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物戰?來源：環球網連日來，俄羅斯國防部不斷公布出其從烏克蘭生物實驗室人員處獲取的文件，揭露了美國在烏克蘭近30個生物實驗室中進行的生物武器研究，其中包括“通過候鳥傳播高緻病性禽流感病毒”“能夠從蝙蝠傳播給人類的細菌和病毒等病原體”等多個項目，震驚世界，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全球生物戰?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全球生物戰

來源：環球網

連日來，俄羅斯國防部不斷公布出其從烏克蘭生物實驗室人員處獲取的文件，揭露了美國在烏克蘭近30個生物實驗室中進行的生物武器研究，其中包括“通過候鳥傳播高緻病性禽流感病毒”“能夠從蝙蝠傳播給人類的細菌和病毒等病原體”等多個項目，震驚世界。

事實上，美國在烏克蘭一地進行的生物武器研究僅僅隻是美國生物武器戰略中的冰山一角。近幾十年來，美國國防部以各種名義在全球各地共部署了生物實驗室336餘所，遍布全球二十五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不乏有諸如德特裡克堡實驗室這種儲存并研究埃博拉病毒、炭疽杆菌、布魯氏菌等緻命“特定生物制劑與毒素”的生物武器研究實驗室。可以說美國所進行的一系列生物實驗活動正在将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置于“生化危機”的恐怖陰雲之中。再加上美國多年來行使一票否決權阻撓《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的建立，美國自身世界霸權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因此，未來的世界戰争形态很有可能會從機械化、信息化戰争轉變為生物化戰争。為此，我們必須要對生物戰争這一新的戰争形态以及生物戰争未來潛在的發展趨勢形成清晰的認識，重視和維護我國的生物安全，防範和化解現在可能正在發生以及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生物戰争。

一、生物戰争是未來戰争的新形态

所謂生物戰争，即是指在目前世界各大國核威懾均勢的現實背景下，以高度發展的生物技術手段為依托，以具有高傳播性和緻病緻傷率的生物軍事武器為主要武器，以有限征服、技術壓制等生物戰指導思想為主要作戰思想，以生物恐怖襲擊、靶向基因武器、疫苗攻擊、散布疫情等生物戰手段為主要作戰手段，在微觀的生物領域所展開的一場以奪取“制生權”為核心，以破壞和維護國家生物安全為目的的軍民共同參與的總體性戰争，是一種高度依賴生物技術和生物資源的新型戰争形态。

第一，從生物武器的特點來看，生物武器作為一種戰争工具，具有對易感人群的緻死和失能作用，在動物和人體内繁殖造成的傷害有持續性。相比具有同等殺傷規模能力的核武器、化學武器和常規武器，生物武器的研發和使用成本也相對較低。與此同時，生物武器還兼具突然性和隐蔽性的特點，生物武器所造成的傳染病或中毒在現有的檢測手段下很難同自然發生的流行病進行區分，對于生物武器的實時監測也相對困難。而且很多生物武器并不會即時生效，而是要在施放後經過一定的潛伏期後才開始對人群進行攻擊，因此收集證據十分困難。另外，生物武器的殺傷效果是針對生命而不是物質，因此能夠保證環境建築和城市基礎設施不被破壞，能夠有效的降低占領後的治理成本。生物武器對公衆也會産生巨大的心理影響，可以使敵方産生巨大的精神壓力進而導緻抵抗和戰鬥意志崩潰，能夠實現戰争的低成本和高回報。

第二，從作戰力量構成來看，生物戰争中的作戰力量将不再是陸軍、海軍、空軍這些傳統主力軍種，甚至有可能不再是專業化的軍事人員。未來生物戰争的作戰力量構成很有可能會呈現出全民化甚至是非人化的趨勢。筆者之所以會提出這一觀點是因為雖然生物軍事武器的研發和制造需要依托于高度發展的生物技術手段以及大量專業技術人員的參與。但是生物軍事武器的投放和使用卻并不完全需要專業技術人員的直接參與。在全球化時代各國人口流動如此頻繁的今天，每個人都可能在有意或無意間成為生物軍事武器的攜帶者和傳播者，主動或被動的加入到生物戰争之中。此外，不僅人可以攜帶和傳播生物軍事武器，動物同樣也會成為生物戰争作戰力量中的一員。俄羅斯近日公布的美軍生物武器研究計劃中就不乏利用候鳥、蝙蝠等生物傳播病毒的戰略構想。由此可見，無論是人還是動物在生物戰争這一新型戰争形态中都有可能成為作戰力量之一。

