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為古人在日常說話時也滿口“之乎者也”，擔心穿越回去不會說文言文，沒法和古人交流。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古人日常交流用的也是白話文。所謂文言文，是古人寫文章時用的書面語言。

春秋以前，文言文與口語白話文的區别并不大，文言文實際上就是将商周時期的口語簡化後變形而成的。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文言文基本定型，以後的兩千年基本沒有變過。但口語白話文卻一直在變，變化的原因主要是受移民的影響，比如遊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導緻的語言變化。唐朝之後，白話文和文言文分離得更加明顯，人們平時說話和寫文章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那古人為何寫文章的時候不用白話文呢？這樣豈不是更方便讀懂嗎？白話文盡管容易讀懂，但真的不容易寫，因為用字太多。

同等信息含量的内容，如果用白話文，會比文言文多出一倍的文字量。在紙張沒有發明前，古人在青銅器上鑄字、竹簡上刻字、絲帛上寫字，這些書寫材料都十分昂貴，而且書寫過程也很費勁。所以，古人為了省錢省力，寫文章的時候必須惜字如金，文言文這種精簡化的用語就體現了它的優勢。

打個比方，您正在讀的這部書總共十餘萬字，如果用竹簡寫成，需要近三十斤竹簡。如果百萬字的長篇小說用竹簡寫成，大部分人是買不起的。所以，古人用文言文的最初目的是為了省字控制成本。

東漢改進了造紙術，唐宋普及了印刷術。書寫材料便宜了，過程也不那麼費勁了，為啥還用文言文呢？這主要是因為文化傳承的慣性，文言文格式穩定，言簡意赅，有表達優勢。另外，古代的知識分子用文言文還能提高自己的格調——這樣能把自己和普通的“吃瓜群衆”區分開來，通過體現文化的高低差異來獲得優越感。

兩千多年來，使用文言文一直是讀書人的身份象征，直到新文化運動倡導白話文後，文言文的優越感才消失。

宋朝之後，随着民衆閱讀的普及，白話文在書籍文章中的使用數量大大增多。宋代興起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話本”，實際上就是說書藝人表演時使用的底本。這種話本融合了口語和書面語，産生了一種淺近文言體，即白話小說。

此後的暢銷類小說基本都用白話文了，這樣讀起來比較貼近真實生活，而且大家都能讀得懂，四大名著就是此類小說的代表。今天的初中生讀四大名著就容易，但讀純文言體的《史記》就費勁多了。

宋朝之後的白話文和今天差别不大了，基本上都能看懂。史書上記載過一段宋代官府審問一個婦女的對話，這婦女砍傷了自己的丈夫，官府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是你斫傷本夫？實道來，不打你。”和今人說話相比，隻是個别字的用法聽起來有些别扭，但不影響理解整句話的意思。

明朝時朱元璋寫聖旨也多用白話文，因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用白話文方便點。朱元璋有一道聖旨下達抗倭令，要求抵禦海盜，原話是這樣說的：“奉天承運，皇帝诏曰：告訴百姓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家夥來了，殺了再說。欽此。”如此簡單粗暴的白話文，今天的小孩子也能聽懂，毫無違和感。

到了清朝，白話文和今天基本無異。性情中人的雍正皇帝，給大臣寫朱批的時候就時常冒出兩句白話文，用這樣的方式拉近與大臣的情感。

比如：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他甚至還給大臣寫過“你好麼？”這樣今人常用的口語。盡管古人講話也用白話文，但并不代表你穿越回去就能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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