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在與景春探讨何為“大丈夫”時，與其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景春認為，能稱得上大丈夫的，必然是張儀、公孫衍這樣的人物。為了強調自己的觀點，景春還反問孟子道：“難不成張儀、公孫衍這樣的人物不配被稱作大丈夫嗎？”

景春之所以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為公孫衍和張儀都具備“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的本事。這兩名大人物若是發起火來，即便是諸侯都要畏懼三分。

面對這種論調，孟子不敢苟同。

他先是指出景春言論中錯誤的地方，随後再向其闡述自己心目中的大丈夫應符合哪些标準。孟子的開場白一針見血，以反問句回擊反問句：“是焉得為大丈夫乎？”這樣的人，也能叫大丈夫嗎？直接否定了景春的觀點。

随後，孟子便開始闡述為什麼公孫衍和張儀并非大丈夫。當然，在評價的過程中，孟子的說辭還是比較幽默的。孟子站在“禮”的角度，假借女子出嫁時母親的叮囑，得出了“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的結論。

在古人的認知中，妻道如臣道。臣子在面對君王時，就像妻子面對丈夫時一樣，應該盡可能地順從。但孟子卻提出，順從也是要講原則的，而這一原則便是公理和正義。倘若君行不義，那麼為人臣子者就應該進行勸谏。相對而言，妻子與丈夫之間亦是如此。

妻子應順從丈夫，但卻不能無條件地順從丈夫。一旦丈夫的言行舉止出現問題，那麼妻子就應幫助丈夫進行改正。那些無條件順從的臣子和妻子，均是太監或小妾之流。隻有這樣的人，才會無條件地順從，單純以順從作為根本和原則。這種無條件的順從，就是沒有原則。

所以，孟子口中的“妾婦之道”，說的并不是婦女之道，而是“小妾之道”，亦可指代“宦官之道”。

孟子對景春的調侃雖然輕松幽默，但道理卻是相當尖銳的。孟子對張儀、公孫衍這樣的人物，可以說是相當鄙夷的。這種盲目的順從，着實難以稱得上是大丈夫。然而，即便孟子對“以順為正”的做法深惡痛疾，可縱觀整個封建史，曆朝曆代還是這樣的臣子居多。

“以順為正”的“原則”一度成為常态，生生不息。到了今時今日，“一夫一妻多妾”制已經退出了曆史舞台，婚姻中已再不存在“妾婦”，但迎合上位者“以順為正”的家夥卻層出不窮。曆史上好不容易出現了包拯、海瑞這樣不“以順為正”的清流，反倒被視作另類。

那麼，在孟子的心目中，究竟怎樣的人才有資格成為大丈夫呢？

這便是名垂千古的那句真理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擁有了潑天富貴之後，依舊能夠保持初衷不忘本心，此為大丈夫；在最窮困的時候不會因此而改變志向，背棄道德操守，此為大丈夫；面對強權壓迫而不折彎，不會屈從于他人的意志，此為大丈夫。

這番道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相當難，所以必須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兜了一個大圈子，最後仍是回到孔門儒學所倡導的根本思想中來。

景春與孟子之間的辯論，究竟哪一方比較在理呢？

那便要看我們對“大丈夫”這三個字的定義究竟是什麼了。倘若按照傳統的儒家思想，大丈夫便是君子，終生秉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理想。倘若從功利的角度來看，男兒必須要成就一番豐功偉業才能稱得上是大丈夫，那麼景春的觀點便十分在理了。兩人辯論的焦點，在于“大丈夫”是否需要符合仁義道德上的原則。

東周時的名家鬼谷子，對“大丈夫”的看法便與景春類似：“小人謀身，君子謀國，大丈夫謀天下。”東漢時的名士太史慈，在論及“大丈夫”時亦有類似的觀點：“大丈夫生于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無法否認景春的觀點是錯誤的。以辯論的層面而言，孟子與景春所探讨的“大丈夫”概念并不相同。孟子所講的是“君子”，而景春說的卻是“有為”。

參考資料：

【《孟子》、《昭明文選》、《中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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