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大丈夫”？這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曾着意探讨的人格問題。自孟子以來，儒家就賦予“大丈夫”極為強烈的道德擔當内涵與精神特質，認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使之成為後世仁人志士竭力追求和踐行的理想人格目标。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除以孟子為代表的對“大丈夫”所作的儒家式道德哲學闡發外，還有以老子、劉安為代表的道家式自然哲學诠釋。後者對“大丈夫”的認識，根本上不同于孟子，體現出一種崇尚清靜自守，追求精神自由的道家旨趣，甚至帶有濃厚的超越性的生命信仰意味。

在作為《淮南子》“道論”綱領的“原道訓”中，劉安提及“大丈夫”一詞，并對其作了充滿想象力的描述：“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禦；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遊于霄雿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這裡所言的“大丈夫”，就其本意來說，指“馮夷、大丙”，此二者皆是“古之得道能禦陰陽者”，是神仙化的理想人物。劉安以二者的“禦”車之技及理想境界來闡明“執道要之柄，而遊于無窮之地”的“得道”狀态。正因如此，東漢學者高誘将“原道訓”中的“大丈夫”徑直注解為“體道者”。

劉安在“原道訓”中對“大丈夫”一詞的使用，既是對先秦老子“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的“修道”理念的繼承，也體現了漢代曆史條件下發展出的新内涵，其道家哲學意蘊更為豐富，凸顯出一種富有審美趣味與詩意的道家人格理想。如若深入剖析，可從“道”“技”關系、“道”“人”關系、“道”“無”關系三個層面對之進行揭示和把握。

首先，“道”“技”關系是劉安诠釋“大丈夫”的理論基礎，具有功利性意涵。劉安對“大丈夫”一詞的使用，是針對“馮夷、大丙之禦也”進行的，是其以“禦”喻“道”、明“道”的理論産物。“禦”在先秦時期，是“六藝”之一，被孔子視為士人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禦”有一套特定的技術規範和要求，顯示出“術”的内涵。劉安對“馮夷、大丙之禦也”的描述，實質是對“道”“技”關系的理論闡說，認為最高超的“禦”技是合乎“道”、體現“道”的實踐表現，是人之主體性在“禦”技上的充分展示，是“道”“技”合一的理想結果。這種對“禦”技極緻化運用能力的由衷肯定和稱許，反映出劉安力圖将形上之“道”有效落實與呈現為形下之“術”的理論訴求，其中隐含着工具化的實踐傾向，具有内在的功利性意涵。

其次，“道”“人”關系是劉安诠釋“大丈夫”的理論核心，具有政治性意涵。劉安借“馮夷、大丙之禦也”進一步發揮，把“大丈夫”的“禦”車而行展開更為浪漫誇張的描述，甚至認為其能“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禦”，與所謂“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的“末世之禦”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劉安對“大丈夫”之“禦”的這種理想化描述，充分體現出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學旨趣，是對“道法自然”理念的浪漫主義表達。在這裡，“大丈夫”所駕馭的不再是世俗之車，而是天地自然，其“禦”技更非一般世俗的常技，而是“執道”之“技”，是對天地自然規律的主體化的把握與運用。因此，“大丈夫”之“禦”實際上表達的是經由“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學所闡發出的“人道合一”的根本理念。劉安将《淮南子》視為“帝王之書”，慣常以“禦”論“政”，在《主術》中就明确提出“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禦”的治國主張，強調“執術而禦之”的重要性。“原道訓”中的“大丈夫”之“禦”，既是對“道”“人”關系的理想表達，更寄寓着劉安對理想化的“帝王”及其政治的憧憬與追求。因此，劉安認為“大丈夫”之“禦”雖然縱橫天地而無所拘束，但終須“執道要之柄”，“經營四隅，還反于樞”。這種對黃老“執要”“守樞”理念的有意突顯，使劉安所言之“大丈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聖王”化的政治意涵，與“原道訓”開篇所說“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的“泰古二皇”，有着異曲同工之處。

最後，“道”“無”關系是劉安诠釋“大丈夫”的理論旨歸，具有審美性意涵。劉安眼中的“大丈夫”，其“禦”技突破了時空的限制，能“出于無垠之門”，可“遊于無窮之地”，是“道”“技”相合的理想化的主體實踐。這種突破有限時空，走向無限自由的“禦”車而行，體現出劉安在“大丈夫”的人格理想中所蘊藉的深沉的生命訴求，是其向往人類個體生命超越世俗種種桎梏，徹底實現精神自由的主體意願的深刻顯露。“無垠”“無窮”是“道”的存在狀态，而“大丈夫”能通過“禦”技達到此種生命境界，說明其主體精神已實現“與道為一”的理想狀态，獲得了與“道”同“大”的生命意義。“大丈夫”一詞意味着生命主體在精神上的大解脫，這種“解脫”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生命意志徹底超越世俗局限之後的大自在。此種無拘無束的精神自由，讓劉安由衷傾心，并竭力賦予其詩意化的哲學表達，使之内在生成浪漫多姿的審美意涵。

正是着眼于以上三種特定關系，劉安将“大丈夫”形塑為“體道者”“得道者”“執道者”的理想形象，試圖由此揭示出“道”對現實人格的淨化與提升作用，突顯出漢代道家人格追求的特殊性、理想性與可貴性。劉安繼承老子思想又對之作了深化發展，成為道家诠釋“大丈夫”的新的曆史代表。雖然老子、劉安所闡揚的“大丈夫”理念及精神，與孟子代表的儒家觀念大相徑庭，但同樣反映出中國古代思想家對博大超脫、不落流俗的人格理想的深切憧憬與追求，也從另一個側面深刻展現出中華文化所具有的磅礴大氣。

（作者單位：安徽理工大學楚淮文化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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