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旗人的名字?近來在讀石繼昌先生的《春明舊事》頗覺趣味，石先生字守常，蘇完瓜爾佳氏，正白旗漢軍旗人石廷柱後裔，由此感到清朝時期宗室、覺羅，及隸籍滿洲、蒙古、漢軍八旗的旗人的姓名字頗為有趣，于是借老先生的文字一起聊聊，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漢旗人的名字?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漢旗人的名字

近來在讀石繼昌先生的《春明舊事》頗覺趣味，石先生字守常，蘇完瓜爾佳氏，正白旗漢軍旗人石廷柱後裔，由此感到清朝時期宗室、覺羅，及隸籍滿洲、蒙古、漢軍八旗的旗人的姓名字頗為有趣，于是借老先生的文字一起聊聊。

滿蒙八旗子弟是屬于我國少數民族中的滿族和蒙族，各有其自己民族的姓氏。由于這些姓氏是滿、蒙語的譯音，往往長達好幾個字，稱呼上很不方便，所以在習俗上就出現了旗人以名為姓的情況，而其本來的姓氏除了在填寫履曆的時候注明外，反而不為人所稱道了。例如，清末的直隸總督滿洲端方，姓托活絡氏，當時一般則稱“端制軍”、“端午橋”或“端午帥”，死後連谥号也稱“端忠敏公”；又如雲貴總督蒙古錫良，姓巴禹特氏，當時一般則稱“錫制軍”、“錫清弼”或“錫清帥”，死後連谥号也稱“錫文誠公”。這樣，“端”、“錫”就俨然是他們的姓了。端方之子繼先，字昆侯，清末官外務部，筆者曾在舊書店裡看到過他家散出來的來往函件，信封上赫然大字寫着：“寄東四牌樓大鹁鴿市端宅繼大人”。給人以父子兩代兩個姓的感覺。這類例子不勝枚舉。現今不少人對此産生誤會，甚至有些人每以旗人無一定姓氏相譏，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滿洲姓氏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姓（滿語中“姓氏”一詞的穆林德夫轉寫為hala 、哈拉），一部分是基于血緣宗親關系的族名（mukūn、穆昆）。愛新覺羅一姓中，愛新是族名，覺羅是姓。“覺羅”與“愛新覺羅”兩者的關系類似漢族中 “某姓”和“某家族”的關系（李姓與趙郡李氏，謝姓與陳留謝氏，張姓與桐城張氏，翁姓與常熟翁氏等）。除愛新覺羅外，覺羅這一姓氏還有伊爾根覺羅、舒舒覺羅、通顔覺羅、嘉穆瑚覺羅、西林覺羅等分支，都源于同一始祖。因努爾哈赤建立後金，該族遂成望族，以全稱相稱，“愛新”遂變為姓氏的一部分。

清代将愛新覺羅氏分為宗室和覺羅，以示血緣遠近區别，同時将一些有功之臣賜姓為覺羅，如覺羅納木泰（原姓舒穆祿）、覺羅吳拜（原姓瓜爾佳）等。我們現在一般看到的滿族宗室、覺羅都是清朝皇帝的同族。宗室的命名有“有字輩”和“無字輩”之分，大抵近支宗室自康熙之子輩起，命名時不但上一字要依“允、弘、永、綿、奕、載、溥、毓、恒、啟”排，下一字還要用特定的偏旁，如允字輩的下一字用示字偏旁，弘字輩用日字偏旁，等等。例如允祥、允禮、弘旿、弘曉、載潤、載洵、溥偉、溥倫等。遠支宗室命名不排字，即所謂“無字輩”，如肅順、寶熙。覺羅則根本不排字，如伍拉納、伊裡布、耆齡。

“無字輩”的宗室、覺羅、滿洲旗人，命名用滿文或漢字，聽從自便，隻是漢字不許連用三字，滿文譯漢則字數不拘，可以長達四五個字，如塔齊布、額勒和布、烏拉喜崇阿。以漢文命名的旗人，則多用吉祥字眼，如福、祿、壽、祥、瑞、榮、慶等字，因為定制漢文命名不許連用三字，所以旗人用漢文命名的都是兩個字，這些吉祥字眼用來用去容易重複，以緻旗人同名的極多。龔自珍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故和碩禮親王（諱昭梿）嘗教自珍曰：史例随代變遷，因時面創。國朝滿洲人名易同難辟，其以國語為名者，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圖禮、劄拉芬、色蔔星額、福珠靈阿之類，相襲以萬計；其以漢語為名者，則取諸福德吉祥之字，不過數十字而止，其相襲以十萬計。”由此清楚地指出了這一情況。

蒙古旗人以蒙文、滿文、漢文命名。大抵蒙古貴族命名用蒙文，如僧格林沁、貢桑諾爾布、阿穆爾靈圭。一般蒙古旗人命名則用滿文和漢文，用滿文命名的蒙古旗人，如法式善、倭仁、賽尚阿；用漢文命名的蒙古旗人，如松筠、富俊、榮慶。

