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琳·普蘭的故事都寫在臉上了，她看起來滿面風霜，眼角和嘴周布滿了又深又闊的皺紋，講話時脖子上的筋脈顯得非常突出。她有一雙“男人的手”，就像她在小說中反複提到的那樣，這雙手粗糙結實，傷痕累累，每一根手指的指甲都灰掉了。

1993年，她前往阿拉斯加的科迪亞克島，加入了漁船捕魚的行列，在那裡她度過了10年的捕魚生涯。在此之前，她從沒有捕過魚，也不認識捕魚的人。在阿拉斯加，她學會了捕魚，也學會了生吞活剝地吃魚。當一次她嘗到生魚的鹹味血沫時，她問自己，“我在做什麼？我過去不是個都不忍心殺蒼蠅、蚊子的女孩嗎？”慢慢地，像其他漁夫一樣，她對阿拉斯加捕魚生活中的痛苦和粗粝感到上瘾，再難以離去。

這份工作究竟有什麼樂趣呢？在根據這段捕魚故事寫成的小說《在海的盡頭遇見你》中，借由一個漁人之口，卡特琳寫出了召喚着她去捕魚的強烈力量，“（這份工作）缺乏一切，缺覺，缺熱量，也缺愛。直至精疲力竭，直至憎惡這份職業，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再次需要出航，因為除此以外，世界上的一切對你而言平淡無味，讓你無聊得要發瘋。最終，你無法擺脫這碼事，這份沉迷，這種危險，這種瘋狂，沒錯！”

近日，卡特琳·普蘭的小說《在海的盡頭遇見你》由“99讀書人”引入了中文版，普蘭本人也在上海書展開幕之際來到了中國，參與了主題為“旅行的意義”的國際文學周。在一個忽晴忽雨的下午，普蘭與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進行了一場對談，聊起了她的捕魚生活與遊牧人生。她不僅在阿拉斯加捕過魚，還周遊過許多國家，在不同的地方打過許多零工，她曾在香港的酒吧打工，也曾在山上牧羊。有時候，她做工的目的隻是為了在當地待得更久。她說，她的旅行方式不是觀光遊覽，而更像是一場遷徙之中的“生存者”（survival）遊戲。

生存者遊戲需要體力，卡特琳說，她從小就一直喜歡體力勞動，将身體運用起來，甚至努力試探身體的極限，讓她覺得自己是真正在活着。“真正地活着”這一短語也多次出現在小說裡，她寫道：在船上，人們是真實地活着的，而在港口，人們活在虛無之中。“也許是激素飙升的作用，”她在我面前揮起了她的手臂，表示當一個人進行激烈的體力勞動時，“你的腿、你的手和你的心是一個整體。”與她積極的肢體動作相比，她的聲音顯得非常輕柔，很多句子都隻說了個開頭，就戛然而止。

“我在移動的時候，覺得自己也屬于世界的一部分；鳥兒在季節變換的時候遷徙，人類也這樣，他們屬于遊牧民族，過着遊牧民族的生活。因為這種生活一直處于動蕩之中，沒有歸屬之地，也不能固定在任何地點和類别之中，這令生活在現代都市中的人們懼怕，”卡特琳說，然而她自己卻被這種生活深深吸引。至于将這本小說比喻為當代版《白鲸》的評論，她覺得“羞愧”，因為她從來沒有讀過梅爾維爾。

上船：進入微型社會

“我不太喜歡安全，在小的時候，就會去爬電線杆和牆壁，還會從高牆上跳下來，越跳越過瘾，危險是有趣的。”卡特琳·普蘭對界面文化說。上了阿拉斯加的漁船，她覺得自己愛上了這種無法逃脫的不安全感，因為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船是封閉的。就像小說的開頭，一位老手對卡特琳的化身角色——法國姑娘莉莉（這個名字也是船員對卡特琳的簡稱）告誡的，“上船，就好比你嫁給這條船，其間為他幹活。你不再有生活，不再有屬于自己的任何東西。”

“在海上，我們是非常孤獨的。這種孤獨首先是身體上的，因為我們的生命完全是聽憑海浪随波逐流的一種狀态。”卡特琳說，“其次，在海上，周遭都是和我一樣的海員，我們被困在了這個小社會當中，可以說我們成為了環境的囚犯。”

身處于一艘捕魚船裡，在卡特琳看來，如同處于一個密封的微型社會之中。這個微型社會中有一套自行運轉的秩序，也會有它的權力巅峰與社會底層，“那裡總會有一個α和一個Ω（注：α代表領袖、優秀的人，Ω代表被領導、稍差的人），所以你要小心，你不是那個最下面挨打的人。”她說，這種殘酷也深植于人類人性之中。在小說中，法國姑娘莉莉剛被捕魚船接納時，就充當了新來的Ω。她在船上連床鋪都沒有，隻能睡在操舵室的地面上。“誰值班，誰都要跨過我才能通行。”當莉莉與船上的男人說她愛她的“位子”時，他們大笑，把她當做“瘋子”。

作為最新來的Ω，莉莉必須要學會捕魚才能證明自己，而作為新手，她的聲音不夠響亮，動作不夠迅捷，也難免受到老船員的怒罵，她為他們的怒罵感到恐懼和憤怒，“我垂下腦袋。我視線模糊，拿起一條被我剖腹的鳕魚。下唇顫抖着，我瘋狂地吞下它。”但沒過多久，莉莉就忘記了這些，她還是不願意就這樣回到岸上去。“你不再屬于你自己，你也不需要把别人的反應看成是針對你的。”卡特琳講道，“當你完全忘記你自己、隻能想到船的時候，你會學習得更快。”

