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洛陽在中國古都中建都早、曆史久。這些古老建都史，作為見證曆史的活文物，洛陽的别稱，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承載着悠久而深厚的曆史文化内涵。今天就随着小編來看看洛陽别稱有多少？

“亳”之意，從字體構造分析，即“安居高地之宅”。先秦時期，無論平民建宅，還是帝王建都，都要選在近水高地，這樣既可享水之利，又可避水之害。根據豐富史料而知，商湯克夏後，在夏都斟不遠的“下洛之陽”大建都城，此城名“亳”。西晉學者皇甫谧稱商湯克夏後所建之亳為“西亳”。20世紀50～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偃師縣城西郊進行了數次發掘，發現的大型商代早期都城遺址證明，這正是商湯克夏後所建之亳——“西亳”。商都“西亳”北依邙山，南臨洛水，西距夏都斟遺址6公裡，東距伊洛河交彙處4公裡，符合洛陽地理概念。

周武王克商後，周的領土向東擴展到大海，而周都鎬京西偏，統治不便，周武王決定在洛陽盆地内夏商舊都附近，在洛河與邙山之間的瀍河兩岸，建設統治天下的政治中心。武王制定了這個計劃，然而不久就病死了，其遺願由兩個弟弟——周公、召公來完成。由于這個城市北依邙山，南臨洛水，故名“洛邑”。

平王東遷

中國七大古都唯洛陽居四方之中。從自然環境看，處在黃淮之間，正當西部高地與東部平原的接合部，中嶽嵩山是其自然标志；從先秦時期民族分布看，居于戎狄蠻夷之中；從人口分布狀況看，是西部人口稀疏區和東部人口密集區的分界點；從交通位置看，為兩京古道與晉楚通道的十字口、水陸運輸的中轉站。以一點而牽四方的中心位置是洛陽作為帝宅王裡的基本因素，所以周公定鼎洛邑時稱之為“天下之中”；北魏孝文帝、隋炀帝、武則天在遷都洛陽的诏文中均有此類稱謂。

唐，洛陽城

洛陽經過夏、商、西周三代建都實踐，政治家逐漸掌握了在洛陽盆地内建都的基本規律：無論都城怎樣移動，總是在西起澗水東至伊洛交彙處之間40公裡長的洛水之陽這一狹長地帶。随着洛水之陽的概念在人們頭腦中形成，都城的最佳名稱自然生出。這就是“洛陽”。洛陽之名誕生于何年，史書無載，但從“洛陽人蘇秦”（《史記·蘇秦張儀列傳》）的出現測算，不晚于公元前350年左右。秦莊襄王元年（前249），秦滅東周，在成周城舊址設置洛陽縣，洛陽作為建置名稱正式出現。此後，盡管别稱雅号不斷出現，但“洛陽”二字使用的頻率最高，家喻戶曉。

周公營建洛邑期間，東方發生武庚之亂，周公被迫中斷城建工程，率兵東征。曆時3年，平定叛亂。周公凱旋還洛時，為根治反叛勢力，确保周的統治成功，将“殷頑民”集體押解到伊洛河交彙處的洛水北岸，強迫其參加營建洛邑的工程。1年後，洛邑建成，“殷頑民”在勞動改造中成為“良民”。成王七年，周公還政，成王在新都舉行開國大典，宣告“遷宅于成周”。“成周”的意思是“周的統治已經成功”，大吉大利；所以，西周統治者稱洛邑為“成周”。

西周時期：宗周，成周

西周開國者鑒于領土遼闊，東西萬裡，特創“一國二都”并行制，以西都鎬京、東都洛邑為并列的政治中心；當東方政治經濟形勢迫切時，天子率百官駐東都洛邑辦公；當西方政治經濟形勢迫切時，天子率百官回鎬京理政。

西周之後，隋炀帝、唐高宗先後複制了“一國二都”并行制。這一制度在中國曆史上，隻限于西周、隋、唐三代。

西周之後，新莽、北周等王朝，也稱洛陽為東都；然而，這個“東都”，無政治中心之實，性質屬于陪都。還有，唐代玄宗統治後期到莊宗遷洛陽之前，洛陽長期使用“東都”之名，但性質屬于陪都。

