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場意外，母親臉上留下一道相伴終生的疤痕。這改變了她的性格，她開始留圓寸、穿男裝、熱衷打架，拼命淡化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18歲，為争取婚姻的自由，她決定從大山出逃，奔向自己的美麗人生。

我的媽媽不漂亮。塌鼻梁、薄嘴唇，淡赭石色的疤痕不均勻地爬滿了她的臉，一條蜈蚣似的傷疤将她的左眼扯成三角形。她常年留圓寸、穿男裝，我們走在一起，路邊那些陌生的眼睛裡寫滿憐憫和嫌棄。

她才不會因為這些哭哭唧唧，見人就說笑，哪怕她不喜歡對方。别人有困難，她能幫就幫一把。

小時候村裡放集體電影，她最愛看霍元甲、黃飛鴻，想成為俠女。她在左手上文了一把劍，覺得帥氣。家裡的洗漱台上從來沒有胭脂水粉，隻有幾塊錢一瓶的雅霜。她把我也當男孩養，送我去武校習武。我讀小學三年級，偷偷塗指甲油，她發現後，沒完沒了地罵我。

我上了大學，學會了化妝。2017年春節，我當着她的面塗粉底，她卻笑得開心：“你這才像女孩樣兒嘛，女孩就是應該把自己收拾幹淨，好好學學怎麼打扮自己。”

我反問她：“嘁，那你怎麼除了喝酒就是抽煙，從來隻穿男人衣服？”

她一下子緊張了，“大人是大人，小孩是小孩。我……我不喜歡這些花裡胡哨的。”我才隐約意識到，她扮成男人的樣子，是怕臉上的疤過分突兀。

她從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樣。小學時，男生都喊她“疤子臉”，弄煩了她，她沖過去把男生按在地上打。常常有家長找上門來，惹得外公也不喜歡這個女兒，“她簡直是個掃把星。”

媽媽有兩個姐姐和兩個哥哥，1976年，她出生在湖北恩施的貧困山區。那裡的冬天很冷，得用鐵盆燒木柴取暖。6歲的大姨抱着還是嬰兒的媽媽，坐在火盆前，沒抱穩，媽媽掉進火盆裡，正好燒着了臉。

正在劈柴的外婆聽到哭聲，跑進房間，心疼地抱起媽媽，大姨也不知所措地哭了起來。方圓幾十裡沒有醫院，當地人生病基本靠熬。外婆用浸了涼水的毛巾蓋住媽媽的臉，又按土方子切了生姜片塗抹，命保住了，疤痕卻要跟媽媽一輩子。

外公覺得女孩用不着讀太多書，媽媽念完小學就幫着家裡幹農活，劈柴、翻土，利索得很。村裡孩子的生活軌迹都差不多，男孩成年後去沿海城市打工，女孩過了15歲就結婚生子。大人們以為嫁了閨女就能過上好日子，仿佛婚姻是扶貧辦。

給媽媽說媒的人也有，她都不同意。18歲那年，媒婆給她介紹了一個瘦弱的男人，鼻子上架着厚重的眼鏡，說話很斯文。外公外婆着急，替她應了這門婚事，收下了聘禮，一塊還算精緻的手表。

媽媽不喜歡這樣的男人，當着媒婆的面，站在屋門口的洋槐樹跟前啐了幾口唾沫，心裡作了逃跑的打算。

她想出去賺錢。她寫信給遠在湖南衡陽的大姨婆，拜托大姨婆安排了一份工廠的工作。又偷拿了手表，去鎮上的當鋪換了70塊錢。一天夜裡，趁着家人熟睡，她打包好衣物，帶着幾個油餅出發了。

逃離大山的路，她走了三天，激動的心情卻絲毫未減。

1995年春節前夕，媽媽從衡陽回恩施老家過年，那時候交通不便利，得轉好幾趟車，再走幾天山路。

媽媽趕到縣裡，已是傍晚，她拿着地圖，闖進一家飯館，扯着嗓門問路。埋頭吃飯的工人來了興緻，你一言我一語，媽媽反倒一頭霧水。

體型魁梧的工頭邀請她：“你跟我們擠一趟車吧，這車是我兄弟的，9塊錢一人。”媽媽沒接話，笑了笑轉身離開了。工人們吃完飯，帶着醉意塞進門口的面包車。有人發現媽媽還杵在路邊，她紅着臉，支吾半天才承認沒錢回家。工頭好心，替她出了路費，讓她上車。

