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電視劇《三國》劇照

“樂不思蜀”這個典故，想必大家都應該有所耳聞。蜀漢後主劉禅被俘後在洛陽觐見曹魏的當權者司馬昭。期間，司馬昭故意讓人演出蜀地的舞蹈，并問他“頗思蜀否”，他回答道：“此間樂，不思蜀。”（《三國志•蜀書•後主傳》）由此，“樂不思蜀”便成為了千古笑柄，成為了劉禅昏聩無能的一大證據。除了“樂不思蜀”，和劉禅有關的還有一個成語“扶不起的阿鬥”，更是經常被人們用來形容一些始終無法扶持成才的人。于是，一千多年來，劉禅在人們心目中就成為了庸主的典型，永世不得翻身。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或許，在充滿着詭計與狡詐的三國鬥争形勢與複雜環境之下，低調與裝傻，未必不是一種策略和手段。“樂不思蜀”或許正是一種大智若愚的體現。

（圖）《出師表》

舉一個例子，孔明先生的千古名文《前出師表》大家想必都學過，諸葛亮帶兵外出征戰，對已年滿22歲的劉禅依舊不放心，特派心腹郭攸之、費祎、董允主管朝政，一來輔佐天子，二來其實就是替自己代管朝政。可見，此時孔明對劉禅的從政能力根本不放心，或者說即便放心了，他也不想放權，仍希望朝廷按照自己的預想來運轉，這等于說是架空了劉禅。而在軍權的安排上，孔明以向寵統領宿衛親兵，實際上就是“監管”劉禅，這毫無疑問是權臣擅權的表現。而且在《前出師表》中，孔明對劉禅的口氣和語感，猶如一個嚴父在冷酷地調教不懂事、不聽話的孩子。而劉禅的反應呢？一切按照相父說的來。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同樣是面對強勢的權臣，漢獻帝對曹操是什麼态度，而劉禅對孔明又是什麼态度。

其次，劉禅對諸葛亮治國方略，不僅不拆台，反而默默地做補台工作。諸葛亮發動北伐戰争，劉禅并不同意，但北伐決議一旦形成，劉禅還是全力支持諸葛亮的北伐。可以說，劉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變”的道理，充分領會并嚴格執行了劉備的教導以及對長輩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他維持了領導班子的内部和諧，避免了統治階層的内鬥，這樣最終得實惠的還是國家和百姓。由此可見，劉禅絕對是一個心胸大度的政治家，這豈是昏聩之主所能企及的？

其實，劉禅對孔明并非沒有不滿，隻不過他是時時以大局為重，故而竭力團結孔明，從而保證了蜀漢政權的穩定。孔明死後，中書郎向沖等人奏請後主劉禅為其立廟，但被劉禅拒絕。最後直到景耀六年（263年），劉禅才下诏為孔明立廟，而且還不是在首都成都，而是在沔陽，此時距離孔明去世，已經過去了29年。由此可見，劉禅與孔明之間，不是沒有矛盾。但對比一下為萬曆皇帝辛辛苦苦輔政十年、嘔心瀝血的張居正，死後立即遭到反攻倒算，劉禅雖然沒有做到海納百川，卻輕易不對大臣動刀，而是采取大事化小的态度，這點非常難得。

（圖）樂不思蜀

“樂不思蜀”另有深意

說到“樂不思蜀”，我們先來說說蜀漢的滅亡。當鄧艾率領魏軍兵圍成都時，劉禅心裡很清楚：若是抵抗，将士傷亡一定會很大，而且很可能招緻曹魏屠城，使百姓跟着遭殃。為了保全子民，劉禅在深思熟慮後，決定獻城投降。劉禅投降後，北上到達洛陽，被封為安樂公。雖然這樣一來，劉禅多了一個屈膝降敵的罵名，卻保全了成都乃至蜀漢百姓的性命财産無憂。雖然在蜀漢看來，降敵即是亡國。但在當時蜀漢衰亡已是不可避免之時，能夠保證百姓不受刀兵之苦，無論如何應該算一件好事。換個角度看，劉禅的不戰而降，實乃“全國為上之策”。劉禅此時此刻，以國人現實利益為重，而不是“打腫臉充胖子”。那種為一己私利、不顧将士死活、鼓動百姓賣命的做法，雖然不是沒有人做過，但究竟做得值不值，的确值得商榷(小編雖這麼說，但絕不是主張投降，更不是投降派，越王勾踐卧薪嘗膽複國的故事，韓信為謀大業不懼“胯下之辱”的故事，無不都說明了特殊時期特殊做法的必要性)。

