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由于巴黎聖母院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使法國書店裡的雨果經典作品《巴黎聖母院》，一夜間登上暢銷書的排行榜冠軍。在中國的書店，據說此書的中文譯本也迅速升溫了。

對于《巴黎聖母院》，中國讀者大多不陌生。但将雨果的這部浪漫主義長篇小說第一次譯為《巴黎聖母院》書名，并且是全部譯出、完整呈現給中國讀者的，則是我國九葉派詩人陳敬容。而更早的譯本是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分别譯為《活冤孽》和《鐘樓怪人》。1949年四月，陳敬容的《巴黎聖母院》中譯本（上下冊），由上海駱駝書店初版。我摩挲着七十年前的舊版本，腦際總閃過一幕幕過去的影像。

1946年夏天，陳敬容辭去重慶的小學教職，來到上海入文通書店就職。她是詩人，寫詩當然無法養家糊口。她就一邊做着編輯，一邊創作詩文，同時還要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況且居無定所，在“一個亭子間轉到一個亭子間”的困境中，她忙得辛苦而又充實。七月開始，她投入《巴黎聖母院》的翻譯，依據1832年的法文版定刊本，還參考了兩種不完整的英文譯本，一點點抓緊時間孜孜以求，筚路藍縷。“現在我竟不揣冒昧，以有限的法文程度來試作全譯，每章每段，每行每句，完全依據原文，吃力是當然的”。用了約半年時間，她譯完全書，又用了半年時間，進行了三次大的校改。在交給出版社之前，她“又在百忙中作了最後一次校訂。從着手翻譯到現在全部校完，為時倒有兩年了”。可見陳敬容是非常認真、細緻從事這一工作的。

當年，陳敬容懷着沉郁的心情，決意翻譯雨果這部傑出小說。她在《譯後小記》中寫道：“巴黎聖母院的悲劇，已是遠年陳迹，但人間悲劇何時沒有？何處沒有？曆來名家，不諱言悲，不過想叫人由悲憫而激起反抗決心，将人間慘劇一一消除，雖不能一掃而盡，至少也可以逐漸減少。埋頭将近一年，終于把這四十萬字譯完之後，面對陽光滿窗，想起連年烽火，遍野哀鴻，按不住一腔悲憤。”正如“年年有冬天，冬天年年被陽春驅走；天天有黑夜，黑夜後卻緊接着黎明。即使在黑暗裡，也還是要打起火把，向光明進軍！”陳敬容充滿堅定信念，相信光明終會來到。

陳敬容的這部譯著，首先準确無誤并流暢地譯出小說前面的作者《原序》，那寫于一百九十餘年前的文字：“許多年以前，當本書的作者造訪——或者說得恰當一點，當他研究聖母院的時候，他在兩座塔樓之一的暗角上，發現了這個用手刻到牆上的字:ANAГKH（希臘語，意為命運）。這些字所封鎖着的悲哀與不幸的意義，很快地激動了作者。他覺得好奇怪，久久地深深地思索，他設法去猜測那個痛苦的靈魂是誰——他非要把罪惡或不幸的印記留在古老教堂前面，才肯離開人世。這樣一來，除了本書作者在此供給它的一點微弱記憶之外，刻在聖母院幽暗的塔樓裡的神秘字迹，和它悲慘地記述的陌生命運，如今都已一絲無存。在牆上寫這個字的人已經消逝，好幾個世紀以來，在一代一代中間，也輪到這個字從教堂消逝，就連那教堂本身，或許也快要從大地上消逝了。作者就根據這個字寫下了這部書。”

雨果仿佛是天才的預言家，知道人間悲劇不會輕易消逝。我看到這段文字，心裡一顫，真是一語成谶啊。幸好撲救及時，不久前的這場大火，沒有把教堂的雙塔燒毀。

同時，陳敬容譯出雨果的《定刊本前記》，表現出作者對建築藝術的摯愛和真知灼見。她說：“作者在其中有一章裡表現并引申到了近代建築學在衰落，說到它的毀滅，依他的看法，現在這個藝術之王的毀滅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他知道任何形式的藝術都有希望于未來，人們将在本版第二冊裡看出為什麼緣故——元氣已不能回複到這個建築學的古老的土地，它幾世紀以來一直是最好的藝術園地。我們在期待新的紀念碑之中，還是保存着古老的紀念碑吧。假如可能，讓我們給我們的民族吹進一些對于民族藝術之愛吧。作者宣告，那就是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那就是他生命的主要目的之一”。

這就是雨果對世人的告誡。我曾在《巴黎聖母院》另一位譯者管震湖譯于五十年代初的《維克多·雨果》中，見到這樣的評述：“他的書籍曾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熱情地閱讀。雨果對我們是接近的，由于他對人類兄弟友愛的理念，由于他對祖國的獻身，由于他對人類的保衛。他沒有死，他與我們同在，在我們的心中”（愛倫堡《法國偉大的作家》）。

當年離開重慶前，陳敬容将自己七十餘首新詩編為《盈盈集》，又将若幹散文編為《星雨集》，一并交給也在重慶的巴金。此時巴金随文化生活出版社遷滬，把這兩部書稿帶到上海，列入他主編的“文學叢刊”第八集和第十集出版。同年陳敬容到了上海，她說“寫得較多的是1946年至1948年在上海的那些日子”。她參與了諸多詩歌活動，《詩創作》《中國新詩》和“森林詩叢”的創辦，她都是積極的一份子。她的一部新詩集《交響集》，也列入詩叢出版。

陳敬容生于1917年，是四川樂山人，1989年因病在北京去世。也許，被她的詩名遮蔽，她的譯事似乎并不廣為人知。除了《巴黎聖母院》，她還在駱駝書店翻譯出版了六卷本的《安徒生童話選》，以及翻譯了影響甚大的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等。

陳敬容譯完并出版《巴黎聖母院》後，仿佛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心願。她受命調往北平華北大學任職，建國後長期從事政法工作。直到新時期文學複蘇，她複出擔任《世界文學》編輯，創作詩集《老去的是時間》，翻譯出版法國詩選《圖像與花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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