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正式恢複高考，也是唯一一次在冬天舉行的高考。當年有超過570萬人參加考試，19歲的徐兵河是其中一員。彼時，他在湖北大冶市一所小學當民辦教師，在完成教學任務、經常幫學校食堂師傅挑水、做飯的同時，他才能抽出時間準備考試。距離考點有十多裡路，高考那幾天，徐兵河是由一位一同參加高考的老鄉，每天騎自行車帶到考場的，“都是土路，少不了上下坡。”多年後回憶起來，這個場景依然是徐兵河關于高考最深刻的印象之一。

高考後，徐兵河被湖北醫科大學錄取。他見證了中國腫瘤學科的發展曆程，尤其是在他專注的乳腺癌領域，患者的5年生存率已經可以達到90%。

45年後的今天，徐兵河說，他格外珍惜高考的機會。“高考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恢複高考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高考和上大學，給我提供了一個學習的機會，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迹。”

國際知名腫瘤内科和乳腺癌内科治療專家徐兵河。新京報記者 王子誠 攝

新京報：您是哪年參加高考的？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徐兵河：我是1977年，也就是恢複高考的第一年參加（高考）的。那時我19歲，高中畢業剛兩年。高中畢業後我回家鄉，先在林場工作，後來又當起了民辦教師，教小學五年級和初中一年級的數學、物理。我還是班主任，要備課、教學，還要做好班級管理工作，其實任務挺重的，沒有太多閑暇時間。

不僅如此，我們學校食堂那時就隻有一個師傅，年紀也不小了，我又是學校裡比較年輕的老師，一有時間，就去幫着師傅挑水，也跟他學做飯，他教我怎麼切菜不容易切到手，我就是在那個時候學會做飯的。後來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我是留學生中做飯最好的。我剛結婚那會，住在單位宿舍，還有很多同事過來看我是怎麼做飯的。（笑）

知道恢複高考的消息後，我就開始利用業餘時間複習功課。其實挺匆忙的，準備起來也不容易，因為我讀高中的時候，就分為農技班、農機班、會計班等，我是會計班的，語文、數學都挺好，但物理、化學知識相對貧乏，也有點偏科，但這些高考都得考啊，所以還是得準備。

我當時跟一個老鄉一起複習，他的物理成績很好，我語文成績不錯，我們就互相幫助。就這麼準備了一段時間，就去考試了。

新京報：當時高考，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兵河：我所在的小學離考點有十多裡路，我也沒有其他交通工具，那會誰家有輛自行車，就算是個很富裕的家庭了。後來是一位一同參加高考的老鄉，每天騎車把我帶過去。高考那幾天，我早上六點起床，自己帶點幹糧中午吃，下午考完，那位老鄉再把我帶回來。那會基本都是土路，也少不了上下坡，不像現在這麼便利。

新京報：大學生活是怎樣的？怎麼會選擇醫學專業？

徐兵河：我其實一開始想報考工學、軍工相關專業，但後來被湖北醫科大學錄取了。雖然我到現在都不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績，但入學後，負責招生的組長跟我說，我的成績是很好的。

可能因為所學專業不是自己的第一選擇，我大學頭半年的成績并不好，當時就老想着是不是有機會再考一年，能重新選個自己喜歡的專業。當時班裡有25個人，第一個學期的成績出來，我排在中下遊水平。

我骨子裡是個很要強的人，對這個成績并不滿意，就開始用功，也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喜歡上了醫學專業。以至于經常是上了一天的課，在吃晚飯前，我就跟同學一起先在圖書館占個座位，晚上繼續學習。那會除了學習，也沒有太多其他想法。後來，我每門課成績基本都在90分以上，畢業時的平均成績達到了92，當時畢業留校要求平均成績達到85分，我排名第二。

我個人的感覺是，很多人在年輕時，其實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要學什麼專業，不是自己十分喜歡的專業，一樣能學好，在了解的過程中會重新認識。後來我覺得我挺适合學醫的，我挺喜歡接觸人，對患者也比較有同理心，也願意鑽研，什麼事情都要弄個明白，能專注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這些特點都适合學醫。畢竟醫學是個經驗科學，不善于學習和總結，很難做好。

新京報：您之後又如何進入了腫瘤科這一領域？

徐兵河：因為成績不錯，我獲得了留校的機會，在學校附屬醫院工作。那時候，大家都願意選擇到内科、外科這樣的大科室工作，像腫瘤科這樣的小衆科室，幾乎是無人問津，大家都不願意去，那個年代，腫瘤的發病率比現在低，大家把腫瘤幾乎等同于絕症，我們的應對辦法也有限，除了手術和放療，基本就是姑息治療，不像現在方法這麼多，腫瘤科醫生的挫敗感可能比任何一個科室都明顯。

我分到腫瘤科，當時包括手術、化療、放療、婦科腫瘤等，都在我們這個科裡。我第一年在放療組，當時的放療設備還比較簡單。但一提到放射治療，大家對射線也很恐懼，我們醫院的腫瘤科都不在醫院大樓内，而是在醫院大院裡一個角落，兩層樓的房子，就是腫瘤科的“地盤”。這種布局就讓我們覺得，每天上下班都覺得低人一等。

