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婚姻的擔憂與猶豫?共青團中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課題組/光明日報，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我們對婚姻的擔憂與猶豫?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我們對婚姻的擔憂與猶豫

共青團中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課題組/光明日報

婚姻是家庭的紐帶，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婚姻家庭和諧事關民生幸福和社會穩定。“Z世代”(指1995—2009年間出生的一代人，也被稱為“互聯網世代”)青年是未來10年結婚的主力軍，他們的婚戀意願值得關注。鑒于此，共青團中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課題組針對2905名18～26歲的未婚城市青年，通過問卷調查、深度訪談等方式，圍繞他們如何看待戀愛與婚姻，婚戀意願的背後存在哪些擔憂等進行了深入調查，并就如何幫助他們正确認識和對待婚戀問題提出對策建議。

中秋、國慶，連着兩個節日，26歲的小顧都被媽媽催婚了：“你怎麼還不談戀愛？跟你同齡的人都戀愛結婚了，有的孩子都會打醬油了，你還不緊不慢的。别挑來挑去，最後隻能挑别人剩下的。”小顧過節的好心情一落千丈，跟媽媽争吵起來：“非要把我說得那麼不堪嗎？身邊很多人跟我一樣，都沒談戀愛。想什麼時候戀愛和結婚是我的自由，不要再催我了！”

這樣的催婚在許多家庭不斷上演，成為兩代人沖突的一大主題。這也反映出随着時代變遷，青年的婚戀态度已發生較大變化。出生于1995—2009年間的青年，作為“互聯網世代”，他們的婚戀觀是怎樣的？面對婚姻，他們在憂慮什麼？

1、戀意願成青年婚戀觀一大特征

“結婚這件事，父母比我更急，老催我，催得我都從家裡搬出來了。”

“我還沒享受夠單身生活，想先把工作搞好，再買套自己的房子，結婚的事之後再說。”

“我不想将就，但是想找一個合适的人結婚挺難的。”

“我還沒有正經談過一個對象，影視劇和社交媒體對我的擇偶觀影響比較大。”

…………

婚姻是一件人生大事，“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我國傳統的婚姻價值觀。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徘徊在婚姻殿堂之外，結婚年齡的推遲、青年的低婚戀意願（不想戀愛/結婚，不确定會不會戀愛/結婚）已成為全社會的隐憂。

調研中，對“你将來會談戀愛嗎”的問題，12.8%的青年選擇“不談戀愛”，26.3%的受訪者表示不确定。對于“你将來會結婚嗎”，25.1%的青年選擇“不确定”，8.9%的青年選擇“不會結婚”，即有34%的青年不再認為結婚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此外，有近三成受訪青年從未談過戀愛。

調研發現，作為未來10年結婚的主力軍，“Z世代”青年結婚意願呈現下降趨勢。聯合國人口司發布的世界婚姻數據預測，到2030年，我國20～29歲處于婚姻狀态的人群比率為69.2%，将比2013年下降8個百分點。

進一步分析發現，女性的結婚意願明顯低于男性。女性表示“不結婚”和“不确定會不會結婚”的人數占43.92%，比男性多出19.29%。女性表現出更加強烈的婚姻猶疑态度。而在對戀愛态度的調查中，并未發現這種性别差異。這說明在婚姻這件事上，女性的态度更加謹慎。

經濟發達地區青年選擇“不會結婚”的比例占14.4%，比小城市青年高出7.7個百分點。這說明經濟越發達，主動選擇單身的人越多。一項統計數據表明，我國結婚率最低的省份是經濟較為發達的上海市和浙江省。随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低婚戀意願的青年人群還可能繼續增加。

2、婚戀意願青年，他們在想什麼

被現實障礙所困的“憂婚族”。一位受訪青年說：“在大城市，年輕人隻有兩類，有房的和無房的。無房的人怎麼能擁有美好的愛情呢？”這句自嘲，代表了一部分“憂婚族”的心理。這些青年因現實中較高的婚育成本而感到憂慮和無助，進入婚姻的意願無形中受到抑制。中國人一向追求安居樂業，婚房成為當下一些人眼中結婚的标配，房産壓力成為青年選擇婚姻時的一大障礙。中國青少年研究會一項針對北京青年的調查顯示：在有戀愛對象而未婚的青年中，雙方均無房産的比例為64.62%。本次調研顯示，在影響結婚意願的原因中，青年選擇“結婚的經濟成本太高”的占46%。另外，選擇“生育養育孩子成本太高”的占56.2%，位列影響結婚意願的第二位。對生育養育成本的憂慮，讓很多年輕人對婚姻望而卻步。“結婚？要考慮彩禮、酒席、房、車、孩子，這八個字就把我難倒了。”網友戲谑的發言道出了這些“憂婚族”的憂慮。