滿洲八旗中不獨有滿八旗和蒙八旗，還有漢八旗，且人數甚至超過滿蒙八旗。那麼漢軍旗中的漢人本系漢族，自有其本來漢姓，清初的漢軍旗人，多半是明代遼沈一帶的官民，還有一些投誠過去的，其本來就有名姓，如範文程、甯完我、祖大壽等等；間有少數漢軍旗人向往滿俗，當然這是好聽的說法，也有一等感覺既然已經份數滿人了，那麼索性就完全成為滿人。這些人以滿文命名，如李永芳之子巴顔，李國翰之子海爾圖。至雍、乾以後，大家也都知道，在清朝時期，滿人做官相比起漢人來說，還是容易得多，所以漢軍旗人效法滿俗者日多，命名始多不系姓，以漢文命名的，如百齡（本姓張）、莫廉（本姓馮）；以滿文命名的，如富明阿(本姓袁，袁崇煥之裔)、讷勒賀(本姓左，左良玉之裔),其命名實與滿、蒙人無異。也有的漢軍旗人終清之世始終命名系姓的，如尚可喜之裔尚其亨，範文程之裔範先彜，施琅之裔施普澤。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清代宗室、覺羅、滿洲、蒙古旗人，命名例不系姓；宗室、覺羅、滿洲旗人，命名用滿、漢文；蒙古旗人命名用滿、漢文，間用蒙文；漢軍旗人命名或系姓，或不系姓，命名用滿、漢文。當然也有一些特殊情況，如下：

旗人以數目字命名：旗人以數目字命名的例子，不遑列舉，最有名的當屬兩部輿地風土書的作者：撰《西域聞見錄》的七十一(字椿園，款署長白)和撰《番社采風圖考》的六十七(字居魯，款署白麓)。晚清南亭亭長李伯元在《官場現形記》第四十二回裡寫下了“喜敬六十四元”的笑柄，寥寥六個字，竟觸犯了旗人喜元、六十四父子兩代的名諱，雖是小說家言，涉筆成趣，但也是撷取實事，且從側面反映了旗人數目字命名之風。旗人不僅用漢文數目字命名，還往往以滿文數目字命名，清宗室奕赓在《清語人名譯漢》中就列舉了“宜蘭”(三)、“得喜”(四十)、“尼音珠”(六十)、“那丹珠”(七十)、“劄昆珠”(八十)、“烏雲珠”(九十)等常用的人名。

滿、蒙旗人效法漢人命名：滿、蒙旗人羨慕漢族文明，命名效法漢人，滿洲如尹泰，姓章佳氏，其子尹繼善；顧納禅，姓伊爾根覺羅氏，其子顧八代，孫顧俨，曾孫顧琮；鄂拜，姓西林覺羅氏，其子鄂爾泰，孫鄂容安，曾孫鄂津。蒙古烏魯特部的和濟格爾，其孫何天培，曾孫何鈞。奕赓《寄楮備談》載：“嘉慶丁醜翻譯進士三龍泰，蒙古旗人，命名亦奇。又如傅繼組、帥顔保、李榮保、耿古德、杭奕祿、朱天保、伊貴绶、徐元夢等，皆滿洲旗人，命名并同漢人，今則不許三漢字連用，并不準系以姓氏。”清廷是禁止滿、蒙沾染漢俗的。

滿文命名不避俚俗：滿蒙人民在取名上一般沒有那麼多的忌諱，也沒有那麼多的俚俗，有些哪怕是字義不雅的也是直接拿來就用。例如奕赓《清語人名譯漢》中所收的滿文人名，就有“阿克順”(氣味哈辣)、“席特庫”(尿炕的孩子)、“付喇塔”(爛眼邊)、馬齊(拴鐵鍬的鐵鈎子)等等俗鄙之詞，付喇塔和馬齊還是清朝的大官，這在敦詩說禮的漢族之家是極為罕見的。不僅命名不避俚俗，就連個别滿族的姓氏也是如此。如薩克達氏，“薩克達”據《清語人名譯漢》為母野豬之義，以之為姓，猶可想見少數民族遊獵之風。

滿、蒙旗人命名系以本姓：滿洲、蒙古旗人命名系以本姓者極少，根據記載，奕赓《寄楮備談》：“滿洲命名系以本姓，國初有之，近日甚少。完顔偉乾隆六年(1741年)任河道總督，後改副都統，即完顔氏也，前河道總督麟慶，即其裔孫。此後未見系姓命名者矣。”按麟慶《鴻雪因緣圖記》載麟慶之祖“曉岩公諱完顔岱”,叔祖“逋庵公諱完顔泰”,完顔岱、完顔泰為完顔偉之孫。蒙古旗人命名之系以本姓者，有大學士伍彌泰，姓伍彌氏。

