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焦秉貞作《孔子聖迹圖》之《在陳絕糧》。孔門師徒一行在陳國斷絕了糧食，跟随的人都餓得爬不起來，孔子卻依然講誦詩書、撫琴歌詠。

《論語》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鮮明闡述了君子的名利觀。作為一種主張積極入世的理論，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對名利富貴的追求，但強調這種追求應該遵從仁義道德。并且，儒家認為，名利富貴雖好，但世上還有比名利更有價值的東西，那就是仁義。不回避名利，但将仁義置于名利之上，構成了君子的名利觀。

《論語》倡導安貧樂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禮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觀，強調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觀。兩者互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義、反求諸己、淡泊名利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構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屬性。

君子之于“利”：義以為質

關于儒家的财富觀，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子認為，君子看重的是道義，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對于義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區分開來。小人追求個人利益，也隻追求個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義之上；君子亦會追求個人利益，但會先考慮所得是否合于義，“義以為質”，以義為原則來規範自己的行為。

細讀《論語》各章文本，按照從貧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為三重維度，即安貧樂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禮。三者雖貧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觀上卻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與作為，沒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貧樂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導的一種處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質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達到精神上的滿足。安貧樂道的理念在《論語》各章節随處可見，如開篇《學而》中孔子倡導“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在《述而》中又進一步表明心志，“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在孔子看來，作為一個君子，不應當過多地講究自己的飲食與居處，食不必追求飽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應當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義的事情上面，對于有理想的人來講，即使貧苦也是樂在其中的。

在孔門諸弟子中，最能安貧樂道者非顔回莫屬。《雍也》篇中專門記有孔子對顔回由衷的贊譽，“賢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飲成為後世君子安貧樂道的象征。顔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呢？知徒莫如師，孔子一語中的：“其心三月不違仁。”顔回能夠長時間不違背仁德的原則。所謂安貧樂道，即胸懷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會不斷地有充實之感，就不會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煩擾。

“在陳絕糧”一節更具師徒論道的典型性。孔門師徒一行在陳國斷絕了糧食，跟随的人都餓得爬不起來，于是子路很不高興地來見師父說：“君子也有窮得毫無辦法的時候嗎？”面對子路的抱怨與困惑，孔子點明了困頓之際君子與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在困窘時還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會胡作非為。順境往往不易檢驗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堅守。在困頓時、不得志時還能貧賤不移、不失節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錢穆先生說“仁者之心得自天賦，處常境而疏忽，遭變故而搖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難得之，乃由于輕去之。惟君子能安處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謂之君子”，就是這個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夠做到“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卻“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君子哪怕一頓飯的時間也不會離開仁，即便是在最容易與仁背道而馳的兩種情形——忙亂、颠沛流離中，也是這樣。而小人既不能夠長久地安于窮困，也不能夠長久地處于安樂之中，因為沒有仁德的人長久地處在貧困或安樂之中都會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現在所處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應該做的事。處于富貴的地位，就做富貴應該做的事；處于貧賤的狀況，就安于貧苦；處于邊遠地區，就做在邊遠地區應該做的事；處于患難之中，就做在患難之中應該做的事。君子沒有什麼情況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卻铤而走險妄圖獲得非分的東西。

“君子愛财，取之有道。”在安貧樂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對名利富貴的追求，但強調這種追求應服從仁義道德。

在《裡仁》篇中，孔子闡述了富貴當“取之有道”的鮮明态度。“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貴，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當的手段得到它們，君子不享受。君子當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離“仁”的準則的，便不能稱之為君子。

随後《述而》篇對“取之有道”有進一步的論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意思是說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話，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願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還是做自己所愛好的事。這裡“從吾所好”，就是說要遵循本心，堅守正道，正與安貧樂道相通。

“富而好禮”出自《學而》篇，源于孔門弟子子貢的提問：“貧而無谄，富而無驕，何如？”子貢擅長經商獲利，并在孔氏四門中以“言語”著稱。是時，子貢從自身為人治學經曆出發，認為如果一個人能做到雖貧窮而不巴結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氣淩人，已經很是難能可貴，可以稱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師請教。孔子卻認為，“貧而無谄，富而無驕”固然難得，然而更高的境界當是“貧而樂，富而好禮”。子貢恍然大悟，回應說這就需要進一步修煉，像是對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樣，一遍遍不斷打磨精進，先開料，再糙锉，然後磨光。

朱熹後來注釋說，“常人溺于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現為貧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驕。在此基礎上，貧而無谄、富而無驕，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脫貧富的窒礙。最高的境界當是樂道則忘其貧，好禮則安于處善。因此，安貧樂道與富而好禮具有同一性，相輔相成。

後來，雖然孔子再次強調“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對于“富而好禮”在後文中卻沒有進一步的說明。然而在後世方志、碑銘中，常見士紳之家“富而好禮”之舉：平素對親鄰多有幫助，周濟米糧，恤養孤貧，甚至焚燒親鄰借債的契約，遇有災荒時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會中，常常不吝銀錢積極修橋補路、修繕城牆衙署、設立學校，如此種種不一而足。無論方志還是碑銘的撰寫者多是飽受儒家倫理浸潤的文人士紳，上述義舉本質上體現了儒家“富而好禮”的基本價值導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學而》開篇說“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複行強調“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曉、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惱、憂忿，君子所慮所急者當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裡仁》篇全面闡述了對名譽地位的态度，“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這裡，“位”即職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說不發愁沒有職位，而是發愁沒有任職的本領；不怕沒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曉自己的本領好了。《憲問》等篇再次強調，“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對于名位，儒家強調不要去關注名位本身，而要關注自身是否有本領、德行能配得上這名位。即使别人對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計較埋怨，因為這種情緒是沒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煉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為内求。

對于是否出仕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場，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體觀點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論語》中有不少這樣的例證。蘧伯玉被孔子贊譽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這裡的“懷”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宮适“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進退有度，孔子以兄長之女相許。弟子原思（名憲）問恥，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這是《憲問》篇首章首句，“谷”者祿也，國家政治清明時可以做官領俸祿，政治黑暗時仍然這樣做就是恥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絕出任費宰，“善為我辭焉。如有複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為人孝順、性格正直。當權的魯國貴族季氏聽聞闵子骞的賢名，想請闵子骞出任費宰，以籠絡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為為闵子骞所不齒，闵子骞便婉言拒絕，否則就要逃到齊國去。

蘧伯玉、南宮适、闵子骞的經曆，含有鮮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用我者則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則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誠如前言，君子之道貴在内求。

對于名位，儒家最為推崇贊譽的境界是辭讓天下，為而不有、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讓，孔子贊譽不已：“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最為推崇堯、舜、禹三代聖賢對天下為而不有、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這裡的“不與”，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們何以有天下？正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崇高，才華能力很強，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極其贊歎。不僅如此，他們更以天下之罪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無獨有偶，武王克商後大封于廟，亦言稱“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表明不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為己罪，境界非常高遠。（魏淑民 作者系河南社會科學院曆史與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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