把婚姻标簽化的“恐婚族”。網友小周說：“爸媽問我，為什麼不想戀愛結婚？我說害怕啊，害怕戀愛會分手，婚姻會失敗，生孩子受罪，婆媳關系難處理，教育孩子太累……”以小周為代表的“恐婚族”，對婚姻有較多負面認知和預期偏差，充滿恐懼和焦慮。他們“談婚色變”，有些人甚至沒有勇氣戀愛。調研顯示，在影響結婚意願的原因中，青年選擇“不相信婚姻”的占30.5%，其中女性占73.4%，女性“恐婚”者比男性更多。這些青年對婚姻的負面認知有些是來自本人或父母親友糟糕的婚戀經驗，也有些來自大衆傳媒對婚姻惡性事件的報道。例如，一位受訪者談道：“我無法想象結婚後的自己，像爸爸媽媽那樣嗎？吵吵嚷嚷，相互嫌棄怨恨着過一輩子？”還有人說：“看看網上多少殺妻騙保案，多少離婚殺人案吧，這些新聞看多了哪敢結婚啊！”

對婚姻持“佛系”态度的“懶婚族”。還有一類青年，對戀愛、結婚并不排斥，但他們并不會為了尋找“另一半”特别努力，而是持一種随遇而安的态度。小李表示：“我不會為了結婚就到處相親。也許未來我會遇到那個合适的人，一起攜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但如果找不到，我也可以一個人生活。”高壓力的工作和學習、快節奏的生活方式耗費了青年大量的精力，他們沒有時間和耐心投入到戀愛和結婚中。調研中，選擇“覺得自己沒時間沒精力結婚”的占34.5%。另外，在影響結婚意願的原因中，青年選擇“找到合适的人很難”的占60.8%，位列第一位。沒時間再加上成功的概率不高，很多青年選擇了“佛系”的婚姻态度。還有一部分青年沉浸在原生家庭的保護中，現有生活的安逸消磨了他們追求婚姻幸福的動力。網友默默說，“從小到大，我一直生活在爸爸、媽媽、哥哥的呵護中，我覺得待在家裡就很好。他們勸我多出門參加活動，主動去結識一些異性，但我懶得去。”

對婚姻祛魅的“不婚族”。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提升了青年個體的主體性和獨立性，互聯網蓬勃發展增強了青年在社會生活中的話語權，他們在婚戀方面的态度發生變化，很多人不再視“結婚生子”為人生必經曆程。有的青年向往自由和無拘無束的生活，認為有趣的單身生活勝過将就的婚姻。這些“不婚族”将單身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身于個人事業發展與興趣愛好中。調研中，當被問及“不想戀愛”的原因時，選擇“一個人很好，談戀愛很麻煩”的比例為74.8%。“我不希望有人影響我的情緒，不希望在我很忙很累的時候，還要去應付另一個人的喜怒哀樂。”“自己名下有房，口袋有錢，這才是實實在在的安全感。結婚不是一個必選項，更不是安全感的來源。”這些言論道出了一些“不婚族”的心聲。

3、什麼讓年輕人在婚姻殿堂前徘徊

基于個體主義價值觀，部分青年過于重視對個人價值感的追求。個體主義最大的表征是期望“為自己而活”。“Z世代”青年深受個體主義影響，他們注重自我的情感認知、心理體驗、精神需求和價值實現，不僅個性鮮明，而且自我意識凸顯，獨立性更強。在個體主義價值觀導向下，這些青年在婚戀中的獨立意識更強，注重自我感受及自主選擇。如果婚姻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或者影響到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他們就不願意接受和選擇婚姻。

