堅守剪紙本原精神，将之升華，并充分應用到傳承實踐當中，從而形成良性發展的剪紙序碼和傳承。這是中國民間剪紙千年傳承發展史上從沒有過的新氣象。

段建珺的另一創造性成果，便是樹立起“草原剪紙”藝術表現形态，并成為“草原剪紙”藝術的主要代表人物。“草原剪紙”是段建珺對和林格爾地域性剪紙傳承和發展的派生，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和林格爾剪紙，是他成功運用地域性剪紙元素和文化精髓，又融合鮮明個性表述特征的産物。“草原剪紙”以叙事的方式，以現代人的藝術視角和獨特剪紙審美情趣，拓展了傳統剪紙的寫實主義傳統，從民間剪紙造型語言體系的角度理解草原生活的本質特征。它彰顯的是對生命和生命力的贊頌。

在段建珺草原剪紙作品中，呈現出的形象特征與精神世界的統一，使之兼具質樸的内在力量和超越時代的前瞻性。如在《馴烈馬》《馬背祝福》《牧》等作品中，從不同角度反映出當下馬背民族的共同希冀與向往，顯示出回歸人性，呼喚美好的普遍人生理想。從二十世紀90年代後期到本世紀頭十年，他不斷強化剪紙造型表現力，一方面力求單純、簡約、嚴整，呈現出一種感性的随意性與自然真摯的高度渾融；另一方面以物象内蘊的飽滿氣息體現出獨特的浪漫主義理想之美。他以蒙古族風俗為主題創作的《鄂爾多斯婚禮》《科爾沁民歌》《春光草原》等，就是這樣的優秀作品。段建珺“草原剪紙”所彰顯的，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傳統意義上的作為手工或裝飾為主要文化特征的剪紙文化概念，在他的剪紙中折射出強有力的生命穿透力和對人性之美、生命之美的贊美。

段建珺是一位地域性剪紙傳承的集大成者。四十餘年來，他發現、搶救、掌握和保護了大量珍貴的民間剪紙及相關民俗文化信息。他對這些地域性剪紙精華反反複複所展開的橫向、縱向的認知和學習，成了他剪紙傳承、發展、創新的無可替代的深厚基礎；此外，段建珺還在藝術鑒賞、美學、民俗研究、藝術評論、古典詩詞、曆史、考古、音樂、繪畫、攝影，甚至是平面設計等方面都表現出深厚功力。這些綜合素養最終經過“光合作用”轉化為他剪紙傳承和創新實踐的神奇驅動力。

段建珺剪紙秉承中國北方剪紙傳承千年的古老基因，形成一種雄厚質樸，古拙浪漫的文化品格和美學氣質。這種傳承，并不是簡單地對傳統的表面形式的模仿和克隆，更不是西式化造型的簡單生硬翻版，而是長期通過對地域性傳統剪紙精髓的由内到外，由對表面形式的靈性感悟，到對文化内蘊，情感表達原意的深刻的理解後形成的靈性發揮的産物。

段建珺剪紙當代傳承、發展和創新的成功實踐告訴我們，真正有才華的傳承人和藝術家，隻有雙腳牢牢踩在田野裡，融古通今，才能在“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多元文化的社會轉型期，承傳中國民間剪紙文化優秀傳統，才能老幹發新枝，才能光耀中華優秀文化根脈，無愧于時代和後人。

《光明日報》（ 2019年07月21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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