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論

關于宇宙結構的學說

關于宇宙結構的學說，漢代出現了渾天說與蓋天說的争論。在秦漢之前，蓋天說比較盛行。自古以來，人們看見蒼天籠罩着大地，産生了天圓地方的蓋天說，而春秋時的曾參就曾提出疑問：“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後來蓋天說又認為天不與地相接，而像圓頂涼亭那樣由八根柱子支撐着。詩人屈原曾問道：“斡維焉系，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公元前一世紀成書的《周髀算經》中提出“天象蓋笠、地法複盤”的新蓋天說，認為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相蓋，二者都是圓拱形，中間相距八萬裡，日月星辰随天蓋旋轉，近見遠不見，形成了晝夜四季變化。

漢代，另一種學說渾天說興起，認為“渾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以著名天文學家張衡為代表的渾天派提出天是一個整球，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日月星辰有時着不見是因為它們随天球轉到地下面去了，天球繞軸轉一圈就是一晝夜，地面上的人就看見天上的星星轉了一周天。這種看法成功地解釋了晝夜的交替、天體的東升西落和其他許多問題。同渾天說一緻的渾儀又能很準确地測定天體位置，渾象能演示天象的變化，這一切對曆法的推算既有用又方便，所以渾天說得到很快的發展并為大多數人們所接受，成為我國天文學思想中長期占統治地位的體系，直到明末西方天文學體系進入我國才開始改變。

值得提到的還有一種宣夜說。宣夜說打破了渾天說認為天象雞蛋殼式的有限概念，蘊涵着宇宙無限的思想。東漢時代的郗萌記道：“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系，故各異也。”這是元氣學說在天文學上的運用，反映了宇宙無限思想和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

關于宇宙生成和天體演化學說關于宇宙生成和天體演化學說，在秦漢時期也産生了比較系統的理論。

《淮南子•天文訓》和張衡《靈憲》都認為，天地還沒有形成的時候是一片渾沌，而“道”始于虛廓，虛廓生宇宙，宇宙生氣；在天地形成過程中，元氣中的“清陽者”稀疏向上成天，“重濁者”凝滞向下為地，于是形成上天下地或外天内地；天地精氣分為陰陽，陰陽精氣形成四時、水火，繼而産生日月星辰和萬物。這種虛物創生的觀點和宇宙萬物是物質的和運動變化的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界和科學界有着長期的影響。

天象記錄、天文學家和天文典籍

天象記錄

秦漢時代對天象的觀測和研究也有重要進展，天象記錄日趨詳備。如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日食，在《漢書•五行志》中對于發生日期、太陽方位、食分、虧起方向、初虧及複圓時刻等，都記載得十分清楚。《漢書•天文志》、《五行志》等所載西漢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關于太陽黑子的記錄（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西漢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關于極光的記錄，西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關于超新星的記錄，都是世界上有确切時日記錄中最早的一批。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五星占》和《彗星圖》又一次提供了漢初天文學發展情況的重要資料。

天文學家

秦漢時期是天文學人才輩出的時代，湧現出衆多的成就卓著的天文學家和精通天文曆法的學者。如張蒼、司馬遷、鄧平、落下闳、耿壽昌、劉歆、編?、李梵、蘇統、賈逵、張衡、劉洪、郗萌等，他們在天文理論、天象觀測、制訂曆法、研制儀器等許多領域作出了傑出貢獻，推動了天文學的發展。落下闳，字長公，巴郡阆中（今屬四川）人，明曉天文地理，隐于落下，是一位民間天文學家。漢武帝時，經友人薦舉，征聘為待诏太史，後拜侍中，辭不受。曾與鄧平、司馬遷等創制《太初曆》，還曾制造渾儀并在陽城（今河南登封）用于觀測。

賈逵（30—101），字景伯，扶風平陵（今陝西鹹陽西北）人，也是東漢時的著名經學家。曾任左中郎将，侍中領騎都尉。在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至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間，與編?、李梵等人集體修訂東漢四分曆，肯定了李梵、蘇統發現的月亮視運動的不均勻性，并指出月行速度最大的位置每個月向前移動三度，從而認識到現代所謂的近點月和近地點的進動。他還主張量度日月運行采用黃道度數比較精确，并倡議制造黃道銅儀。劉洪，字元卓，山東蒙陰人，是我國古代傑出的天文學家之一。曾任校尉、郎中、常山長史、會稽東郡都尉、山陽太守等官職。他所創制的《乾象曆》是一部優秀曆法，曾在三國時的吳國頒行。劉洪在太陽運動、月亮運動和交食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對後世天文曆法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他最早把月亮視運動不均勻性引進曆法，并确定出相當精确的近點月日數和一個近點月内每天的月亮實際所行度數；首次給出黃道與白道交角值為古度六度一分；改進了回歸年和朔望月數值；用月亮的實際運動修正平朔和平望，得出定朔和定望，從而更準确地推算日月食；最早提出交食食限概念，并給出具體的食限數值為十五度半，這在交食預報上是個重要發明；他所提出的新的交食周期值和各種天文數據表也是當時世界上的先進成果。他曾與著名學者蔡邕一起續補《漢書•律曆志》。