第三，從作戰思想和作戰模式來看，生物戰争将改變傳統熱戰中追求殺傷敵方有生力量、打擊敵方重要戰略設施的作戰模式，改變傳統熱戰中追求武器打擊威力最大化的作戰思想。生物戰争的作戰思想和作戰模式将更加強調如何使敵人暫時性失去作戰能力或者靶向針對敵方特定人群并對其形成精準度極高的有限緻傷和征服。對于生物武器打擊威力的精準性也會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生物戰争也将改變世界各國以國家整體軍事規模和裝備力量衡量各國軍事實力的傳統軍事格局，整體軍事實力相對較弱的國家也有可能憑借一項或幾項生物技術領域的技術優勢實現對于其他國家的生物軍事威懾，從而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目前世界各國建立在核威懾均勢基礎上的國際和平體系，導緻國際秩序的動蕩。

第四，從作戰手段來看，生物戰争的作戰手段将更加多樣化。除了在正面戰場上可以通過使用具有高緻病性、傳播性和易感染性的生物病毒或生化毒氣等直接作戰手段達到迅速瓦解敵方的作戰力量的戰争目的以外，還可以通過隐蔽性相對較強的其他隐性手段，在無聲無息間實現對于敵方戰争能力的降低和瓦解。例如可以通過接種疫苗的方式潛移默化的使敵對方的人民對于某種特定藥物呈現強敏感性，而其他人群則完全不會受到該種藥物的影響，從而就能夠實現對于敵對方人民的控制。再比如可以在營養品中混入某種特定化學成分，在不影響人體正常功能的情況下，在人體内部形成特定化學成分的堆積。一旦發生戰争，就可以通過發射含有另一種單獨攝入對人體無害的特定化學成分的生化武器，使敵對方體内因兩種化學成分的化合反應而生成生物毒素，而己方則不會受到影響。

第五，從作戰疆域和作戰目的來看，生物戰争所追求的不再是制空權、制海權等宏觀層面的疆域控制權，而是将戰略目的轉向了微觀領域的生物體控制權，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制生權”。衆所周知，人是生産力中最活躍也是最能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社會的一切生産生活都離不開現實的人的參與。因此一旦人這一在生産力發展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出現了問題，無疑會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在過去的戰争形态中，作戰雙方對于控制權的争奪主要集中在對于軍事力量和軍事設施的顯性目标的打擊和對于陸域、空域、海域乃至信息空間等宏觀疆域的控制上。但是生物技術的不斷發展已經為人們打開了通過隐性的生物技術手段控制人的身體和思想的“潘多拉魔盒”，利用生物技術閱讀、控制甚至是改變人的思維已經不再是天方夜譚。因此，未來的生物戰争的作戰目的必定将從“基于損傷”轉變為“基于控制”，生物體自身這一微觀疆域将會成為未來生物戰争争奪的主要疆域。

二、爆發生物戰争的危害性

縱觀世界戰争發展史，從古代冷兵器時代的“金汁”到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和日本731部隊為了大規模研發化學和細菌病毒武器進行慘絕人寰的人體活體實驗等，生物武器的使用和研發始終伴随着人類戰争史的發展。國際社會曾把包括病毒細菌和有害微生物運用于軍事領域的戰争定義為細菌戰。而随着20世紀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生物和醫學的進步帶來對抗細菌感染的抗生素發明後，人類已經能夠有效的對抗細菌和細菌戰帶來的危害。因此目前生物戰争的核心武器已經從傳統病菌和毒素，轉變為抗生素無效的病毒武器。而此類生物武器大多具有廣潛伏性強、溯源難度大、攻擊範圍廣、持續影響周期長等特點。在當前世界各主要國家核威懾均勢的國際安全框架下，此類生物武器的出現無疑能為某些國家突破當前國際安全體系，實現對敵對方戰略性目标進行精準打擊提供可能。尤其是随着當前人類生物科學技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基因工程技術不斷叠代更新，依托于高新生物科技研發而成的生物武器較之以往已經顯現出了更大的殺傷性和針對性。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生物武器正在成為最危險、最有能力毀滅人類、并在未來大國競争對抗中最可能通過各種方式被使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發展前景和對人類的威脅正在超越其餘各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甚至正在逐步超越核武器。