到了鎮上，工頭邀請工人和媽媽留下來過年。正月初三，他給媽媽拿了一些錢，送她去汽車站。可那趟車好久都不來，媽媽眉頭一皺，幹脆不等了。其實媽媽根本不願意回到山裡，她無意聽到工頭說，年後廣東的磚廠有個新項目，想跟着去打工。

到了磚廠，媽媽被安排去切割磚塊，一不留神被切割機傷到手，縫了好幾針，又是工頭替她墊的錢。工頭說：“你這手也沒辦法幹活，你跟我在一起，我養你。”工頭勤快、愛幫助别人，偶爾穿西服還挺體面，媽媽早已芳心暗許。19歲的媽媽嫁給了28歲的工頭，一年後有了我。

到了我該上幼兒園的年紀，爸爸帶着我們回老家，說要建一個屬于我們一家三口的房子。可預算超支，他們商量好，爸爸再去廣州打工掙些錢，媽媽帶着我和奶奶住一起。

圖 | 奶奶家的房子

爸爸雖然按時彙錢，但每次給的都不多。我和媽媽吃不起米飯，頓頓都是土豆。媽媽勤快，村裡有誰家裡需要幫手，她就去地裡學着幹活。她向村裡申請了土地，自己種上了玉米，還借了奶奶的豬圈養豬。

我上了小學，爸爸從外地回來了，我們搬進了新建的房子，媽媽用賣玉米攢下的錢，買了一個彩屏電視。可沒住多久，爸爸又帶着我們去縣裡租房子，說是為了我去更好的學校念書。好幾次我問媽媽什麼時候能回去，她沉默許久。

“你爸是個賭鬼，等你長大了，不要把錢給他。”直到我上初中，媽媽這樣說時，我還以為她在說氣話。

兒時記憶裡，爸爸的樣子很模糊。他每天淩晨5點出門做搬運工，很晚才灰頭土臉地回來，帶了好吃的就把我叫醒。在我心裡，他是個好父親。我回了房間，爸媽就壓低聲音争吵。我隐約能聽到“狐朋狗友”、“欠錢”這樣的字眼，卻沒有在意。

我跑去問爸爸，“爸爸不是那種人，你别聽你媽瞎說。”我相信了他。

2012年的一個周末，爸爸跟車去隔壁縣搬水泥，隔夜才回家。我平時住校，難得在家，媽媽給我做了特制的拌面，吃的正香，幾個陌生男人闖開了家門。

“你是孫強的老婆麼？”一個50歲出頭的壯漢倚門口，面露不善。

“你們有什麼事？他去外地幹活了，有啥事等他回來再說吧。”媽媽走過去，想攔住這群人，緊張地捏緊雙手。

“他欠我們點錢，我們找不到他。”壯漢探着身子往屋裡掃了一眼，“我看你家電視不錯，我們先搬走。”

“誰欠你錢你找誰，這電視機我買的，跟他一點關系也沒有。”媽媽吼道，想把門帶上，另一個中年男人用腿抵住了門。

“嗬，你這人不僅長得醜，脾氣也差，果然跟孫胖子是絕配。今天我還一定得搬了，我不僅搬電視，我連你們沙發、床頭櫃、茶幾都搬了。”

媽媽在門内側站着，喊我拿來菜刀，“今天誰敢踏進來半步，我就捅誰。”說罷往木門上砸了一刀。他們見媽媽要動真格，悻悻離開。媽媽還站在原地，咬牙切齒。

這時候我才明白，爸爸的确在賭博，那個沒住多久的房子，是為了抵債才賣了出去。我不知道爸爸到底欠了多少錢，但是有人曾告訴媽媽，“你還是管管你家胖子，那天晚上他輸了一輛小轎車的錢，我都舍不得這麼玩。”

“随他吧，我無所謂。”爸爸從來不承認自己的過錯，媽媽早已心灰意冷。

爸爸做搬運，工錢可以日結，一天能掙五六百。他領了錢就去打牌，我的學費從沒按時交過。高二，我念了美術班，集訓費要三萬。他告訴我，“你有夢想是好事，我不管是砸鍋賣鐵還是乞讨都支持你。”

爸爸穿着沾滿水泥灰的破爛外套，站在校長辦公室，讨好地笑着，求校長分期補交。那一刻，我既心疼又難過，打心底承認他是個好父親。可回家後，他又開始混迹于各個麻将館，把學費忘得一幹二淨。