滿文命名的拟字：按《儀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古人的名與字意義相關，如嶽飛字鵬舉。滿、蒙旗人效法漢俗，于名、字亦然。這裡談談以滿文命名的旗人的拟字。滿文命名的旗人的拟字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依滿文的字義；另一種是依譯成漢字的字面。前者如黑龍江将軍果齊斯歡字益亭。按滿文“果齊斯歡”譯漢字為“謙”,取《易》“謙受益”之義，故字益亭；又如清末北京報人、《伶史》的作者穆都哩字辰公。按“穆都哩”譯漢字為“龍”,十二屬相中以辰為龍，故字辰公。後者如大學士伊裡布字莘農，系依字面取“伊尹耕于有莘”之義，而滿文“伊裡布”譯漢則為“興起、止樂”；又如溥儀的滿文師傅伊克坦字仲平，亦依字面之義取字，而滿文“伊克坦”譯漢則為“積蓄”。

内務府旗人的連漢姓稱謂：内務府旗人在稱謂上惟一不同于外八旗旗人的地方，在于稱謂時須連同漢姓一起呼之。其内務府漢軍(據周汝昌先生考證，内務府無漢軍。但另據清代檔案及曆朝會典、會典事例等文獻記載，内務府三旗包衣人員的旗籍是不同的：凡包衣滿洲人隸内務府（包衣）滿洲旗籍，凡包衣蒙古人隸内務府蒙古旗籍，凡包衣漢人隸内務府漢軍旗籍。)原有漢姓，稱謂上比較簡單，連漢姓稱之即可。如抄本《紅樓夢稿》的原收藏者繼振字幼雲，内務府漢軍楊姓，其父鐘祥字雲亭，官河道總督，時人稱之為“鐘楊”；又如明善字元甫，内務府漢軍索姓，其子文錫字書田，孫增崇字壽臣，三代均官内務府大臣，時人分别稱之為“明索”、“文索”、“增索”。（關于這一點我們後面談到八大姓的時候會詳細解釋）至内務府滿洲、蒙古旗人，除原有其自己民族的姓氏外，還要另有漢姓，以便于稱呼。如俊啟字星東，内務府滿洲，姓輝發那拉氏，漢姓蘇，官内務府大臣，時人稱之為“俊蘇”；又如榮廷字虞臣，内務府蒙古，姓博爾濟吉特氏，漢姓尹，官蘇州織造，時人稱之為“榮尹”。這種連漢姓稱謂的特殊情況，在外八旗旗人中是不存在的。

旗人的系姓：清代既禁止滿、蒙旗人效法漢人命名，同時對于他們的姓氏也下令不得沾染漢人風氣。奕赓《管見所及》載：“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谕：八旗滿洲、蒙古皆有姓氏，乃曆年既久，多有棄置本姓沿漢習者。即如牛呼鈕(鈕古錄)氏或變稱為郎姓，即使指上一字為稱，亦當曰牛，豈可直呼為郎，同于漢姓乎？姓氏者乃滿洲之根本，所關甚為緊要，今若不整饬，因循日久，必各将本姓遺忘，不複有知者。”可見清代中葉滿、蒙旗人姓氏的漢化已較普遍了。到了辛亥革命以後，時移勢易，旗人紛紛系姓以趨時尚，是可以理解的。如滿族的愛新覺羅氏系姓為金，完顔氏之為王，瓜爾佳氏之為關，伊爾根覺羅氏之為趙，于胡魯氏之為于，鈕古錄氏之為郎；蒙族的博爾濟吉特氏之為鮑。這些系姓并無硬性規定，如愛新覺羅氏或為趙，完顔氏或為汪，瓜爾佳氏或為管為唐，伊爾根覺羅或為伊為顧，于胡魯氏或為婁，鈕古錄氏或為鈕，博爾濟吉特氏或為白為尹，多半是由于譯音之異或其他的緣故。

最後談談近代兩位熟悉八旗文獻掌故的旗人學者的系姓易名情況。一位是《雪橋詩話》的作者楊鐘羲。他字子勤，内務府漢軍，是第一個指出宗室敦敏、敦誠兄弟和曹雪芹的關系的人。他原名鐘廣，未系姓，有“與補注谷梁者同字”小印，蓋謂撰《谷梁補注》的浙江嘉善人鐘文蒸亦字子勤之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記楊鐘羲改名的情況：“子勤同年鐘廣，漢軍旗籍也。由詞科截取知府，随節移江南，複漢姓為楊，改名鐘羲。”可見楊氏系姓改名在辛亥革命以前。一位是《天咫偶聞》的作者震鈞。他字在廷，滿洲瓜爾佳氏，光緒間久官江南，易姓名為唐晏。他曾撰《庚子西行記事》一卷，有吳興劉氏求恕齋刻本，末屬“光緒辛醜五月唐晏錄于白下”，則震鈞改名系姓當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以前，和楊氏可謂無獨有偶了。

當然這隻是粗略地說說，滿族人的姓氏是其不同曆史時期的文化的反映之一，經過清朝長時間的變遷，也就逐步形成了滿漢兼融的姓氏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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