也正是基于生物武器潛在的高危險性，1971年由美國、英國、蘇聯等12個國家向第26屆聯大聯合提出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草案，并且于1975年正式生效。直到2019年，世界上已經有182個國家簽署了該公約。生物武器已經被國際法明确無誤地定義為非法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事實卻是，美國始終沒有放棄在生物武器方面的研發。據資料顯示，二戰結束以後，美國曾以收押戰犯為名，從德國和日本引渡了大量科技領域的尖端人才，其中就包括多名在二戰時期為納粹德國和日本“731”部隊研發生物武器的專家。美國德特裡克堡實驗室也曾派遣多名專家赴日本進行交流，從日本獲取了大量日軍在二戰期間進行細菌實驗、人體實驗、毒氣實驗等實驗的數據。時至今日，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生物武器領域進行投資，大力發展各種新型生物武器，且目前仍在以各種名義從事高度危險的新一代生物武器研發的國家。目前美國正在其全球範圍内部署的各種最高級别的生物安全研發中心内執行各種生物武器，尤其是最新的基因編輯病毒相關的生物武器科研項目。一旦這些項目研發過程中出現各種事故，其風險不可預測，而一旦美國開始使用這些生物武器，也将對人類造成不可挽回的毀滅性重創！事實上，近幾十年全球流行的惡性病毒性疫病，包括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非典病毒，以及最新的新型冠狀病毒大多都能溯源到美國生物武器秘密實驗室。可以說，美國在全球範圍内部署生物實驗室并且肆無忌憚地進行生物武器研發的行為已經嚴重威脅到了全人類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時也為未來生物戰争的爆發埋下潛在的禍根。

2020年一直肆虐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從現實層面為我們敲響了警鐘。與核武器和其他化學武器所依托的基礎科學體系和關鍵技術發展已經進入成熟階段，在短時間内不再有具有颠覆性效果的科學技術創新出現的情況不同，目前人類在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和基因工程等生物技術領域的研究尚存在很多空白領域，生物科技仍然處在飛速發展，各種颠覆性創新成果不斷産出的黃金時期。而依托于生物科技的迅猛發展，生物武器的戰争潛力無疑也是在與日激增。再加上生物武器自身具有的前沿性、隐蔽性、擴散性和低成本等特點，勢必會導緻生物武器這種擁有摧毀特定種族和國家并摧毀人類整體能力的武器形态在未來戰争中被廣泛使用。而一旦生物武器的獲取和使用突破某個特定界限，爆發了全世界範圍内的生物戰争，勢必就會導緻人類整個族群的滅亡和全球生态危機的出現。我國作為生物化學武器的受害國，一貫認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目标和原則應當得到遵守和落實，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是我們不主動研發和使用生物武器并不意味着我們就要在生物戰争領域束手待斃。相反的是，我們必須要大力發展生物科學技術，要有反制他國使用生物武器、打赢生物戰争的戰略能力和戰略準備。這也是保障我國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乃至我國國家生物安全的題中應有之義。所以我們一定要正确認識生物戰争這一新型戰争形态的潛在威脅性，樹立起“疫疾就是戰争，病菌就是武器”的國家安全觀念，建立起專業化的戰略性生物戰争防禦體系，築牢我國的生物安全屏障。（作者簡介：高德勝 哈爾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黑龍江省思政名師工作室主持人；丁泓茗 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總體安全觀視域下的生物資源管控與生物安全研究”（20AZD113）的相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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