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奧區”軍事要地鎮番衛

遠古之時，民勤水草豐茂，湖汊衆多。遊牧之民遷徙往複，臨澤而居。柳湖墩沙井文化遺址中出土的農耕用具很少，石刀、石斧卻多，還出土了大量的動物骨骼、皮革制品等。說明，最早來到民勤的是遊牧部落。

及漢之武帝，國富民強，厲兵秣馬，西敗匈奴，張國之臂掖，牧天馬于野澤泮，耀武威以屈匈奴，置縣郡曰武威。唐時白亭，曾拒安史叛軍。宋室衰微，鐵蹄南下，蒙元既定，歸甘肅行省永昌路轄制。元季，朱元璋稱帝南京，元順帝逃亡至草原腹地。洪武五年(1372)，馮勝為征西将軍，進剿元之殘部。

據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明嘉靖時期彩繪紙本《甘肅鎮戰守圖略》“鎮番圖說”記載：

鎮番衛，古麗澤郡也，設有守備官一員。此地沙沒平漫，又無山險壕塹阻遏，遍通賊徑，止靠墩台瞭望，極為沖要孤懸。東通甯夏賀蘭山，套虜由紅山寺、哨馬營、抹山墩犯本境；一路由紅山寺往南，透大小松山犯涼州地方；一路往西，透鞍子山、獨青山、來福（萊菔）山、九個井，透永昌、昌甯湖地方；一路由獨青山、拜亞湖山，前透山丹衛山，後透甘州。如零賊犯境，必當嚴謹，烽火有警，接舉到城，守備領兵在于沖要堡寨按伏，待賊至分散搶掠，兵馬突出截殺。若賊夤夜入境，失于瞭望，搶回之時，兵馬襲至水頭撲殺，乘其不備，可期成功。大賊犯境，收斂保固無虞，南至涼州地方。

深哨地方八處：紅山寺離城七百二十裡、天鵝灣離城五百五十裡、鞍子山離城六百裡、獨青山離城三百五十裡、白鹽池離城三百七十裡、常湖離城三百二十裡、沙山湖離城一百五十裡。

我認為，鎮番在中國曆史上地位的凸顯，與匈奴的崛起，以及漢、明兩朝的邊境保衛戰有重要關系。依據可尋的史料，明朝鎮番衛屯軍，真正開啟了奧區孤懸小衛的興盛。

據《鎮番遺事曆鑒》卷一記載，太祖洪武五年（1375年）壬子，饬令設鎮番營。《五涼全志》卷二“沿革條”言：“元季唯空城，明洪武二十九年設衛，改名鎮番衛。”

《鎮番遺事曆鑒》卷一，“太祖洪武八年乙卯”記載：“八月，大河水潮，自紅崖以北決口十餘處，小河灘水漾如湖，營地亦遭水淅。”洪武八年小河灘城有屯軍營地，有推論認為小河灘城在今民勤連城遺址，也據此推論當時鎮番衛就在今連城。“永樂元年（1403年）癸未，春三月，守備馬得，募資展修衛城，于東南、西南、西北城角築角墩三座。又于四周挖護城壕，寬三丈，深一丈八尺。中常蓄水，深可沒人。按鎮邑之城，自有明洪武中，因元季小河灘空城修葺為衛址。舊志雲：舊址三裡五分，城牆頹廢，不足禦寇敵，不足蔽風沙”。我們可推斷，永樂年間，鎮番衛舊址已廢，修築了新城。至英宗正統五年（1440年）庚申：“縣人于西關外築鎮國亭”。今縣醫院西側的鎮國塔區域，應該就是當年的西關外。

至憲宗成化元年（1465年）乙酉：“春三月，調集涼、永官軍協助鎮番衛軍，由都督指揮馬昭監工，展築衛城西北二面三裡有餘，新舊周圍計六裡三分二十三步，高三丈一尺，厚二丈有奇。東西南三門，東曰永和，西曰永綏，南曰陽武。巧的是，馬昭正是永樂元年春修築衛城的守備馬得之孫。《鎮番遺事曆鑒》作者謝廣恩言：“蓋盧公為鎮邑第一翰林，而馬公則為鎮邑第一武将。”殊不知，盧翰林的先祖也是鎮邑之武将，後文将探讨這個清初河西科舉世家。

我之所以如此關注鎮番衛的所在，是因為家族是鎮番衛軍戶後裔。依據明朝兵部檔案《武職選簿》記錄，鎮番衛有左中右三所，自古以北為上，且明朝設立鎮番衛的主要原因是北方有“達賊”侵擾，故，左所和右所，估計應以鎮番衛為中心，成犄角之勢。那麼，左所和右所就應該是北面的三角城和另外一座沙漠中的城堡。

