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網絡上，典型的遊牧民族胡人和農耕民族漢人誰能更打？這是一個相當有熱度的話題。很多《狼圖騰》的信奉者認為胡人騎射技術高超，生性剽悍無比，漢人面對胡人隻有跪的份兒。還有人以魏晉南北朝為例，說西晉皇帝被俘虜，漢人丢了半壁江山，如果不是冉闵搞了一個什麼“殺胡令”，漢人就要被胡人殺光了雲雲。那麼，真的是這麼一回事嗎？

漢人真的面對胡人不堪一擊？這個說法其實用歸謬法便能證其僞。如果胡人戰鬥力真的碾壓漢人，東晉南朝270多年的江山便無從維持了。梳理十六國南北朝時的戰争，其實胡漢雙方勝負比，基本上是持平的。而且，胡漢民族也都有各自的優勢和劣勢。而戰争的勝利，往往取決于胡漢軍隊誰能更有效發揮優勢、規避短闆。

▲東晉和十六國形勢圖

結合十六國南北朝的具體曆史環境來看，胡人和漢人各自的優勢，大概體現在這些方面：

一是漢人的組織化程度更高。集體性是軍隊的首要特性，内部不和諧、機制不穩固的軍隊，縱然個體武技再強，揉到一起也隻是一盤散沙。在這方面，漢兵具有天生的優勢。漢人軍隊從征兵、管理、供養，到訓練、調動、指揮等，每個環節都有程式和規制，在長期的統一指揮、統一号令熏陶下，漢人軍隊大部分情況下都帶有與生俱來的内部協調性。

雖然東晉南朝内部，常常困于皇帝、門閥與流民帥的互相紛争，但隻要北軍來攻時，大家能抛除成見、共同對外就能打出優秀戰績。前秦第二次南侵（淝水之戰，383年）、北魏侵梁（502-504年左右）等大戰，南軍打的都是戰線長達數千公裡的大規模協同作戰，而最終勝利，正是靠高度的協調配合性。組織化程度高的軍隊，可以讓個人的勇武顯得毫無作用。卻月陣（418年）就是東晉南朝漢兵以整體戰力完虐胡兵的最佳例證。被敵騎兵圍困于越騎城時，徐猗之這種名不見經傳的選手，也能于倉猝間“以長戟結陣”，頑強地抵抗到援兵來救。

二是胡人擅長爆能量。胡人軍隊一出場，大多是挾沛然莫之能禦的氣勢，打對手無從招架。五胡亂華時這種場景一再出現，匈奴、羯、氐和鮮卑勃興時無不如此。其中奧妙，并非胡人基因裡天生刻着爆能量的神技，還要從胡人部族體制上找原因。胡人部落大多體量小，決策靈活；政權結構非常原始，軍事決策受到政治牽制幹擾較少。因而一項決策從醞釀到形成、執行、落實，甚至中途轉換，都非常迅速而快捷。這樣的軍隊碰上被制衡制度與官僚體系所約束和掣肘的漢人軍隊時，往往能打出以快吃慢、以強擊弱、批亢搗虛的炫目效果。

拓跋魏的複興、赫連夏的崛起、契胡爾朱氏的爆發，幾乎都是這樣的過程。其中尤以拓跋魏的複興最為典型。拓跋氏參合陂痛擊後燕慕容寶後，雖說被慕容垂打了個快速反擊，但慕容垂剛一死，拓跋珪就立即抓住後燕内亂的天賜良機，發動了極其快速的滅國戰争，其反應速度和軍事行動的連貫性、精準度都令人擊節贊歎。從整體上看雖然是魏小燕大，但在每一處局部戰場，魏軍幾乎都是以多打少、以快擊慢，信都、中山、邺城幾處大城被破，後燕帝國便如庖丁解牛一般轟然散架。這場亡國之戰，慕容氏輸的真是沒脾氣。而從寬時域、大格局上看，呈現老态、被各種因素所掣肘，無法有效發揮戰鬥力和戰争潛力的中原政權對抗新興遊牧胡族，最重要的就看能否頂住胡族爆能量的狂暴攻擊，頂得住則活，頂不住就完。

