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程千千 實習生 胡華實

9月26日，複旦大學外文學院英文系副教授包慧怡、法文系副教授陳傑、德文系副教授姜林靜齊聚朵雲書院旗艦店，與現場讀者一同探讨他們的新書《沙侖的玫瑰》。

《沙侖的玫瑰》

《沙侖的玫瑰》一書脫胎于複旦大學外文學院三位老師首次在複旦大學校内聯合開設的跨學科、跨語種文學精讀課，今年8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

“沙侖的玫瑰”這個名字取自《舊約·雅歌》：“我是沙侖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這種生長在以色列海濱濕地的玫瑰，形狀猶如郁金香或秋水仙，每株隻開一朵花，高度可達十英寸，花朵的深紅色深入肌髓，乃至于花萼呈黑色。《沙侖的玫瑰》一書從天鵝、頭顱、花、塔樓、葡萄酒和玫瑰這6個經典的意象入手，從詩歌的意象闡析、繪畫的視覺符碼到哲學的縱橫導引，透過國際的視野、廣博的見聞和清麗的文字對三語文學和繪畫進行解讀，并挖掘了與其有關的獨具魅力的人文故事與浪漫典故。

此次分享會，由于活動場所安排在上海最高書店——朵雲書院旗艦店，與書中的“塔樓”意象特别貼合， 三位老師便特别分享了英法德三語文學中的“塔樓”意象。

活動現場

《在塔樓邊》與塔樓所象征的男性權威

首先，姜林靜分享了19世紀德國女詩人安妮特·馮·德·多斯特·霍斯豪夫（Annette von De Droste Hulshoff）的詩作《在塔樓邊》。這首詩的内容說的是一個女人在海邊的高塔上，望着遠處時心中所起的波瀾。“她往下看到沙灘上有浪花可以嬉戲，希望能夠遠航去冒險，而後又突然變得很卑微，希望擺脫貴族女性身份對她的束縛。”姜林靜解釋道。随後她介紹了詩人的生平經曆，表示詩中的塔樓并非完全出于想象，因為她的姐姐和一個男爵結婚後買了一幢塔樓古堡，邀請她住了進去。“當時安妮特已經四十多歲了，她終生未婚，因而她來到塔樓就像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她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但也一直處在家族的桎梏當中，所以她可以離開那個地方，面對那個真正想做詩人的自己，那段時間也成為了她創作上的井噴時期。”

将目光放回到詩歌本身，在詩的第一段裡有這樣一句話：“邁那得斯的風暴一起吹動揮舞的頭發”。邁那得斯指的是酒神狄俄尼索斯身邊的狂女，在古典繪畫中她們通常有着披散的長發的狂野形象，似乎是那種邪惡但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而安妮特自己的頭發又是怎樣？從她的肖像畫上可以看到，她的頭發是傳統的浪漫主義時期貴族女性的發型，編織得非常精緻，與邁那得斯的頭發大相徑庭，這裡反映了她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區别。

而後看回塔樓這個意象，姜林靜介紹說，塔樓在德語裡是一個陽性的詞。在很多中世紀的古城中，教堂一定是整個古城中的最高點，它代表着上帝的權威、男性的權威；而不論是教堂的塔樓還是防禦的塔樓，或者燈塔、水塔，都高聳入雲，它象征着一種權威性、保護性和抵抗性。

除此之外，詩歌中還有女性和頭發的形象，将其結合在一起，在德語的語境下，姜林靜提醒現場讀者，我們能夠想到格林童話中長發姑娘的故事，講的是一個小姑娘被巫婆關在塔樓裡，每天巫婆就順着她的頭發爬上塔樓。頭發和塔樓成為了束縛她的通道，但頭發也成為了她離開束縛的可能性。故事最後的發展也是童話式的，後來來了一個王子，王子順着她的頭發爬上了塔樓，兩人相遇，最後終成眷屬。而在這首詩中也出現了似乎想要逃離塔樓的意向，而頭發是奔向自由的象征。

至于為什麼這首詩選擇的地點是在塔樓邊，而不是在塔樓上、在塔樓裡，姜林靜認為，詩人一方面想擺脫女性身份所帶來的束縛，像男性一樣自由奔放地生活；同時她也是一位非常傳統的天主教女士，因此塔樓對她來說也象征着一種自我保護，所以她也不願離開塔樓。當我們把這些意象背後的長發姑娘，以及塔樓的男性權威結合起來便能容易理解詩人的想法，走入她的内心。

