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約撰稿 金滿樓

說起“中庸之道”，很多人都以為這是無原則的“和稀泥”、一味地做“老好人”、簡單機械的“折中主義”。尤其近代以來，儒學被認為阻礙了中國的進步，所謂“中庸之道”也都在批判範圍之内。那麼，什麼是“中庸”？“中庸之道”真的有那麼不堪嗎？

子思與《中庸》

“中庸之道”來自于《中庸》，《中庸》在“四書”中序列第二。在中國古代，四書五經是形同教科書一樣的存在，其中四書指的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分别由曾子、子思、孔子、孟子撰寫或口述。從師承關系看，孟子自稱子思的學生，子思是曾子的學生，曾子是孔子的學生，四位儒學先哲的傳承關系非常明了。

漢代經學家鄭玄在《三禮目錄》中說：“《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子思是孔子的嫡孫、孔鯉的兒子，他原名孔伋，字子思，出生于魯國。通常認為，子思生于東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終年82歲。由于父親孔鯉早逝，子思早年主要受教于孔子的學生曾子。子思開門立戶後，又通過門人将孔子的思想學說傳給了孟子。由此，子思在儒家學派的傳承中起到了上承曾子、下啟孟子的重要作用，後世将他尊為“述聖”，其學說與孟子并稱為“思孟學派”。

和孔子、孟子不同的是，曆史上關于子思的記載并不多。據《漢書·藝文志》中記載，子思著有《子思子》23篇，但早已散佚。漢宣帝時期，禮學家戴聖将此前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編為《禮記》，子思的《中庸》即為其中的第31篇。

那麼，子思為何要作《中庸》？在孔子後人所編的《孔叢子》中有這樣一個說法：子思16歲時到宋國謀求發展，當時有個叫樂朔的宋國大夫和他談論學問，不料兩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之後，樂朔挾嫌報複，派人前去圍攻子思。所幸宋國國君明白事理，将子思救出險境。事後，子思很感慨地說：“文王困于羑裡，作《周易》；祖君（孔子）屈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于是，他便編撰了《中庸》一書。

子思像。資料圖

宋代以前，學者都認為《中庸》是子思所作。不過宋代以後，也有學者認為《中庸》作者可能不止子思一人，其弟子也有參與，甚至還混入了秦漢之際的儒者雜述。不過，即便如此，也不影響《中庸》在儒家經典體系中的地位。

什麼是“中庸之道”

如果說，曾子的《大學》教的是修身好學之道，那子思的《中庸》教的就是為人處世之道。按《說文解字》的解釋，“中，正也”，“庸，用也”。中庸之道，就是要求凡事中正合理，恰到好處。如朱熹在《四書集注》中解讀的：“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态度立身處世待人，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準則。

事實上，最早提出“中庸”概念的是孔子。在《論語》中，孔子多次提到“中庸”的應用，如子貢曾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說：“師也過，商也不及”。子貢說：“然則師愈與？”孔子說：“過猶不及。”這句話的意思是，孔子認為子張（颛孫師）和子夏（蔔商）都有缺陷，子夏是不夠，子張是太過，但太過了也等于不夠，這就是“過猶不及”。再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這是說質樸和華美要相得益彰，不能隻強調一面。

在孔子看來，“過”和“不及”是事物發展的兩個極端，中庸則主張“執兩用中”，“去其兩端，取其中而用之。”孔子贊成的是大舜處理問題的方法：“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隐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

中庸之道的“中”，是“過”與“不及”的聯結點和分界點，但絕不是簡單的中分點。真正意義上的中庸之道，也絕不是機械的折中主義。事實上，中庸之道的平衡點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而是審時度勢，因時、因地、因人、因物展開适宜的積極調整，這就是所謂的“時中”與“權變”。“權”就像秤錘，它在使用時需要滑動才能保持平衡，這樣才能正确地稱重，是謂“權變”。如古代“男女授受不親”稱為“經”，而“嫂溺援之以手”則屬于“權”，凡事都不能太過刻闆，否則就脫離中庸之道的本意了。

《中庸》的後世影響

《中庸》在開篇中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句話的意思是，上天賦予的謂之人性，遵循人的本性謂之循道，以道修身謂之教化。從《中庸》一書可知，中庸之道不僅是教人立身處世，同時它也内設了目的，那就是“緻中和”。換言之，中庸的目的是“中和”，中是公平，和是合理，隻有達到公平合理，才能和諧、才能平衡。教化的目的，就在于“緻中和”，就是追求公平合理，它是有尺度、有标準、有路徑的。

在治理國家方面，孔子有一句名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舉例而言，秦朝行法家則過猛，老百姓動辄得咎，無以措手腳；漢朝初年行道家黃老之說又過于寬容，不能集中國家力量，這兩個極端都是要避免的。因此，孔子認為，為政的關鍵在于寬猛适中、寬猛相濟，由此達到的良性狀态謂之“中和”。

從先秦以來，《中庸》裡蘊含的思想和智慧一直為人們所重視。尤其在宋代，在儒家代表人物程颢、程頤、朱熹的極力尊崇下，《中庸》最終和《大學》《論語》《孟子》并稱為“四書”。此後，《中庸》正式升格為儒家經典，成為官方指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目，這對于中國古代的教育和道德倫理體系都産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客觀地說，中庸之道的“執兩用中”思想有助于去除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偏激和極端，在社會治理上體現了端莊沉穩、守善持中的博大氣魄和寬廣胸襟。因此，《中庸》之學不但對個人的修為大有幫助，對于整個國家民族乃至全世界都是可以汲取的寶貴的精神财富。

來源： 海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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