基于互聯網碎片化認知，部分青年對婚戀産生災難化思維。互聯網信息的海量化、碎片化特征，導緻深度思維能力弱化，鑒别信息能力下降，容易形成對事物的知覺偏差和刻闆印象。伴随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成長起來的“Z世代”青年，其對于婚戀的認知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網絡。他們零散化和非系統的婚戀知識、碎片化思維一旦與生活中的負面經驗、大衆傳媒中的負面報道耦合，就會形成對婚戀的非理性、災難化思維，進而出現“恐婚”現象。

源于現代生活時空擠壓，部分青年對尋找合意伴侶産生無力感。在競争日益激烈和工作壓力不斷加大的當今社會，高強度的工作不斷擠壓着年輕人的個人生活，造成了工作與擇偶之間的張力。“白加黑”“996”“007”已成為部分青年的工作和生活常态，他們常常感歎“累覺不愛”，下班之後隻想靜靜躺着。加之人際交往圈子小，網絡滿足了大部分交往需要，現實社交需求減少，以及婚戀信息不對稱，商業化婚戀服務平台公信力不足，都增加了合意伴侶的搜尋難度，延長了搜尋時間。多重客觀因素限制導緻了部分青年結婚意願低，被迫選擇單身。

基于“甯缺毋濫”的擇偶觀，部分青年對婚姻匹配存在過高期待。擇偶匹配難是青年“不确定”是否結婚的首要原因，除了上述客觀原因，對合意配偶的過高期待是青年婚戀意願低的内在主觀因素。很多青年對擇偶持有理想主義的态度，而當預期與現實出現落差時，就會哀歎：“找到合适的太難了！”他們既注重“門當戶對”，也注重“内在匹配”；既要求物質基礎，也要求三觀契合；既要求“顔值擔當”，又盼望“有趣的心靈”。這種“甯缺毋濫”的擇偶觀造成了他們對伴侶的期待過于理想化，從而可能錯失最佳戀愛結婚時機。

囿于婚育高成本，部分青年對婚姻風險采取理性規避的态度。随着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和對子女的普遍重視，“戀不起”“結不起”“養不起”已成為橫亘在“Z世代”青年生活中的三座大山。一項關于“情人節”的相關調查發現，有10.77%的“95後”依靠消費借貸過“情人劫”。價格高企的婚房、天價彩禮、奢侈的婚禮等結婚習俗使得年輕人結婚動辄花費幾十萬元到上百萬元。養育孩子的精細化和教育孩子的高投入所造成的壓力讓年輕人直呼“不敢生”，出現恐育心理。“Z世代”青年關于婚姻的态度更加理性務實，對“成本—收益”的權衡已成為婚姻決策的重要因素。如果認為婚姻的成本高于收益，為了規避婚後可能面臨的“婚姻不幸福”“婚姻會帶來諸多麻煩”“養的孩子不成才”等風險，降低和壓抑自身的婚戀意願便成為他們的選擇。

基于“母職懲罰”，部分女性對婚姻産生抗拒與猶疑。伴随着城市化和市場化進程，女性同樣面臨激烈的職場競争。然而，以家庭為主的子女照料模式和不夠完善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使得女性不得不直面由于“母職文化”和職業歧視而造成的“母職懲罰”。“母職懲罰”即女性因為母親角色而遭遇的求職、工作評價、薪資、晉升機會等方面的負面影響。調研發現，女性不想結婚的首要原因為“不想生孩子”（占比為68.83%），對生育的猶疑成為女性不婚的客觀障礙。另外，随着主體性不斷彰顯，許多女性青年逐漸突破傳統性别文化的藩籬，重新界定性别角色的時代意蘊，以保持單身來表現對傳統性别角色和“母親角色”的抗拒。

4、何讓年輕人“能戀”“想婚”“敢婚”

提升個人婚戀素養，使“未戀”的人“能戀”。對于“懶婚族”來說，不僅要在經濟上實現獨立，更要從心理上真正“斷乳”，走出舒适圈，才能為尋求親密關系騰挪出心理上的空間，從而激活進入戀愛和婚姻的動力。同時，積極開拓人際交往圈子，豐富業餘生活，主動學習與異性溝通的技能技巧。對于“恐婚族”來說，要理性看待直接或間接的負面婚戀經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總結失敗經驗，改變對婚姻“糟糕至極”的思維和認知，消除恐懼心理。對于“憂婚族”來說，要設置合理的自我期許和擇偶标準，不跟風、不攀比，擺平心态，立足現實，重視婚姻對雙方精神滋養的價值，如重視雙方價值觀的契合、興趣和性格相投等标準，勇敢追尋屬于自己的美好愛情。