經典塔樓個案：巴别塔的由來

而後，陳傑講述了一個非常經典的塔樓個案，即《聖經》中的巴别塔。巴别塔這一意象的出處是《聖經》舊約中的《創世紀》：“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一樣，他們在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耶和華看見他們做的城和塔，說道：‘看呐，他們都是一樣的人民，這樣他們以後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言語彼此不同’，于是使他們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因為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衆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根據《聖經》的文本，陳傑對巴别塔的由來做了一個梳理，提煉出三個重要的信息元素。首先，巴别塔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在聖經的叙述裡，巴别塔是和一座城聯系在一起的，它裡面多次提到了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城和塔是相關的；第二，修城也好，修塔也好，這樣一個由人類所主導的計劃其實是違背了舊約的神的意志；第三，因為違背了這樣一個意志，所以神對人進行了懲罰，懲罰是體現在語言層面的，把語言變亂了妨礙他們交流，妨礙他們交流就破壞了他們一起成事的可能性。

在這三點的基礎上，陳傑進一步做了展開說明。首先，這裡很明确地告訴我們建塔是有問題的，問題在于兩方面：第一，修城建塔的目的是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而《聖經》第一章第二十八節告訴我們神在創造萬物的時候說，你們要生養衆多，遍滿地面。神的要求是你們要遍滿地面，要四散遍布散居，不能聚居，然而修塔建城會造成一個聚居和定居的狀态；第二，建城的行為在《創世紀》中也是錯誤的，原因在第四章裡，亞當夏娃生的第一個兒子該隐殺了自己的弟弟亞伯，該隐成為了第一個殺人犯，他這個罪人被上帝懲罰後，第四章提到，該隐生了一個兒子叫做以諾，該隐建了一座城就叫做以諾。罪人該隐成為了《聖經》叙事中的第一個建城者，于是建城本身就具有了錯誤色彩。

建城是錯的，那麼修塔為什麼有問題？對此，陳傑解釋說，很多史學家認為，《聖經》中所描述的巴别塔在曆史上可能是有原型的，原型可能是曆史上曾經存在的古巴比倫城中的塔廟，是古巴比倫人用于祭祀的場所。陳傑進一步解釋說，古巴比倫當中的塔廟是在很多文明中都存在的一種地方，這個場所可能有實體的存在，也可能是想象的場域，它在拉丁文中被稱為世界中心。能夠被稱為世界中心的地方，一定是連接神界和人界的地方。回到巴比倫的塔廟，它除了祭祀意義外，其實還有另一層象征意義，即人通過攀登這個塔來接近神。然而在新教文化當中，這是一種亵渎神明的行為。《聖經》的新約和舊約中都沒有任何允許人主動接近神的記載，在基督教看來，這隻能由神來安排。往深處講，修建巴别塔從抽象意義上來講是一與多之間的關系。這個典故出自《創世紀》，在《創世紀》的語境下，被創造者是多，一則是造物主。因此在《創世紀》的語境中，人通過修塔建城這樣自我成就的行為，來和神競争獨一無二的造物主地位。人發現自己聯合起來也可以達成成就，這種成就賦予了他宣揚自己的底氣和信心，那麼有了這個底氣後，就和路西法一樣，人要成為神的競争者。

陳傑進一步指出，巴别塔在《聖經》的意義上體現了人自我神化的過程，一切根源來自于人希望自己成為第二個造物主。16世紀在推動宗教改革的行動中，路德就沿用了巴别塔一和多的關系來描述新教和羅馬教廷的關系。在他的叙事中，羅馬教會就是那個不自量力地想要競争那個唯一的絕對的統治者的存在；羅馬教會對基督教世界的控制就像巴别塔那樣不自量力的計劃。他認為，既然後巴别塔時代神已經對人進行了懲罰，意味着人原來僅有的神聖的“一”的權力（即語言的單一）已經沒有了。路德認為，既然這種單一的權力已經被剝奪，那麼我們應該和後巴别塔時代和解，即拉丁語不應該成為掌控基督教思想傳播的唯一語言，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地方俗語進入神聖領域開始成為可能，路德才可以用德國的方言進行傳教。

建塔的葉芝

包慧怡所講的主題則是20世紀象征主義詩人葉芝。在提到葉芝之前，她首先指出了一個有趣的事實，即葉芝非常喜愛玄學，對他來說，塔羅占星都是他構造個人象征體系的詩意語義庫裡的工具。因此包慧怡首先分享了塔羅牌裡的第16張牌：塔樓。塔樓這張牌，一開始并不叫塔樓，在中世紀晚期的意大利塔羅牌中，它是魔鬼之後的那張牌，但當時牌面上并沒有顯示塔樓，它最初叫魔鬼之屋；到了16世紀南法的馬賽牌塔羅體系中，它的名字從魔鬼之屋變成了上帝之屋；而在比利時，這張牌叫閃電。這些牌後來都演變成了塔樓這張牌。葉芝為這張牌心傾神搖，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詩集《塔樓集》，收錄了包括《駛向拜占庭》在内的一些他的集大成的詩歌。

