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爾泰的再傳弟子、狄爾泰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爾諾（Otto Friedrich Bollnow）在其研究狄爾泰的專著《狄爾泰哲學引論》（1936）中，将其刻畫為一個生活哲學家和生活诠釋學家。此書在某種程度上奠定了狄爾泰哲學研究的範式。由海德格爾發端、伽達默爾進一步完善的哲學诠釋學也尊稱狄爾泰為其思想來源。傳統的诠釋學理論首先強調文本闡釋，但狄爾泰擴展了诠釋的範圍。不僅僅文本可以被稱為理解的對象，毋甯說，理解面向一切生活表達。進一步而言，在狄爾泰那裡，诠釋學的主要功能是為精神科學奠基确定方法論。值得指出的是，狄爾泰對精神科學的建構有兩條不同的進路：心理學進路和诠釋學進路。狄爾泰的學生如米施（Georg Misch）和格羅圖伊森（Bernhard Groethuysen）認為，狄爾泰的晚期思想發生了“诠釋學轉向”，亦即從心理學進路轉向了诠釋學進路。這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對狄爾泰哲學的劃分和認識框架。

　　心理學進路的立論根據在于，盡管精神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曆史中的人，但其根基在于個體的心理活動和精神狀态。當然，這不是一種說明心理學（erkl?覿rende Psychologie），而是描述心理學（beschreibende Psychologie）。說明心理學基于自然科學式的說明方法，其主要方法是分析和綜合。盡管它将心靈生活理解為一個整體，但是這個整體是一個複合而成的整體，是根據個别的心理事實和行為模式所重組而構成的整體。狄爾泰顯然反對這種意義上的整體，他認為心理活動本身就是一個源始的整體，亦即作為整體關聯的體驗（Erlebnis）。描述心理學的基本對象是作為體驗整體的生活，其方法則是對生活的自身沉思（Selbstbesinnung）。描述心理學同時也是一種理解心理學（verstehende Psychologie），亦即在其結構關聯中，根據生活整體來理解生活之體驗。在這個意義上，心理學是诠釋學的基礎。

　　晚期狄爾泰的“诠釋學進路”拓寬了早期的心理學進路。其核心問題是，理解究竟是如何可能的？或者說，如何保證理解的客觀性？這個問題落實到對他者的理解上就更加突出：我們如何理解他人？早期的心理學進路隻能借助于某種“類比推理”。我們對他人的理解，是以我們自己的體驗為基礎的。他人是另一個“自己”，于是對他人的理解是通過對“自身理解”的類比而實現的，其基本方式是移情。問題是，情緒性理解固然可以通過移情，但認知性理解是否可以僅僅借助這種“類比推理”？此外，類比推理預設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結構是相同的，這在很大程度上當然是對的，但不是完全說得通。例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有些方面就無法通過類比而得到理解。總而言之，心理學進路将理解限定于純粹心理上的理解，是對理解的某種狹隘化。

　　晚期狄爾泰的诠釋學進路為這一問題提供了另一套答案。在那裡，體驗和理解的交互作用被拓展成為一個三重結構，即體驗、表達和理解之關聯。在這裡，“表達”的引入是關鍵。表達是體驗的外化和客觀化，而它又構成了含義的載體、理解的對象。而且，表達作為體驗和理解的中介是不可或缺的。狄爾泰認為，體驗本身是不可理解的，隻有借助于表達，我們才能理解體驗。也就是說，對體驗的理解就是對體驗之表達的理解，一切理解都是表達之理解。如果說體驗尚且是主觀的，那麼“表達”作為體驗的客觀化，已經具備了某種主體間性乃至客觀性。在這個意義上，借助于表達，狄爾泰保證了理解的客觀性。

　　“表達”之精神世界，既不是純主觀的心靈世界，也不是自然界中的外在對象，而是人所創造的産物。表達有不同的種類，狄爾泰大緻區分了三種不同的表達：行動、理論和體驗之表達。作為概念、命題、理論的表達是純粹客觀的，如數學公理不依時間、地點而變化；作為行動的表達是完全處境化的，它依賴于具體的處境。狄爾泰最為重視的是體驗之表達：它既不是完全客觀的，也不是完全處境化的，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它既有一定的處境特征，但又超越了具體處境，獲得了某種相對的恒定性。例如，一件藝術作品，它是由藝術家所創作的，但一旦被創作，它就脫離了具體的創作活動，而獲得了相對的恒定性，作為某個固定物而成為後來反複闡釋的對象。所以，我們往往說，“我們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它的作品”。一個作品，一旦創作而成，就脫離了作者及其精神活動。而我們一方面能夠比作者更好地掌握其背景前提，因為這些背景知識有時候是潛移默化的，不為作者本人所知；另一方面，作者想表達的東西和在它的表達物中所呈現的東西往往不是一回事，偉大的作品具有無限的闡釋空間，而這就意味着，我們能夠從中解讀出超越作者意圖的東西。

　　正是在這裡，狄爾泰引入了客觀精神的概念。客觀精神是一種表達，但它不是個别的生活表達，而是多重表達的交織狀态和其中所包含的整體關聯。簡而言之，這是一種文化氛圍，或文化性—語言性實體。“客觀精神”一詞，源于黑格爾，但其較之黑格爾的使用有更廣泛的含義，它不僅僅包括法律、道德、倫理、國家，也包括黑格爾賦予絕對精神的東西，如藝術、宗教和哲學。黑格爾的客觀精神圍繞着理性自身運動，而狄爾泰則認為客觀精神的出發點是生活，因而它也包括非理性的要素。一切持續的基于共同生活的精神創造物、精神在社會産物中的持續的客觀化構成了客觀精神。在這個意義上，客觀精神作為曆史性—社會性的生活進程的表達，構成了精神科學的對象。

　　一方面，客觀精神作為某種曆史性表達，不具備永恒真理的特征。也就是說，客觀精神相伴着曆史意識的崛起，它是曆史性的、偶然的、相對的，取決于其特定的關聯。但另一方面，它在某種程度之内又具有普遍有效性。可以看到，通過對客觀精神的引入，狄爾泰表明了，精神科學的對象不隻是個體，也可以是普遍者、普遍結構。例如，我們要理解一件藝術作品，除了要移情到作者的精神世界中進行再體驗以外，還要理解藝術作品所創作的時代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說，精神科學家不得不面對普遍者，得出普遍命題。可以看到，個體對于外部的文化、社會、宗教條件是無法支配的，而後者卻對于個體有着極大的影響。這意味着，客觀精神總是體現在某種主觀表達之上，同時又有某種超越主體的特征，處于主體的控制能力之外。

　　通過對“表達”和“客觀精神”的引入，狄爾泰提供了關于理解他人的另一種答案，即通過客觀精神之中介。我們所出生于其中并嵌入其中的文化背景構成了我們的意義視域，即我們的“前理解”。這種“前理解”使得我們對個别的生活表達的理解成為可能。通過诠釋學進路，狄爾泰克服了心理學進路中“類比推理”的局限和問題，從而為理解的客觀性提供了另一種答案。

王宏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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