唐時期：長安，洛陽

在中國古都中，洛陽享“東都”之名最久，所以“東都”是洛陽稱謂頻率最高的名字之一。

從三代到漢唐，除秦一朝，曆代建都無不與洛陽相關。于是人們自然把洛陽與京都聯想在一起，簡稱洛陽為“京洛”。這一雅名在漢唐時期常見于詩賦之中，如東漢班固的《東都賦》、三國魏曹植的《名都篇》、隋李巨紅的《京洛篇》、唐鄭世翼的《登北邙還望京洛》等。

西晉滅吳前，東吳首都是建康；西晉滅吳後，晉都洛陽成為全國唯一政治中心。由于建康作為東吳首都曆時已久，吳人心目中仍以建康為國都，而稱北方的洛陽為“北京”（《晉書·張翰傳》“吾亦有事北京”）。

西晉滅亡後，後趙與前趙争鋒洛陽。晉成帝鹹和三年（328），後趙殲滅前趙主力攻取洛陽，欲以洛陽為新都，大規模遷民營建都城設施。為鞏固新占領的廣大河南地并為南伐東晉建立戰時軍政大本營，後趙主石勒在洛陽設置随行中央政務機構——行尚書台，下诏以洛陽為南都（相對北方的首都邺城而言），從此洛陽有“南都”之别稱。

前後趙時期：長安、洛陽、襄國

從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開始，洛京成了洛陽的代名詞，這在《魏書》中司空見慣。到了五代，盡管朝代更替頻繁，稱洛京而不稱洛陽成了傳統習慣，如《舊五代史》中的《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等。所以，洛京與東都一樣，成為古都洛陽使用頻率最高的名字之一。

北魏時期：平城、洛陽

東京是洛陽又一别稱。其與西京長安對應，道理如東都洛陽之于西京長安一樣。但其性質與東都有别。東都既可以為首都，也可以為陪都，而東京則隻是陪都。如北周宣帝在大成元年（579）诏改洛州為東京，洛陽由州治上升為陪都；隋炀帝于仁壽四年（604）下诏營建東京，一年後改東京為東都，洛陽地位上升為國都；唐玄宗在天寶元年（742），诏改東都為東京，洛陽地位降為陪都。五代時期，中國政治中心東移，洛陽享有的東京之名轉到開封。

隋時期：長安、洛陽

古都洛陽之特稱。早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漢族官僚李沖就稱洛陽為“神都”。但這一稱謂僅是個人之言。唐睿宗文明元年（684），武則天為登上女皇之位、神化女皇之權來自天，改東都為“神都”，于是“神都”成為洛陽的專用之名。睿宗載初元年（689），武則天改國号為周，稱“聖神皇帝”，神都與神皇名實相符。到神龍元年（705）中宗複辟、恢複東都舊稱時止，神都作為洛陽古都名稱存在了21年。

與東京開封相對的又一古都名稱。唐哀帝天祐四年（907），朱溫在洛陽廢唐，以開封為首都建後梁，稱“東都”；以洛陽為陪都，稱“西都”。乾化二年（912），朱友珪稱帝洛陽，以西都洛陽為首都，東都開封為陪都。乾化三年（913），朱友貞稱帝開封，以東都開封為首都，西都洛陽為陪都。終梁一朝，無論做首都還是為陪都，洛陽始終被稱為“西都”。

後唐時期：洛陽、開封

與東京開封相對的又一古都名稱。從後唐開始，西都洛陽、東都開封分别演變為西京、東京。無論二者孰為首都、陪都，各自名稱固定不變。這一稱謂一直沿用到北宋滅亡。《宋史·地理志》載：“河南府，洛陽郡，因梁晉之舊為西京”，西京作為洛陽古都名稱長達200餘年。

北宋時期：洛陽、開封

金宣宗遷都開封的第二年——興定元年（1217），為抵禦蒙古軍從潼關東進河南，特升洛陽為陪都，稱“中京”。從是年到金滅亡，中京作為洛陽最後一個古都名稱，曆時17年。

截至金朝滅亡，洛陽行政建制以國都為主線，首都、并行之都、行都、王國之都、陪都俱備，為都時間累計超過兩千年。所謂兩千年曆史看洛陽，誠不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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