今天運用最廣泛的塔羅，即萊德韋特塔羅，就集合了之前的這多種塔羅牌面的形象的精髓，隻是把樓頂變成了王冠、很多手抄本裡會把伊甸園畫成塔樓的形象，伊甸園在設定中也是，與驅逐、封閉、孤立、隔絕這些意蘊聯系在了一起。

包慧怡又講了地獄劫與塔樓之間的關聯。據傳耶稣在升天前的三天，肉體還是在十字架上的，但他的靈魂通過了一個像塔樓一樣的地方，救出了地獄中那些沒有聽過福音的人，包括舊約當中的一些人，亞當和夏娃也在被救之列。以及利維坦，它是一個像魚一樣的巨獸，用巨口表示張開的地獄之嘴，塔樓和利維坦長成了一體，營救他們出地獄，就是營救他們出地獄的這座塔，這是一條上升之路，與魔鬼之屋下降之路形成對比。這一背景有助于我們了解葉芝的雙重建塔活動。不僅僅是詩歌意義上的建塔，這個塔樓也是他作品的建築。葉芝稱他自己的一生是一個象征主義者，這一點不光體現在他的詩歌作品上，他在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之後，還用獎金收購了一座偏僻之地的中世紀塔樓。這座塔是14-15世紀建造的，它非常簡樸，有四層，每層一個房間，由一條旋梯連接不同的樓層。葉芝每到夏天就去這裡寫作。他在塔上刻下了這樣的銘文：“我，詩人威廉·葉芝/用古舊的厚紙闆和海藻綠石闆/還有來自戈特煉造爐的鐵制品/為我的妻子喬治重修這座塔樓。/願這些詞語長存/直到一切再度化為廢墟。”曾有形的一切必将化為廢墟，但是他依然要強調讓這些詞語長存。包慧怡認為，這銘文雖顯得有些剛愎自用，但當中也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的英雄主義。實際上，葉芝一直努力堅持，這座塔樓是他的心靈作品，他希望别人走過這裡的時候就可以想起他的作品，但與此同時更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義，雖然一切都将化為流沙，但是在流沙上建塔的企圖，能夠使他得以長存。

此外，包慧怡還分享了葉芝的組詩《内戰時期的沉思》裡面的第二首叫作《我的家》，直接描述了他所購買的那座塔樓。人們通常對葉芝的印象就是浪漫和抒情，但他的晚年其實非常入世，越來越積極地加入到愛爾蘭獨立的政治運動當中去。1916年愛爾蘭赢得了獨立戰争的勝利，但是當時并沒有建國，當時北愛那邊是親英的，新教徒想留在英國；大部分的南愛，成為了愛爾蘭共和國，是信奉天主教的，葉芝在愛爾蘭共和國成立時就當選為參議員，作為民族良心，在政界被安排了一個虛職。但他自己一直在檢讨，占了這樣一個位置，我能為人民做什麼？後來打内戰的時候，北愛和南愛之間手足相殘的戰争，讓葉芝感覺非常心痛，最後打到他家門口，把一個給他修塔的工人給炸死了，所以他隐隐也受到了很真實的威脅，他的人民，塔樓所代表的一切文明，都在分崩離析。而存在的一切，無論是象征也好，空間也好，最終都是枉然的。葉芝曾說有兩個建塔人，一個5世紀前的建塔的士兵正在被遺忘，而我也一樣，但我造的是我心裡的塔樓。我自己的肉身也是在崩塌之中，但我要像塔樓一樣建立起一個孤獨的心，這是受難和孤獨的象征。他還是沒有放棄建塔的運動。對于他來說，塔樓是一個純粹的詩歌形式，也是他本身所緻力于的象征運動的看得見的化身。

葉芝人生中口述的最後一首詩也叫塔樓，即《黑塔樓》，它沒有被收集到詩集裡面去。這首詩影射了愛爾蘭的墓葬傳統，在愛爾蘭神話中，無論是女王還是士兵，都是全副武裝站着埋葬的。葉芝在這首詩中呈現了兩類人，一類是古老黑塔樓中堅決不降的士兵；一類則是一個塔樓裡的背叛者，一個老廚子。葉芝最後提出，作為一個詩人，他的位置是在哪裡：哪怕是将要化成一個隐喻，成為幾乎沒有生命力的塔樓裡的站崗者，但他的位置仍然是和士兵們在一起，而不是和老廚子在一起。這就是葉芝一生的象征建造運動的尾聲。

責任編輯：張喆

校對：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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