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運河的開通，南北兩端都是利用的自然河流和舊渠道，唯有中間山東省濟甯至臨清400裡河段是人工開挖的，其對于京杭運河全程貫通具有關鍵的意義。今天有必要了解的是：元代運河究竟是如何開通的？是誰規劃設計的？

筆者見到不少論作都說：“郭守敬是京航大運河的總設計師” 、“是京航大運河之父”。“京航大運河線路的真正設計或規劃者便是郭守敬。通過對隋唐大運河的截彎取直，京杭之間縮短行程近800公裡，初步奠定了元代迄今京杭大運河的走向和格局”等。

這裡的問題是：元代京航大運河是由一人規劃設計的嗎？有一個“總設計師”嗎？對此筆者的看法是否定的。

元代京航大運河的貫通，最關鍵的是山東段。在山東西部因有泰兖丘陵餘脈橫亘，處于南北運程的最高勢位上（其“水脊”在汶上縣南旺），因而使南北兩端之水都不能通達。然而自古以來在山東的泰萊、魯兗地區就分布着大量泉水，它們彙流成汶、泗、洸、府、沂、白馬河等諸水，被稱為“泉河之鄉”。諸水由東向西注入濟甯至東平一帶高地之後順勢向南北分流，就将南北水系連在一起。這種特殊的地勢和豐富的水源，成為山東運河貫通的客觀條件。

實際上元代山東運河的開通并不是由一次規劃實施的，而是因不同時期的需要分别多次開挖而成的，有其曆史的過程，并不是成于一時一人之功。

早在蒙古人統一中國之前，為了向南輸送軍需物質以支援對南宋的戰争，于元獻宗七年(1257年) ，即着手疏通自山東南部向南通江蘇的水路。為此，時任濟州副官的畢輔國(泰安人) 在東平路行軍萬戶、行政長官嚴實之子嚴忠濟等支持下，主持在甯陽堽城築壩，遏汶水南流入洸河，至任城合泗水（府河），再南流至魯橋入泗水等，即開通了由汶河入洸河南通泗淮的運道。對于這段運道的開通在元•李惟明《改作東大閘記》中有清楚的記載：“國初歲丁巳，濟倅奉符畢輔國請于嚴東平（名實），始于汶水之陰、堽城之左作一鬥門，遏汶水入洸至任城，益泗漕以饷宿蕲戍邊之衆，且以溉濟、兖間田。汶由南入泗、淮之派。”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之後，為了加強對南方各省的政治經濟統治，尤其是将江南各省的稅糧、物貢等運到大都，特别需要創建一條南北的通道。在其開始主要靠海上運輸，但海運的風險和損耗量很大，漕糧每年春夏二運上百萬石，往往至京師的隻有八九十萬石。因此極力探索開通内河運輸的渠道。起初，“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禦河，以達于京。”但此路水陸轉輸迂曲，勞費不赀，因此元世祖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谕決“穿濟州漕渠”，改運道于山東。

實際上在濟州漕渠開挖之前，就有元朝将領、河西黨項貴族、尚膳院院事來阿八赤（又作阿八失）在濟州先開了一條人工河。至元十四年其下屬機構尚珍署來濟州實施屯田，為了轉運“濟甯等處田土子粒”的需要，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開挖了一條運河。當時“發兵萬人開運河，阿八赤往來督視，寒暑不辍。”這條河道起止于何處，流經哪裡，并無曆史記載，但可大體确認就在濟州之北的南旺至安民山一帶。——宋金之時，梁山泊大部水域涸為圹原，當時政府就開始遣調軍民到此實施屯田墾荒。可想而知，元初阿八赤下屬的屯田、開河也是在安民山至南旺的梁山泊涸區一帶，并自此由大清河北出。

至元十九年元世祖命兵部尚書奧魯赤（又作李奧魯赤）主持開挖濟州河，經過戡察，就利用了這條現成的河道，并對其進行了延展，向南與任城的洸河相接，至魯橋通泗河。所以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到至元二十年就将新河挖成。濟州河開挖所占用的土地就包括阿八失屯田之地。 “阿八失所開河，經濟州，而其地又有一河，傍有民田，開之甚便。……若開此河，阿八失所管一方屯田，宜移之他處，不阻水勢。世祖令移之。”

濟州河從任城向西至耐勞坡（今任城區安居）北行，經長溝、汶上縣的南旺、開河、袁口入須城縣，至安民山（今屬梁山縣）之南，全長約200裡。安民山南是古濟水與汶水會合之處，向北即名大清河。此渠開通之後，江南漕船從長江入淮河，先後溯淮河、黃河、泗河北上，通過濟州河，至安民山入大清河，直達利津入海，然後浮海到達天津直沽。從而開通了一條從江南至利津兩千多裡的内河航道，這為整個京杭大運河的開通奠定了基礎。

濟州河作為元運河的前期工程，對于整個京航大運河的貫通具有決定性意義。然而這條河的開通究竟與郭守敬有多大關系呢？

據曆史記載，郭守敬(1231—1316) ，河北邢台人，是元代著名科學家、發明家，其在天文曆法、水利、地理、數算等多方面都有傑出的成就。元初，他以對河北省的河流治理和甯夏地區水利建設（灌溉系統恢複）的卓越見解和工程實施的突出成就深得元世組忽必烈的器重，于至元二年(1265年)被任命為都水少監，五年後又升任為都水監，主管全國的水利事務。但郭守敬對整個京航大運河線路的設計規劃，尤其是在對山東運河開挖中的作用，卻未有記載。據《元史•郭守敬列傳》所記，至元十二年(1275年) 元廷為支持丞相伯顔的南征，打算建立水運站，曾“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但郭守敬的行視提出了什麼方案，其與運河的開掘有什麼關系？對此并未有史記說明。而實際上，到次年即至元十三年，當江南平定，元世祖谕決開濟州河時，郭守敬即被任命為制定天文曆法的政事，投入到對南北天象的觀測、編修新曆法、制作一系列天文觀測儀器等繁忙政務中，并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被任命為同知太史院事，直至至元二十八年。在此期間他在天文觀測、新曆法編制等方面作出了卓著貢獻，如編制出了我國古代最先進、施行最久的曆法《授時曆》等，但并無涉治河都水之事。而這期間也正是阿八失、奧魯赤等先後主持開挖濟州河之時，無任何文獻記載說明郭守敬對于濟州河線路和工程實施有何奏議和設計。