當然現在不可能了，腫瘤的發病率升高的同時，治療效果也越來越好。以乳腺癌為例，現在的5年生存率可以達到90%，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時候即便具備手術條件，也缺乏術後的輔助治療措施。

徐兵河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于住所前留影。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為何一直在走繼續求學之路？

徐兵河：我自己覺得，還是應該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老在武漢待着，視野還是不夠開闊。

當時工作兩年後就可以考研究生，我又成為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臨床型研究生。我一度覺得中國醫學科學院和中國協和醫科大學遙不可及，我在武漢工作時，剛進修回來的同事都說，孫燕教授很厲害，在全國很有影響力。我就想着考考試試吧。

1984年，我考入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内科，以當年第一名的成績，成為孫燕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内腫瘤學界泰鬥）的第一個研究生。很多同行都願意做外科，想拿手術刀，但我覺得，腫瘤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遠處轉移，而内科治療就是為了預防和治療腫瘤遠處轉移，腫瘤内科治療的重要性會越來越大，于是就選擇了内科。

我後來又到國外工作了幾年，1991年-1993年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先後在邁阿密、匹茲堡的科研機構。兩年多的時間裡，我以第一作者的身份發表了5篇科研文章，涵蓋了當時的幾家頂級醫學期刊。我的導師希望我留下來，給我們醫院寫信，希望能夠延長訪問期。但我堅持回國，導師就給了我兩年的往返簽證，希望我想回去時就能回去。

1993年底，我回到國内，好多同行都說我傻，但我沒想那麼多，我就覺得出去是學東西的，東西學到了，就回來，而且國内的環境，也更适合我。我又在1996年-1999年在國内完成了博士階段的學習。

新京報：現在，您也是一名老師。您是一位嚴厲的老師嗎？

徐兵河：我對學生要求不算嚴格，不會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學生，他們自己想做什麼（研究）就做什麼，我一般都是給他們一個方向，然後我們一起讨論他們想法的可行性等。做科研要沉下心來，興趣是最重要的。我覺得做老師的，更多是引導，以啟發式教育為主。他們畢業後願意去國外深造的，我也支持。

新京報：您現在每天的日程是怎麼安排的？

徐兵河：我一般早上先到醫院，到病房看看病人的情況，然後早上八點半開始或出門診，或參加病房和科室查房。門診結束就中午了，我通常是利用午飯的時間，邊吃邊跟學生交流科研問題。

我還主持了很多新藥臨床研究的工作，所以到下午，我得參加藥品臨床試驗相關會議、專家讨論會。在這些安排之外，我還有科室例行科會等許多行政事務，以及大量教學任務、參加病人會診、學術會議、給學生和年輕醫生修改論文、指導他們申報各種科研課題等等。如果是晚上給學生上課，那就得九點多才能結束。總體來說，每天的日程安排還是挺滿的。

新京報：如何看待高考對您人生的意義？

徐兵河：高考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心存感激。

在我上學那個年代，還是很窮的，吃飽都很難。小時候，家裡窮得想吃點幹飯都很難，都是喝很稀的粥，雞蛋、肉更是隻有過年、過生日的時候，才能吃到。除了窮，我們在各方面也都還很落後。我格外珍惜高考的機會，高考和上大學，給我提供了一個學習的機會，也改變了我們這些大學生的人生軌迹，所以大家在大學裡學習都很刻苦，都很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

新京報：對即将參加高考的學生，您有怎樣的寄語？

徐兵河：堅持自己的夢想，願意為夢想付出努力。為夢想而奮鬥，努力就有收獲，奮鬥必有結果。

【人物簡介】

徐兵河，國際知名腫瘤内科和乳腺癌内科治療專家，長期緻力于乳腺癌關鍵技術研究與抗腫瘤新藥研發，在乳腺癌臨床和轉化研究領域取得了諸多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系統性原創成果，解決了個體化診療領域多個難題，建立了個體化診療新方法、新模式和新策略，顯著提高了患者生存率，引領我國乳腺癌實現個體化精準診療的重大轉變。通過從建立臨床試驗平台到牽頭國際和國内多中心臨床試驗和轉化研究，推動了我國抗腫瘤新藥創制及走向國際，他的研究成果寫入多部國内外規範和指南，改變了乳腺癌臨床實踐。

在癌症治療與藥物研究的國際舞台上，徐兵河多次發出讓世界震撼的“中國聲音”。他坐鎮的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内科，也在國内數個版本的醫院和科室排名中位列首位。他改變了乳腺癌臨床實踐。以往，在國際學術界和國際指南的制定陣容中，西方學者一直都是主角，徐兵河則是打破這種局面的“東方來客”，2013年，他成為第一個代表亞洲參加國際晚期乳腺癌共識指南（ABC）制定的專家；他牽頭完成了中國首個獲批上市的治療乳腺癌的小分子靶向藥物、首個CDK4/6抑制劑、首個中歐雙報并批準上市的國産生物類似藥等系列具有代表意義抗腫瘤新藥的臨床試驗。

現在，徐兵河依然奮戰在臨床和科研一線，一早到醫院病房看病人，他還要出門診、帶學生，做臨床研究、參加新藥臨床試驗和其他學術會議，還要給本科生、研究生、進修生上課，經常忙到晚上九點多才能回家。

新京報記者 張秀蘭

校對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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