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2日下午，魯迅去溧陽路藏書室翻書，因室内陰冷受寒，“下午驟患氣喘，即請須藤先生來診，注射一針”。這次受寒導緻魯迅發熱并發支氣管炎，然後引發肺氣腫。肺氣腫是魯迅肺病的新症狀，“至于氣喘之病，一向未有，此是第一次”。

打針之後，氣喘症狀平複下去了，魯迅卧床了3日才能起身，他身體已虛，這次生病持續了一個月，到4月初才大略康複，但總是感覺身體無力。

到5月中旬，魯迅身體再度不适，須藤五百三診斷為胃病，吃了3天胃藥，魯迅開始發熱，這次發燒來勢洶洶，很快魯迅無力去醫院，隻能由須藤上門診治，10天都沒退熱，5月25日起須藤開始給他打針，29日甚至需要打強心針。

由于在須藤的治療下魯迅的病始終沒有起色，許廣平、馮雪峰請求另找醫生來看，5月31日史沫特萊、茅盾陪同美國鄧醫生(Thomas．Dunn，1886—1948)前來看診，這位醫生畢業于加利福尼亞大學醫學部，曾任美國海軍軍醫，據稱是上海唯一的西洋肺病專家。

鄧醫生診斷魯迅的病為肺病，并認為魯迅抵抗力非常罕見，這種病情如果發生在歐洲人身上，5年前就已經去世。他要求魯迅到福民醫院做詳細檢查，并照X光，每日具體診治仍由須藤擔當。

但6月初魯迅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日漸委頓，終至艱于起坐”，連坐都坐不起來了，所以一直到15日，魯迅才去拍了胸部X光:“才知道他從青年至現在，至少生過兩次危險的肺病，一次肋膜炎。

兩肺都有病，普通的人，早已應該死掉，而他竟沒有死。醫生都非常驚異，以為大約是:非常善于處置他的毛病，或身體别的部分非常堅實的原故。

這是一個特别現象。”由于有了正确的診斷，須藤此後可以對症下藥:“每天來給他注射，意思是在将正在活動的病竈包圍，使其不能發展。據說這目的不久就可達到，那時候，熱就全退了。”

從日記看，自從魯迅5月生病，注射就是最主要的治療方式，之前由于未作肺病及肋膜炎處理，注射據許廣平回憶是“荷爾蒙”一類的藥劑;自從診斷為肺病後，須藤便換了注射藥物，從6月到9月底，相繼為解熱消炎劑水楊酸鈣注射液Takamol、日本制藥公司生産的抗結核劑Pectol、抗結核劑抗Cerase。

在治療過程中，一輪注射大概10多天，但每次都是一階段完成後，須藤認為結果很好，但魯迅翌日又告發燒。須藤的态度總是很樂觀，告訴魯迅肺結核對于老年人并不緻命。

對于發熱，須藤表示這是肋膜積水所緻，“不甚關緊要，但麻煩而已”。8月13日，魯迅“夜始于痰(痰)中見血”，這不是痰中見血絲的那種毛細血管破裂，“肺則于十三四兩日中，使我吐血數十口。”

吐血數十口，可見出血量很大，須藤診斷為:“大約先前之細胞被毀壞而成空洞處，有小血管孤立(病菌是不損傷血管的，所以它能獨存，在空洞中如橋梁然)，今因某種原因(高聲或劇動)折斷，因而出血耳。”

他的結論是“于肺無害”，所以魯迅的書信中，一直洋溢着樂觀情緒，并聽從須藤的勸告，從6月中旬就準備去國外或莫幹山療養。直到8月31日魯迅才意識到“天氣已經秋涼，山上海濱，反易傷風，今年的‘轉地療養＇恐怕‘轉＇不成了”，但同時他覺得肺部已無大患。

在不間斷地打針、間或抽去肋部積水的治療下，魯迅依舊發燒，但他自我感覺良好，9月22日給母親的信裡說:“男近日情形，比先前又好一點，臉上的樣子，已經恢複了病前的狀态了”這雖然有安慰老人的可能，但顯然他自己也這麼認為，10月1日稱體重39．7千克，比8月1日重了1千克，更是讓他覺得身體恢複。

10月8日魯迅停藥，下午就去青年會參觀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10日發熱到近38℃，魯迅下午同許廣平帶海嬰和侄女周鞠子去上海大戲院觀看普希金小說改編的蘇聯電影《複仇豔遇》(Dubrovsky);11日魯迅同許廣平帶着海嬰去法租界看房子，17日魯迅在胡風陪同下步行去景雲裡鹿地亘住處，為鹿地亘翻譯《魯迅雜感選集》答疑，歸途受涼，至下半夜起驟發氣喘，服用以“忽蘇爾”氣喘藥，無法安寝。

18日須藤前來注射，為其吸入酸素、氧氣，魯迅指甲紫绀，喘息不止，至晚每2小時注射強心針，吸氧。19日淩晨5點25分，由于肺氣腫、肺結核、肋膜炎等疾病基礎上發生的自發性氣胸，魯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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