作為亡國之君，不僅自家生命，包括蜀漢官吏、百姓的性命在内都掌握在人家手裡。所以，劉禅必須裝憨賣傻，處處隐藏自己的才能，才能瞞天過海，養晦自保。在劉禅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後，是否也潛藏着過人的狡詐和機智呢？《三國蜀後主劉禅新論》的作者羅開玉和謝輝就認為，劉禅的“樂不思蜀”，實際上是犧牲了自己，但卻保全了一大批降臣的命，這一表演與其父劉備在“煮酒論英雄”中的表現如出一轍。如果時刻想要表現自己、體現自己的能力，他能否逃得過猜忌心重、殺人如麻的司馬氏的屠刀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圖）葉雄三國人物圖譜，劉禅（shàn）（207年－271年），即蜀漢孝懷皇帝，又稱後主。

被後世誤解何其深也

劉禅從登基到降魏，在位共41年，是在三國時期所有國君中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在群雄割據、兵連禍結的戰亂時代，能執政這麼久，沒有相當的才智是不可能做到的。有人把劉禅安穩地做皇帝歸因于諸葛亮的輔佐。其實，孔明早在234年就去世了。他死後，劉禅還做了29年皇帝，這恐怕就不能歸結為諸葛亮的輔佐之功了。

那麼，當時的人們是怎麼評價他的呢？諸葛亮在《與杜微書》中評價劉禅說：“朝廷年方十八，天資仁敏，愛德下士。” 這個“敏”字說明劉禅并非愚蠢之人。《晉書•李密傳》中也記載，李密認為劉禅作為國君，可與春秋首霸齊桓公相比：齊桓公得管仲而成霸業，劉禅得諸葛亮則能與強魏抗衡。

在識人用人問題上，劉禅也顯示了自己的智慧。如魏延造反，卻誣奏楊儀造反。劉禅聽完魏延表奏，馬上提出疑問，說：“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楊儀等衆，何故燒絕棧道？”魏延被殺後，劉禅也沒有對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椁葬之。”鑒于諸葛亮生前權力太重，劉禅廢除丞相，以費祎為尚書令、大将軍，主官政務，以蔣琬為大司馬，主管軍事，兩人的權力相互交叉，相互牽制，但又各有側重。蔣琬死後，劉禅“乃自攝國事”，大權獨攬，徹底解決了蜀漢多年“事無巨細，鹹決于丞相”的政局。

由于曆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在中國傳統曆史觀“成者王侯敗者寇”的氛圍中，人們似乎認為隻有取得一番偉業或者事業不成但精神永存的人才是真英雄。所以似劉禅這樣的人，就不可能得到肯定與贊美。于是乎，“樂不思蜀”的帽子就牢牢地扣在了他的頭上。甚至連他的名字劉禅（Shàn），也時常有人錯誤地讀成Chán，可見其被後世誤解何其深也！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已經能夠透過紛紛擾擾的現象，看到一個真實的劉禅。他的所作所為，或許稱不上是一位大有作為的明君，也算不得是什麼英雄之主，但他絕對不是一個低智無能的昏聩之主。顯然，用我們以往的曆史經驗來評價和概括劉禅的一生，可能是不适當、不準确的。“樂不思蜀”的背後，有一個值得我們每個人去學習的大智慧！

*作者：林森，魚羊秘史特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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