家裡借過錢的親戚，已經不願意再向這個無底洞裡伸手了。我找媽媽哭，她聯系了西安的一個工廠，決定去替我掙學費。

媽媽沒什麼文化，洗車、噴漆、做模具，她都能幹。頭幾年在豆腐廠工作，老闆說廠裡的豆花、豆漿對員工免費。她為了省錢，每天把甜豆漿當水喝。她喜歡抽煙、喝酒，不注意控制飲食，後來，被檢查出患上糖尿病。

她到了西安沒多久，酮症酸中毒被送進了醫院搶救。我在學校知道這件事時，她已經昏迷了好幾天。我在電話裡質問爸爸：“你難道不過去嗎？”他卻說：“你集訓的錢不能動，醫院會管她的，給她接回來病情嚴重了，咱們花不起那個錢。”

指望不上爸爸，我自己去了西安。趕到醫院時，媽媽剛清醒過來，她坐在病床邊，直愣愣地看着前方。見我來了，眼淚不停往下掉。她抱着我哭，“還好有你啊。”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她軟弱的樣子。

2015年，我考上了東北的一所大學，媽媽也決定離開這個家。我讓她和我一起去東北，“那邊冬天太冷了，我這種幹體力活的會很吃虧。”她想去一個暖和的地方，再也不回去了。

媽媽的新家，在中山新鄉鎮一條破爛不堪的胡同裡。她住在4樓的一個小房間裡，月租100塊。我們常常視頻，她的身後是到處亂扔的衣服和碗筷。上了大學，我利用課餘時間打工，很少回家。2017年冬天的寒假，我決定過去陪她。

走進那條閉塞昏暗的胡同，空氣裡夾雜着魚腥和雞禽的臭味，那棟樓裡住的大都是外鄉的農村人，他們在附近的工業園打工。為了讓我住得舒服，媽媽提前把屋子打掃得很幹淨，可屋裡的空氣還是不如走廊流通。我逼她換到對門稍微大點兒的屋子，房租漲到300，她心疼了很久。

那兩個月裡，媽媽一直在換工作。

我陪她去過一次工業園，她挨家詢問，還招不招人。一個40歲出頭的男人站在鋼廠門口，掃了她一眼，半天擠出來兩個字：“還招。”她早就習慣了這種眼神，高興地跟着對方進了廠裡。

她每天早上6點出門，至少在工廠待12個小時。工廠裡的小領導脾氣差，總欺負新人，她看不下去，本來自己就是個不受待見的外地人，還替人家打抱不平，丢了工作。

剛換了新工作，身體又撐不住了。她仍然天天喝酒、吸煙。正常人空腹血糖最高才6.1毫摩爾/升，她長年27-29。為了省錢，她買最便宜的胰島素，一天隻打一次，針管上的一次性針頭也舍不得換。那段時間，她頭疼得起不來床，工廠打來電話，讓她别去了。

反複如此，這幾年，她基本存不到錢。找不到工廠的活，她就領一些手工零活回家。沒錢的時候，她買一顆大白菜，分幾次來炒，再油炸茶葉摻一鍋水，當成湯來喝。實在過不下去了，才找我借一兩百。

爸爸打電話給她，從來沒有打通過，隻能向我抱怨，“她賺不到錢就回來嘛。”我也勸她回去，但一提到爸爸，她就來氣，“我這輩子都不可能再和他生活在一起。”我隻好由着她去。

今年6月，媽媽的病越來越嚴重了，身上各處生暗紫色的潰瘍。我和她視頻聊天，見她整張臉都腫着，額頭上長了兩個流膿的包。她和我開玩笑：“頭上長包，真是壞透頂了。”我歇斯底裡地吼她，讓她回家，她照樣任性地轉移話題。

我剛畢業，工作是自由插畫師，剛起步，一個月隻能掙2000多。我除了日常開銷，還大學朋友借的學費，隻能偶爾給媽媽打一點錢。後來，我找到一個理由哄她：“明年我帶男朋友回家過年，你回家收拾下家裡吧。”

賭鬼爸爸從來不做家務。廚房裡積滿了灰塵，水池裡的鍋碗存了4年，食物殘渣已腐爛成黑色。床單沒有更換，積滿了皮屑。滿屋子都是髒衣服，還藏着幾個高血壓藥瓶子。

“我總不能帶我男朋友回一個垃圾場吧？”媽媽這才猶豫地答應了：“那好吧，但也能過年前回去。”

