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臘這樣一個城邦民主制度之下，所有的公民都有參加并承擔政治生活的權力和義務。參與政治的公民之間地位平等，他們不以等級、權利或者财富作為判斷标準。他們通過語言，以或申訴、或論辯的方式的相互影響來行使政治、文化生活的權力。這樣一來，希臘便出現了專門從事修辭學及論辯學教授工作的“智者”。

古希臘城邦

但是，在曆史上，為何智者通常會與詭辯畫上等号呢？原因主要在于，他們開始不再慎重思考是非真假、對錯取值的問題。他們認為，關于自然的知識“不可能”，關于人世的知識不存在，一切被歸因于“意見”。這樣一來，那麼就完全看你的論辯否能夠讓别人啞口無言，能夠讓人家聽出話來。不得不承認你的這個邏輯，而承認你所秉持的道理。這就意味着，在智者眼中，萬事萬物沒有對錯，隻有論證方式。

在古希臘那樣一個時代，還沒有一個比較規範的，經過推理論證的完整的哲學命題。例如赫拉克利特時期的“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到了智者口中，他們将這個命題倒置，“同一條河流同樣不可以兩次面對同一個人”。在智者看來，流變的不僅僅是河流，人也同樣如此，每個人的形色各異。

赫拉克利特

智者學派的最著名的代表普羅泰戈拉（據說是第一位職業智者），為我們留下了兩個非常著名的哲學命題。

• 1.人是萬物的尺度。

相信屏幕前的你即使沒有系統地接觸過西方哲學，也不會感到陌生，那就是“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個命題通常會被人誤以為是讨論人類能動性、人本主義的問題。但實際上，基于普羅泰戈拉所在的古希臘時期。這句話中所講的“人”并不是廣義的“人”，不是普遍的“人”，不是抽象的“人”。

人是萬物的尺度

普羅泰戈拉所指向的是“個人”，尤其指向的是具有感覺經驗的個人。智者認為，萬物的尺度存在于每個人的感覺經驗中。簡單粗暴的理解，即你是萬物的尺度，我也是萬物的尺度。既然所有人都是“尺度”，彼此之間并無差别，那把尺在每個人心中，那麼就意味着這個尺度就是“沒有尺度”。

柏拉圖曾對“人是萬物的尺度”命題加以解釋，他以“風”作比，一陣風吹過，會有人感覺冷，也會有人感覺熱，而究竟是冷是熱，則沒有意義。因為風的冷熱恰恰是以每個人的感覺為尺度的。

2.一切理論都有其對立的說法。

正是由于“人是萬物的尺度”的争論，才引出了普羅泰戈拉的另外一個命題，即“一切理論都有其對立的說法”。一切理論如果從此角度可以得到論證，那麼從相反的角度同樣可以對其進行論證。所以并不存在真假對錯、是非曲直。

普羅泰戈拉

而智者之所以常常與詭辯等同，也恰恰是因此原因。可以說，雖然智者作為蘇格拉底之前和同時期的重要社會角色，在整個希臘的政治生活中盛極一時。但是智者所持有的無關是非，全部是觀點和約定的思想，這就勢必逐漸催生出雅典社會的衰落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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