殺戮：與喂養同時進行

在小說中，莉莉不僅很快學會了捕魚、殺魚，還學會了生吞魚肉、習慣血腥，她的舉動甚至令同船的男人感到驚訝。有一次，莉莉逮住了一隻比目魚，她控制住它的經過，宛如一場艱苦的原始狩獵，“我試着把大個兒的魚拉上一條到桌上。它過大且重。它激烈地掙紮，與我一起滑倒。我沒有放開它。肋骨的疼痛令我氣得要落淚。我們一道跌落在魚的下水裡。我與一條大比目魚的第一次身體接觸，在血與泡沫中抱在一起……我盡全力攥住它，一覽無餘地看着它。它變得虛弱。”

比目魚死了，卡特琳詳細書寫了分解這條魚的過程，“我把一隻手探入它的内耳，這個部位卻閉合了……我拿起一把小刀，刺入它的内耳……我清空我第一條大比目魚的内髒。我洗刷着白色魚肚的内部。”接下來的一段描述，令人尤為印象深刻，她見到了比目魚的心髒，然後将它生吞了下去，“它的心髒被截斷，滑到桌上，還在躍動。我猶豫着。這顆心髒并不決定去死，我吞下它。孤獨之心進入我的體内，熱乎乎的。”

卡特琳說，這是一段真實的經曆，那個場面讓她難忘，“它讓我深深地感覺到有一種慌亂感、罪惡感、不知所措感，但同時又有一種極度的美感。當時我看到這顆活蹦亂跳的心髒，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就直接把它吃了下去，這是我當時唯一想到的辦法。”她不光吃過活蹦亂跳的比目魚之心，還吃過網囊裡的魚白和扇貝卵，她喜歡這些東西的味道，她将後者形容為“琥珀色的珠狀物，散落于我的嘴裡，也似一些透明的果實，滿足我的渴望”。

“殺魚時，我的臉上濺満了血液，我的嘴裡也可以嘗到血液。我的舌頭可以感受到一股鹹鹹的味道。我分不清這到底是海的味道，還是血的味道。我會喝血的，因為我很渴。”她覺得需要在書中體現這種殺戮和血腥的場面，不僅是因為這樣的場面是少見的，還因為這就是自然的運轉規律。“自然就一直在殺戮。在海上我們殺魚，在海底殺戮也一直在發生，魚類們也在互相殘殺，”她講道，“如果你做不好這個，你就不能當一個漁人。我們确實在殺魚，我們也确實在用魚類喂養别人。殺戮和喂養同時進行，這就是人生的真相。有些人生來就需要做‘肮髒的活兒’。不光是殺魚，還有一些人需要為了國家去戰場，雖然他們不想去。” 而這些漁人，卡特琳形容道，就是大海的“雇傭兵”。

上岸：重新變成男人女人

在船上，人們的工作太過艱苦，每天需要工作20個小時，其餘的時間就用來睡覺，所以，不管男人女人，所有的人都一樣地勞作，這個狀态一直持續到船舶入港登岸。“感覺好像是，隻有當船重新入港的時候，我才又一次變成了女人，他們也又一次成為了男人。這一點真的很有趣。”

小說的場景總是在船上與酒吧之間切換：在海裡，他們在船上捕魚；上岸後，他們就在酒吧打發時光、喝酒抽煙，好像再沒有别的家鄉可回，沒有别的地方可去。如此寫是因為，卡特琳表示，這就是漁人的現實，“船上的男人在捕魚時沒有酒精、娛樂和安慰，他們感到很寂寞，而這種寂寞可能會延續他們的一生。他們工作了很多年，單身，也沒有掙到錢；上岸之後沒有地方可去，隻有酒吧可以消遣，那是一個放松冷靜的地方。當你在那裡待夠了，你就會重新想要回到海洋裡去。”卡特琳問道，“這種循環像是一條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永遠沒有盡頭，你可能會問，為什麼他們永遠無法獲得平靜呢？”

漁人的收入不能與他們的艱辛勞作成正比，他們的收入要根據捕到的魚的數量來折算，而問題是，捕到多少魚完全是由老天決定的，“我不知道我捕魚會不會掙到錢，我隻知道我是去工作的，至于能賺多少錢，是我的運氣。”她說，有時不走運，費勁工作了很久，隻能得到一些硬币，上岸後隻能買得起一杯咖啡。在小說裡，莉莉最大的願望就是吃爆米花和冰淇淋，下一個目标就是回到船上。

這些男人和女人沒有家，從一艘船到另一艘船，從科迪亞克到荷蘭港，他們年年周遊在船上和岸邊。這令一些人感到疲倦，就像書中的瑞德所說的，“在哪兒呢，我家？我什麼也沒有。……沒有女人，沒有孩子，沒有房子。我付得起，就睡一間酒店房。哪怕野獸也有一個巢穴。”而卡特琳表示，這是一種浪漫的遊牧生活。她漸漸發現，自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與在陸地、在船上熟識的人一再重逢，“你就像遇到自己的家人一樣，這也會給予你信心，因為你即使遺失了一些人，但你仍然可以在明天、在後天與他相遇。”

在阿拉斯加度過10年後，因為非法捕魚，卡特琳·普蘭被勒令不許捕魚，還被遣返回了法國，但她總是懷念着船上。幾年之後，她成為了一個牧羊人，開始照顧綿羊。隻是在一個人的時候，她仍然想起海上的日子，她覺得放牧和捕獵有些相似，比如說，暴風雨即将來臨的時候，你會發現自己如此孤獨，一無所有，你需要照顧你的羊，确保它們的安全。就像是，你們航行在大海上，而你就是那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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