我以為，我們一家人終于能一起過年了。

8月16日，我和男朋友打算早睡，周六去爬山。大姨給我打了5個電話，我才接起來。

“你最近跟你媽聯系沒有啊？”

我沒有聽出大姨聲音的異樣，“在聯系啊，怎麼了？”

“你大舅說你媽已經死了嘞。”

腦袋裡隻剩下“嗡”的聲音。我又接到爸爸的電話，他反複問我是不是真的，我沒有回答。

之後兩天，我一直在打手遊。家裡催我回去，我挂了電話，繼續打遊戲。我想起媽媽剛到中山幾個月，外公病逝，她說沒錢回去。2017年的寒假，我在她手機裡看到了一個單獨的相冊，裡面隻有一張外公的照片，是我發給她的，她特意調成了黑白色。我們都不願意回去面對現實。

爸爸去當地派出所接媽媽回家，我還是極不情願地買了18号晚上七點多的火車票。第三天，我剛到恩施，爸爸打來電話：“你趕緊來中山，法醫要驗你的血，要證明你媽是你媽。”

這句話讓我更加煩躁。我轉機到中山，爸爸騎着媽媽生前的破電動車，帶我去派出所。很久沒見他了，他的大肚子消了一些，眼眶是紅的。一會兒走神，一會兒笑：“看看我姑娘長成啥樣了？”

派出所裡悶熱得讓人無法呼吸。汗水浸濕了爸爸的廉價短袖，藍色的塑料拖鞋上積滿了灰塵，常年搬水泥，他的腳上都是水泥殼子和傷疤。他像當年在校長辦公室一樣，低聲下氣地詢問面前的年輕警察，對方頭也不擡。

我被領到一個密閉的房間裡，采集了手指信息，拍了照片。直到9月12日，警察同意簽字火化，媽媽才被帶回了家。我原以為，爸爸對媽媽一點感情都沒有，會放棄認領。為了這件事，他難得一個月沒有碰麻将桌。

我沒有見到媽媽最後的樣子，她去世前的情況，我隻能從别人的言語中拼湊。

8月16日，媽媽的鄰居聞到了腐爛的臭味，報了警。好幾家人都搬走了，那些漂泊在外的人，離開了原本就不像家的胡同。

爸爸去過她的房間收拾遺物。被窩裡爬滿了蛆蟲，他說從來沒有聞過這麼臭的味道。桌上有幾瓶止痛藥、用過的針管和幾張門診輸液單，日期是近兩個月。電飯鍋裡的米飯已經發硬，旁邊放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裝着薏米、紅豆、八寶粥。這些粗糧，是我前不久讓她買的。她還用玻璃罐泡了藥酒，她說能治糖尿病。

圖 | 母親的輸液單

法醫推斷她的死亡時間是8月11日。那天上午，她給爸爸打了電話，語氣溫和，她第一次開口向爸爸要錢，“孫胖子，你給我打點錢，我買藥啊。那個家裡的外債你以後得還啊，行嗎？”爸爸借機勸她回家，她說：“等我的包好了，再回去。”

爸爸給我轉了800元，讓我轉到媽媽的銀行卡。“你媽同意回來了。”“你們倆又可以吵架了。”爸爸憨憨地笑，說要給家裡安WiFi，因為媽媽喜歡上網。

我給媽媽轉賬後，發QQ消息給她，她沒有回複。那段時間，她總是回複得不積極，也不願意和我視頻。我以為她在玩遊戲，沒有放在心上。我沒有察覺到一絲不對勁，半個月前，她還在關心我養的小貓。

她的最後一個電話打給了大舅。大舅勸她回家，她說：“大哥，我這包遲遲不好，我閨女帶她男朋友回去，我怕給她丢人。”

她之前答應過我，熬不住了要給我打電話。她一定是打算下一個打給我，可是在收到轉賬之前，手機欠費停機了。我應該打給她的。

追悼會定在9月15日。酒席上，農婦們在喜笑顔開地話家常。我拿着一個白色的棍子，跪在靈柩旁，迎接前來悼念的小輩。媽媽才43歲，隻有幾個面生的小孩過來拜她。媽媽的娘家人來了，泣不成聲，我才敢承認，媽媽真的走了。

從出生到死，她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從來無足輕重。但她一直倔強，想證明自己活過。

媽媽沒有一張像樣的照片，遺照是掃描身份證來的，一堆馬賽克，看不清她臉上的疤。

＊文中人物為化名。

- END -

撰文 | 孫慶林

編輯 | 成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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