三是漢人戰争潛力更大。胡漢兵最大的區别，在于與政權、社會的聯系性。胡族兵之所以能實現快速閃擊、千裡突擊，依靠的是掠奪性補給，不管人力還是物力。這種戰争資源的獲得方式是無法持久的，除非胡族有不出世的天才人物，能迅速建立起國家機構，改變補給方式，否則，隻會陷入“狂風不終朝、驟雨不終夕”的窘境。而漢兵恰好相反。

其實十六國南北朝時期，在五胡此起彼伏的同時，北方漢人豪強勢力也在充分發展。西晉淪亡後，北方豪族勢力始終維持着相當的武力産出模式，無論是河北的崔、盧、李、鄭，還是河東的薛、柳、裴、杜，乃至關中的韋、楊、蘇等大姓豪強，都盛行蓄養部曲私兵的風氣。其軍中人事安排、後勤補給模式、兵員調發模式，都下意識地遵行着封建王朝組建軍隊的成例。這些豪強，時機成熟，稍加利用，便可以制造出強大的軍隊。

▲陳、北齊、北周時期形勢圖

鮮卑系的北周、北齊帝國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對之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北齊懾于漢人人多力量大，并囿于胡漢分治的成見，對漢人軍隊進行排擠打擊，甚至不惜借敵國之手消滅漢人豪強兵。比如556年的鐘山之戰，北齊方面近10萬原屬高敖曹和其他漢人将領（如河北封氏、李氏、盧氏）的軍隊，在稀裡糊塗的指揮下，被南陳殲滅于建康鐘山之下。而作為東魏北齊最傑出的漢将，高敖曹（491-538年）四兄弟有3人性命斷送于齊神武帝之手。不惜自斫手足地斷送漢人軍力，反映出河北漢人豪強武裝的強大，以及高氏北齊的畏懼。

北周由于鮮卑兵損耗殆盡，情急之下不得不借重于關隴漢人豪強，大統九年定令“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周書》卷2《文帝紀》），這就是著名的府兵制創建的起點。當時事機急迫，北周增建軍隊并沒有一闆一眼地走募、訓、駐、調的流程，而是直接将豪強鄉兵改造為國家直屬軍隊。換句話說，就是撿起了漢人豪強們二百餘年來發育好的模具，從而達到快速擴充軍力的目的。漢人們也确實讓西魏北周如願以償，短短十餘間，北周軍隊從四五萬人的規模，擴充到二十餘萬。其戰争潛力之大、潛力轉化為實力之快，簡直讓人目不暇接。以漢人為主的軍隊迅速幫助弱小的關中政權穩住了局面，并逐步從被動挨打轉向對外擴張。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最後正是這支漢人府兵部隊統一了北方。

四是胡人的騎射技術是重要加成。評價胡人和漢人戰鬥力，不管怎麼說，也繞不過騎射技藝。早在西漢時，晁錯在其名篇《言兵事疏》中就指出，“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雖然漢人在步下對決不怕胡人，“下馬地鬥，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但對方憑借着騎射，玩打帶跑，你就是拿對方沒辦法。

而胡漢生活區域的巨大差異，以及産馬地的制約，使得漢人擁有優秀騎兵的難度很高。梁朝為了提高騎兵質量，在西北邊境雍州（南朝僑置，在今湖北襄陽一帶）養殖戰馬，數量不過2000餘匹，已稱大宗。然而537年梁朝在漢中擊敗西魏後，西魏為了穩定南方戰線，一次性就送出2000匹戰馬，以換取與梁的和平。

不管胡人漢人，能不能打并不是一言而決，而靠的是對自身優缺點的揚棄。以己之長，擊彼之短，自然無往而不利。說到底，軍事行動追求決策效率與戰争成本，而胡人的體制更利于軍事行動，也因為擁有戰馬資源和更低的戰争成本，所以往往能在戰争初期占據主動。但這種體制缺乏韌性，也特别依賴優秀的軍事統帥，所以容易陷入“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死循環。

傳統農耕民族正确的體制可能不利于軍事行動，甚至會形成約束和掣肘。但這也是為了讓文明和國家正常發展的必要犧牲。就好比，腎上腺素能幫助人更能打，但天天分泌腎上腺素的人能活長嗎？就好比五胡裡的羯、氐兩族很符合那些《狼圖騰》理論粉絲的期望，但兩族卻消逝于曆史當中，而鮮卑中的優秀領導人哪怕激起本族的激烈反抗，也要強制推行被那些種族主義擁趸所嗤之以鼻的漢化制度，從而最終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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