（經向民勤文化學者劉潤和老師請教，他提出曾經有蘭州的曆史學家提出文一、文二城是鎮番衛的所在，也有學者認為連城是明鎮番衛所在。作者實地前往連城遺址查勘，連城遺址南側、東側有甕城，遺址北側有大量鐵質箭镞、铠甲片遺存，并有開元通寶殘币，未獲得明朝線索，且連城遺址距今天縣城太遠。由于目前缺乏考古發掘的驗證，隻能推測大概。）

關于民勤的曆史，早有邑人考證，無論是沙井文化之遠古，還是漢唐先民之遺珠，随着石羊河徑流減少，文明從這個盆地的邊緣，追逐着水位的後退，一直到清初成為柳林湖以及衆多的 “姊妹湖”，移民大舉向北挺進，帶狀綠洲的雛形自此形成。邑人有作《奧區雜記》者，謂民勤曰“奧區”。何為奧區？——深居内地的腹地。可以看出，以先民之曆史觀已對民勤的地位有了定義。

通過研究鎮番衛屯軍遺迹可以發現，自漢朝以來的烽燧、城址是沿盆地邊緣及河道走向分布的。漢長城自永昌方向依次北上，至今在三角城南側的沙窩中，依稀可辨漢長城遺迹。諸多的烽燧、城堡也說明了軍事活動曾經是這個奧區小衛主要的活動。對照《鎮番縣志》，萊菔山、抹山、明沙窩、紅山、獨青山等曆史地名在《武職選簿》中多次出現，鎮番衛的武将們在這些地方斬達賊，獲軍功，拜将受封。随着明王朝各時期與少數民族軍事實力的此消彼長以及戰和決策，鎮番衛屯軍數量也在不斷變化。戰事緊則重武備，戰事疲則興文教。随着軍事形勢的平緩，為了穩定軍心，遷來的軍屬們，在鎮番衛西南三十裡的青松堡、蔡旗堡一帶安家落戶，并随着清初的柳林湖大開發，播遷至全縣。

關于鎮番衛址的推論，僅為個人思考和據史料的推斷，邑人不乏熟谙典故精于推論者，本篇僅為抛磚之舉，期堪引玉。

二、民勤先有天下人——鎮番衛《武職選簿》管窺

如此标題，不是立異。

皆言“天下有民勤人，而民勤無天下人”。據《鎮番遺事曆鑒》卷一載，“明洪武五年秋，饬令山西、河南等地民人約二千餘衆，遷徙是土，多居于蔡旗、青松環圍”，這是民勤有史記載的第一批集中移民。“是年六月戊寅，元将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這應該是民勤最早的土著居民。

随着少數民族殘部不斷進犯，出于鞏固國防的需要，自南京選調衛戍将領，自各個衛所選調兵員，來到明王朝的腹地之北抵禦外敵。所有的征調都記錄在明兵部的鎮番衛《武職選簿》之中。

《武職選簿》是明代“京内外各衛所職官襲替選補之記載”，是記錄武職的铨選結果以及世襲武官基本資料的檔案，是集貼黃、功次簿、零選簿、審稿、堂稿等衆多武選資料而成，它詳細記錄了武官從祖軍以來的姓名、年甲、籍貫、從軍歸附來曆、征克地方、立功升授職役，以及曆輩襲替、優給、優養時間、職銜、前後輩份之間的關系，還有立功升遷、犯罪減革、改調衛所等多項内容。

鎮番衛《武職選簿》記錄了自指揮使方伯，到試百戶張四體，共78頁，内（納）指揮千百戶鎮撫125員，各姓氏60餘種。戍邊軍戶成為民勤主要的新生人口，代有繁衍，成為民勤幾十個常見姓氏。但是，為什麼民勤人很多都說自己來自于山西大槐樹呢？不錯，當時的大槐樹就是屯軍的中轉站和征兵的地點。

為了防止戍邊的将領與藩王形成軍事實力，軍事主官多來自京畿，為明王朝的心腹，其餘将領從各衛所征調，這樣既防止“黨派”形成，也形成遠距離調兵，防止兵将逃回原籍。

于是，從《鎮番遺事曆鑒》記錄的鎮番營王興，直到《武職選簿》記錄的鎮番衛第一任指揮使方賢，在永樂九年正月十八帶着朝廷敕命，從西甯衛調往鎮番衛時，鎮番衛的屯軍以及家眷子弟在浩浩蕩蕩走向鎮番衛的漫漫長路上，肯定不曾想到，此去竟是徹别故土，死後也會長眠于斯地。