認為郭守敬是山東運河的勘測丶策劃者的依據，主要是說他曾受命勘察山東水情，“前後六次往返于濟甯和東平之間，行程數千裡。”然而關于他的這次勘察，無論是《元史•河渠志》還是《郭守敬傳》等正史中都無見記載。隻是在《元朝文類》文獻中有一篇《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有所記述。該文由元•太史院使丶天文曆法學家齊履謙所撰。文中言：“（至元）十二年，丞相伯顔公南征，議立水站，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德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禦河相接，又自衛州禦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禦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禦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8】這裡所記的考察，與《元史•郭守敬傳》中所言“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比較契合，相信應是符實的。從中看出他的這次行視地區較廣，遍及河北丶山東丶江蘇丶河南數省，其行程包括山東省的德州丶濟州丶沛縣丶東平丶堽城等地，這應該就是目前有些文章中稱他“前後六次往返于濟甯和東平之間”的出處。然而這種概括與原《行狀》文字對照并不确切。其中并無有“前後六次往返于濟甯和東平之間”的意思，而是行視了山東六個地方。從此還看出他在這次行視中劃出了地圖獻奏給了朝廷，“為圖奏之”，但其圖的策劃是什麼，在後來開渠中是否被采用？對此都毫無下文。而于次年，郭守敬就被改為他任，“十三年，立局改治新曆”，并于“十六年，遷同知太史院事。”

而濟州河的開挖卻是在其後八年的事，有記載說明濟州河方案是直接由都漕運副使馬之貞（祖籍河北省滄州，遷居山東汶上）勘察上奏的。有文章引馬之貞獻策曰：“宋金以來，汶丶泗相通河道，北清河相通渤海，若于濟州城南汶丶泗合流于北清河之間開一新河，然後北引汶水，東引泗水分流南北，便可南達江淮，北通京津。”得準。十七年，元庭議定馬之貞開鑿濟州河的方案，并任命之貞為泗汶都轉運史，參與開河籌劃施工。【9】從實際上看出，濟州河的線路是經南旺至安民山，這與郭守敬所行視的線路根本不同，因此說其工程與郭守敬并無重大的關系。

我們知道，元代京杭大運河貫通，濟州河隻是前期工程，而會通河的開鑿（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才是其真正的标志。該渠自安民山至臨清全長250裡，渠開以後，江南漕船從濟州河通過會通河到臨清入衛河，然後經德州、天津直到通州。基本實現了京航之間全程的水運貫通。會通河的開挖，其實并無任何先驗的設計和規劃，它完全是在大清河東阿至臨清陸路運輸發生了嚴重艱阻、緻使元庭不得不于至元二十四年“罷東平河（指大清河）運糧” 的情況下，在壽張縣縣尹韓仲晖與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建議、禀奏下由元帝谕決的。并由都漕運副使馬之貞與邊源現場勘察，繪制了開河施工圖。整個工程由斷事官忙哥速兒、禮部尚書張孔孫(祖籍吉林，元時随父任遷居東平)、兵部郎中李處巽(東平縣人)等董其事。【10】其中更無有郭守敬的策劃和參與。

在會通河開成之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重被任命為都水監，并于次年主持修治了通州至元大都的運河，即通惠河，一年後完工，使漕糧可以直運京城。從而為漕運做出了重大貢獻。此後他又受任為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我們知道，通惠河全長40裡，其作用雖然重要，但與山東運河以及整個3500多裡的京杭大運河比較，不能視之為具有決定性的地位。把通惠河的設計主持者視為京航大運河的設計主持者是言過其實的。

從整個元代運河的開掘曆程來看，是在不同階段上分别有多人主持實施的，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其線路也是經過了幾次變化、修改，先後有多人參與規劃和設計，而并非始終依照的某一種規劃或由一人設計而成。其中尤以畢輔國、馬之貞、韓仲晖、張孔孫、李處巽等這些具有當地人背景的官員，他們的勘察、建言和策劃更起了重大的作用。

所謂“對隋唐大運河截彎取直”、“棄弓走弦”的說法，不過是後人對元運河的一種評判。我們知道，元代距隋唐，中隔五代、宋、金，時隔370多年，期間舊運河的河段多有廢棄，早已不通。當時元人開挖新河，經過山東，完全面對的是當前的實際需要和客觀情況，而并無有與隋唐運河相論比的主觀意識。不可能有“對隋唐大運河截彎取直”、“棄弓走弦”的先驗之見。“截彎取直”、“棄弓走弦”誠然是對其客觀結果的一種的評論，但如果以此作為開挖運河的一種設計理念加于古人，是無有根據的。

大運河的開通包含着衆多的官員、專家和百姓作出的傑出貢獻（有名者和無名者），實為群體的智慧結晶，最拫本的還在于廣大勞動人民的創造性成果。盲目将一個群體的偉大成果歸為某一人規劃、設計，屬一人之功，而忽視了其背後衆多人的貢獻和作用，是違背曆史真實的。（作者姜傳崗山東省運河經濟文化研究中心專家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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