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根

經世緻用：明清之際儒家學者的學術主張，指學問須有益于國計民生。語出孫奇逢《四書近指》：“誦詩讀書所以經世緻用,噓古人已陳之迹,起今日方新之緒,方是有用之學。”

文須有益于天下

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隐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①，無稽之言，剿襲②之說，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損于己，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日知錄》卷十九）

中華文化偏實用理性。中國古人對神和自然敬而遠之，沒有太多研究興趣；多關注現世幸福與人際關系；輕緻知重緻用，輕仙佛重聖賢。重點發展了政治倫理、禮樂文化。重詩樂，也并非為浪漫好玩，而是為“禮樂治國”。兵農醫藝、天文曆算、制造煉丹等民生政治實用科技都走在世界前面，但純知識的理論研究卻始終落後于西方。國人拜神，不論仙佛，有神便拜，甚至于進道觀行佛禮，無涉信仰，隻求神佑。

先秦諸子投身時代，奔走諸侯，學問都指向治國安民。兵、農、醫都直接服務民生；墨家“興利除害”，法家富國強兵，縱橫家熱心外交，名家研究刑法。孔子周遊列國，到處碰壁，卻仍将目光投向人生社會，“不語怪力亂神”，删詩書，訂禮樂，述《春秋》，專為“撥亂反正”。後來儒學分化為重心靈和重實際兩派。心靈一派包括孟子與《大學》《中庸》、理學、心學。實際一派起于孔子弟子子夏，經荀子弘揚，再經漢宋兩代，最終發展成明清“實學”，成為完全意義的“經世緻用”之學。

實學肇始于南宋。南宋學者呂祖謙等針對理學空談心性之弊而提倡明理躬行、學以緻用，開實學先聲；徐光啟、顧憲成、張溥等為救晚明危機，反陽明後學之玄談，重倡實學；清初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反思明亡教訓，正式提出“經世緻用”，形成了一股經世緻用的實學思潮。

明清實學全在一個“實”字，特點有四：

反對束書不觀，空談心性。主張文章須有益于天下，學問要“明道”“救世”，學者當以天下興亡為己任。

提倡實用之學。他們借史學以闡釋治亂興衰根由；揭批社會弊端，提出改良方案；重視科技，湧現了李時珍、徐光啟、宋應星等一批科學家，産生了《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科技巨著。

學術視野廣闊。學術視野從儒家經典擴大到天地山川、典禮制度、兵農醫藥、田賦風俗；大量譯介西方科技書籍；産生了徐光啟、顧炎武、方以智等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重視調查研究，倡導“實事求是”。或重實驗，如徐光啟在多地開辟農莊，進行農業實驗；或調研考察，如李時珍、顧炎武，都是“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的典範；或重實證考據，凡立一說，必廣求證據，反複辨析，考據之風至乾隆、嘉慶時期達到極盛，形成了所謂的乾嘉學派。

經世緻用理念其價值有目共睹。但由于過于看重學術的近期功利，忽視了學術的永恒價值，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學術獨立。且乾嘉學派流弊所及，最終使知識分子脫離現實，為考證而考證，竟讓實學走到了經世緻用的反面。

顧炎武《日知錄》《與人書》、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章學誠《浙東學術》、《清史稿·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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