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法國？

法國大革命發生在波旁王朝時期，那是一個“現代性”過渡的轉型階段，封建制度正在瓦解，中央集權制度不斷強化。

對于法國大革命發生的緣由，标準答案是：社會轉型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法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發。

那麼，究竟是哪些因素加劇了法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又是什麼因素有導緻了革命的爆發？革命真的如同我們想象的那樣"壓迫愈重、反抗愈烈"嗎？

根據同一時期的比較，我們會發現這種因果聯系恰恰與人們想象的那種的方式相反。

雖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

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

是的，與同一時期其他歐洲國家相比，法國并不是封建權利最深重的地區，相反，它是封建權利壓迫最輕的地方。

當時的法國農民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他們不再是封建權貴的獵物，政府暴行也很少涉及他們。

農民享有公民自由，擁有一定的土地，他們已經變為土地所有者。

聽起來很美好，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悖論呢？

激化社會矛盾的，是被遺棄的農民階層，和特權的封建貴族。

十八世紀的法國農民處境有時反而比十三世紀更加糟糕，首先是因為小地産主在土地經營時深受壓迫，其次是因為，農民階層被與整個社會孤立了。

封建制度的瓦解使得貴族階層紛紛離開農村，并且對農民階層冷漠而歧視。

債台高築的貴族一心斂财，農民所受到的苦難甚至超過了封建時期。

農民幾乎與整個上層社會不相往來，那些走出農村獲得知識和财富的人也從此與農民形同陌路，農民在整個國家處于邊緣化的位置。

而政府也對農民極其冷酷無情：把各種捐稅徭役負擔強加給他們，以嚴酷的司法對待他們。

農民成了被遺棄的階層。

另外一方面，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貴族的政治意義已經消失，他們不再擁有統治領地的權力。

但是，貴族們的金錢收益依然存在，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他們的種種特權也依然存在。

王權逐漸剝奪了貴族的政治權力，但是，為了安撫與王權對立的貴族階級，作為一種交換，“自15世紀到法國革命，免稅特權一直不斷增長。”

貴族享有的各種特權尤其是免稅特權徹底導緻了資産者與貴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

這些特權沉重地壓制着人們，并且引起了社會心理的變化。

同時，既然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貴族的特權乃至他們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

如此一來，農民對殘存的封建權利就更難忍受：中世紀的部分制度被摧毀了，殘留的那部分就更為可憎。

階級分離被加劇，法國社會變成了一點即炸的火藥桶。

啟蒙運動的準備、權力邊界的不清晰和王權改革的不徹底，是大革命爆發的關鍵要素。

啟蒙思想為大革命做了準備，這是常識。

法國大革命是以宗教形式開展的政治革命，我們先來看看，宗教的傳播。

宗教的傳播有這樣的特性：越抽象而普遍，傳播越廣泛。

基督教輕而易舉地跨越了環境、法律、民族等因素，很快征服了大多數人，也是這個道理。

法國大革命同樣具備一種超脫于任何具體社會形态的抽象視野。

隻不過，宗教注重來世，法國大革命注重現世。

它挖掘了社會現狀和政府中最普遍、最自然的那一部分，目的是要創造新興人類而不僅僅是改造法國。

啟蒙運動影響後的這種文學化政治思維滲透着抽象的文學政治，主張“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

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将來可能如何，他們終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裡了。

政治實施方面，當時的法國，中央政府取代了所有地方政府，但其專制的意志經常在付諸實踐的過程中被削弱。

政府自身并不清楚其權力的真正邊界，他們所享有的特權并不受法律的明确保護，也沒有牢固地确立下來。

政府的行動領域很大，但是行使權力的過程卻相當謹慎。

就像是一個人走在黑暗而陌生的國度，步履蹒跚。

再者，不徹底的半途而廢的王權改革也是刺激大革命爆發的要素。

作為末代王朝，路易十六統治時期卻是迄當時為止社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時期。

大革命前夕（1787），路易斯十六政府對司法部門、省級行政機構進行改革，這項改革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疴。

但是，改革打亂了原有的權力秩序。

每一個公民仿佛覺得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所有法國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

在這種人心普遍浮動不安的情況下，最後一擊便使整個國家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

所以，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法國大革命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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