由于明朝的武職是世襲制，所以軍籍之外，另給土地耕種，軍階高土地多，也因此形成了軍戶後代的大戶家族。比如：

民勤許姓，來自安徽鳳陽府臨淮縣。先祖許成，原從軍至河北，洪武三十二年參加雄縣之戰立功，升小旗，參加白溝河大戰，升副千戶。成化年間至民勤，子孫世襲九代鎮番衛指揮使，成為民勤名姓。萬曆十二年，許邦佐無子襲除，但旁支遍及湖壩區，并移向涼州、永昌，其裔許協，為清鎮番令。90年代央視拍攝紀錄片《長城内外》，播出後安徽許氏與民勤許氏對接續譜，可謂喜事。

（關于民勤許氏族源有争議，李玉壽先生《民勤家譜》依據民勤許氏家譜記載許氏族源為“湖南長沙府”，但《武職選簿》記載是“臨淮縣人”，依據我對《武職選簿》的考證，我認為許氏的祖籍可能是湖南長沙府，許氏曆代從軍轉戰至臨淮，獲得軍功入了“黃冊”，然後武職選簿記載為臨淮。本文作者的先祖祖籍地是山西平陽府，先祖在通渭獲得軍功，在武職選簿是記載的也是“通渭縣人”，作者依據自己家族家譜與《武職選簿》的比對考證，得此推論，并與許文宇老先生交流過，待更為詳實的史料驗證。）

民勤方姓，來自安徽鳳陽府定遠縣。先祖方賢，洪武九年，以指揮使身份調任鎮番，子孫襲十代。

民勤李姓之一，來自江蘇高郵州。先祖李二從軍至民勤，至李二孫李榮，積功為總旗官。明朝名将李震為李二第六輩後代。

民勤甄姓，來自甘肅通渭。先祖甄得才于洪武二十三年以小旗官領兵至鎮番衛，世襲百戶十二輩，是明代鎮番衛軍戶中世襲時間最長的一姓（筆者的舅舅家就是甄姓軍戶後人）。

民勤裴姓，來自河南息縣。先祖裴榮洪武年間從軍至鎮番衛，其孫裴俊世襲百戶，曆十二輩。明朝滅亡廢襲。其裔有在民勤四中任教，經與筆者聯系，從《武職選簿》補充了家譜對明朝的記錄缺失。

民勤孫姓，一支來自甘肅通渭。先祖孫成是鎮番衛世襲副千戶，《鎮番縣志》載其裔孫明奭天啟四年中武舉人，崇祯三年中武進士，官授湖廣遊擊。筆者推斷時值明朝滅亡，先祖在江西入正一道門，兄弟四人裔傳至今，遍布民勤湖壩。民勤雙茨科孫道是清鎮番縣道會司執事，建國後道教協會會長，筆者便是孫成之後。

民勤孟姓，先祖孟大都，浙江鄞縣人，二輩孟源三輩孟成四輩孟鼎記錄缺失，五輩孟清試百戶功次，六輩孟堂嘉靖三十一年六月襲替，其裔孟良允天啟元年中舉人，政績斐然，清初官至浙江布政使。孟良範，官兵部職方司主事。

這五湖四海的屯軍和移民，是不是說明“民勤先有天下人”呢？

因此，不難理解，一個北方邊陲小縣，竟然會重視發源于楚地的“端午節”。主要是鎮番衛在明朝大量來自兩廣、江浙等地的軍戶，思念家鄉，而鎮番無闊葉蘆葦，便以面做油餅，包裹糯米形成粽子，祭奠屈原的同時，也是懷念再也回不去的故鄉。

翻閱《鎮番遺事曆鑒》卷一，太祖洪武三年庚戌開始，第一句就是記錄了涉及軍事的人事調動，從王保保患邊，徐達征西開始了民勤在明朝的軍事方面的記錄，當時的民勤，一言概之：“是時，鎮邑無縣治，亦無熟田，民人徙此，惟牧畜而已”。

因為戍邊的需要，鎮番衛軍屯及軍戶家眷的到來，使得鎮番衛的人數逐年開始增加，經濟、文化、教育等逐漸開始建立和發展。

《鎮番遺事曆鑒》卷一，憲宗成化八年壬辰記錄“臨洮劉傑，于成化五年來鎮，開館講學……延生儒生數百人，互相砥砺，鎮邑文風，由是日振焉。”劉傑是鎮番衛守備劉清之子，民勤文脈的生根發芽始于此，明朝中晚期飽學之士開始越過龍門走出鎮番為一方百姓謀福利，至清初盧氏、孫氏為河西科舉世家之一。

可見，民勤人好學之風由來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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