以體系化婚戀教育為基礎，讓“恐婚”的“不恐”。建立學校、家庭和社區三位一體的青年婚戀教育體系。一是建議教育部門組織婚戀專家設計課程，把婚戀教育納入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從價值觀、知識、能力三個方面設置初中、高中、大學階段相關課程。大中學校要通過課堂教學與課外活動相結合，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讓青少年形成重視婚姻、重視家庭的價值觀；普及兩性關系知識，用系統性的教育消解互聯網碎片化認知，校正關于婚姻生育的非理性觀念和災難化思維。二是家庭要發揮情感港灣的積極作用，倡導夫妻和睦、男女平等、情感和諧的優良家教家風，增強青少年關于婚戀的正向經驗，激發青少年對愛情、婚姻等情感體驗的向往。三是建議社區會同專業社會組織、婚戀專家開設青年婚戀課堂、婚戀輔導等活動，提高婚戀教育的可及性，提升青年的情感經營管理能力。

構建“婚戀友好型”的環境，讓“想結”的“能結”。一是由宣傳部門組織推動媒體、文藝社團、文化公司等打造積極向上的婚戀家庭文化精品，組織進行最美家庭、最美夫妻等評選活動，将美好愛情、幸福家庭的圖景具象化，喚起青年基于婚姻家庭幸福的積極情感體驗。另外，在全社會大力提倡文明簡約的“新婚俗”，讓戀愛婚姻擺脫功利化色彩和不良習俗的裹挾，讓全社會以“締結婚姻=經濟索取”為恥，讓青年擺脫“沒房的人沒資格談戀愛”的内外壓力，重歸“兩人攜手，白手起家”的美好圖景。

二是發揮群團組織的優勢，整合民政部門、市場機構、社會公益組織等平台資源，建立健全婚戀交友信息的大數據平台，探索開發具備信息收集、科學匹配等多功能的移動互聯交友平台，打造一批成本低、可及性強、信任度高的公益婚戀服務品牌，提供專業化、精準化的婚戀服務。

三是政府要加強以“婚戀友好”為宗旨的制度設計，制定針對适婚青年的公共性租房和購房優惠政策；企事業單位要嚴格保障職工的勞動權益，反對職場過度加班文化，保障職工的休息權和休閑空間；單位工會、共青團組織可積極組織青年交友聯誼活動，豐富青年的休閑文化生活。

以生育配套政策和服務為保障，讓“怕生”的“敢結”。一是提供“買得起”“買得到”“買得安”的普惠托育服務。建議中央層面加強頂層設計，出台政策支持清單，采取托幼一體、社會機構舉辦、用人單位自辦、社區嵌入等方式，構建多元化、多層面的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系統化培養托育從業人員，為托育服務提供優質人才支撐。政府和行業協會做好從業人員的培訓工作，不斷提高從業人員職業認同感。有關部門加強對托育服務機構的資質認定與備案管理制度、信息公開制度、質量監管與評估制度的完善與實施。

二是完善以“女性友好”為宗旨的生育支持政策。完善婚姻生育相關立法工作，延長男性陪産假，設立彈性、可靈活執行的父母均可享有的帶薪育兒假，引導男性更多承擔養育職責。改變現有的“雇主責任制”的生育保險費用承擔模式，在所有用人單位都繳納生育保險費的基礎上，加強政府統籌，促進生育成本的社會共擔，從而降低雇主的生育保險負擔，緩解職場性别歧視。

三是推進家庭教育指導，塑造科學理性的養育教育觀。通過宣傳教育、家長課堂等途徑，積極宣傳新型人才觀和新型家庭教育理念，反對過度精細化、攀比型教養和教育，杜絕教育中的“搶跑”現象，降低養育成本和教育焦慮。

（作者：共青團中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課題組 課題組成員：琚曉燕、姜振華、李燕平）

本期資深編輯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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