張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陽人，精通天文曆法、儀器制造、地理、數學、文學和繪畫，是中國古代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曾擔任主簿、郎中、侍中、河間相、尚書等官職，并兩度出任太史令，前後共14年。張衡曾創制世界上最早的自動運轉的天文演示儀器水運渾象和世界上第一架測定地震的儀器候風地動儀，據記載，地動儀成功地記錄了順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在甘肅發生的一次強震。在天文理論方面，他是渾天說的一位傑出代表人物，對于宇宙結構、宇宙無限性、天體演化、日月五星運行規律、月食成因以及隕星和彗星等，都有相當精辟的論述。在曆法問題上，他提出了黃道宿度與赤道宿度互相換算的較好的計算方法，對後世曆法有很大影響。張衡重視實踐，勤于觀測，曾對恒星進行了長期的觀測和統計工作，把星空劃分成444個星官，記錄了兩千五百餘顆恒星，這個成果在相當長時間内是很先進的。張衡在數學和地理學方面也都很有研究，他在文學方面也很有成就。

天文學典籍

漢代出現了我國流傳至今的第一本天文學著作《周髀算經》，而在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中有關天文曆法的章節，是第一批重要的天文學典籍。它們既總結了秦漢以前天文學的發展情況，又開辟了此後天文學發展的道路。《史記•天官書》、《曆書》的編寫，為此後廿四史中天文、律曆諸志作了楷模。此外，漢代科學家張衡的《靈憲》、《渾天儀圖注》都對以後的天文學發展産生了重大影響。秦漢時期是我國傳統天文學發展的重要階段。

氣象

氣象與生産

氣象與生産關系密切，在秦漢時代已成為政府部門關心的問題，湖北省雲夢縣出土的秦簡中記載：“稼已生而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頃數”。至漢代明文規定：“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在除開冬季之外的農業生産季節裡，為了上報雨量多少，必定要有計量的器具，但至今還未發現秦漢時代有關的記載和文物。宋代有“天池測雨”和“竹器驗雪”的計算題，其淵源可能是很久的。

測量氣象的儀器關于測風的儀器在漢代已有多種記述。一種是“伣”，此字在甲骨文中就有，《淮南子•齊俗訓》記載：“伣之見風，無須臾之間定矣！”這可能是用帛或鳥羽系在竿子上，見風飄動，以示風向的儀器。還有一種叫“綄”，後漢高誘曰：“綄，候風者也，世所謂五雨。”這可能是同“伣”類似的儀器。還有一種是“相風烏”，據《三輔黃圖》記載，“漢靈台，在長安西北八裡郭延生《述征記》曰：長安宮南有靈台，高十五仞，上有渾儀，張衡所制。又有相風銅烏，遇風乃動”，“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這種風向标做成烏鴉形，頭小尾大，遇風轉動，烏鴉頭即指向風來的方向。李約瑟認為，“上下有轉樞”這句話暗示風向标跟下層的轉動機件相連，可能附着有記錄風速的器件，這是風速計的先驅。此外，《淮南子•天文訓》中還把風分成八種，指出了它們的季節性。

另一種氣象儀器是測量空氣濕度的。在天平的兩端分别置土和炭，因木炭的吸濕性大于土，當空氣幹燥時，木炭裡的水分很容易蒸發掉而變得輕，當空氣濕度增大時，木炭吸收空氣中的水分而變得重，所以結論是“燥故炭輕，濕故炭重”，這可算是最早的濕度計了。羽毛也有類似于木炭的性質，故同書《說山訓》又說：“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琴弦的緊張程度也同空氣的燥濕有關，這一現象在《淮南子》中也有發現。《本經訓》說：“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之。”為什麼呢？因為“天且雨，琴弦緩”。燥濕程度能影響琴彈出的音調，這一現象也是後代制造毛發濕度計的依據。

唯心主義者對氣象的曲解西漢初年，董仲舒倡導的“天人感應論”逐漸流行，這種唯心主義的觀念利用天文氣象等自然現象附會于社會政治和人民的命運，阻礙了學術問題的探讨。漢代許多學者如司馬遷、桓潭、張衡、王充等人對此進行了有力的批判。他們指出自然現象的變化，天下常有，無世不然，有規律可循，決沒有神的意志在故意作成。如打雷也有規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反對“夏秋之雷為天大怒，正月之雷為天小怒”的說法。又如下雨也是有征兆有規律的，“雲氣發于丘山”，“雲散水墜，名為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雲霧，雨之征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這些認識既加深了對自然的了解，也為破除迷信，反對唯心主義的“天人感應論”提供了武器。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