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民間，文身是相當流行的一種習俗，它是在人身上刺畫上圖案或花紋，有的是為了美觀好看，有的是有所禁忌或标志。文身作為一種風俗，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經存在了。這種習俗，延至經濟社會高度發達的宋代，在市井百姓中有很大的市場。當時将文身叫作“刺繡”。

四大名著中的《水浒傳》中，有名的九紋龍史進，就是因為身上刺有九紋龍花紋而得名。在宋代的街市上，專門為人紋身刺繡的工匠稱“針筆匠”，他們在熱鬧之處擺攤設點，以此手藝謀口飯吃，生意也非常紅火。據載，荊州有個叫葛清的人，自脖子以下，全身刺滿了白居易的詩，并配以相應的景物畫，在“不是此花偏愛菊”一句詩旁，刺畫有一個人在菊花叢旁，持酒杯賞菊的樣子；而“黃夾缬林寒有葉”詩句旁，又刺畫了上面挂着缬的一棵大樹。詩配畫，畫解詩意，很見情趣。這樣的美文妙畫在他身上共有二十多處，所以他也被稱為“白舍人行詩圖”。

在北宋東京汴梁城，“花腿”往往是那些街市混混的特有标志。所謂“花腿”，就是自臀部以下，文身花紋一直刺刻到足踝處。當在慶祝重大節日時，也往往是那些刺繡成“花腿”的惡少年競相招搖其“花腿”的大好時機（和日本黑社會沒啥區别），他們往往追随在風塵女子隊伍之後，或騎馬，或為走紅的煙花女子立馬，三五成群，穿輕衫戴小帽，得意洋洋。據載，南宋初年，張俊為防止自己屬下的士兵逃往他處，往往挑選那些年少健壯的士兵，在他們腿上刺滿花紋，亦稱之為“花腿”。

從北宋到南宋，各行各業的人，因為他們的文身花紋刺繡得好，而見諸史冊，留名于後世。如北宋早期，有位張姓士兵，他的脖子上就刺滿了美麗的花紋，當時的人因此就稱他為“張花項”，這個人在晚年時，出家做了道士。宋微宗時期，容思殿應制李質，年輕氣盛，心血來潮，一激動就在自己遍身刺上好看的花紋，被徽宗賜個名号，叫“錦體滴仙”。南宋孝宗、甯宗朝，在江南饒州，有個老百姓叫朱三，他在雙臂、兩腿及胸、背處都有文身，一時名滿天下。吉州有個叫謝六的通身刺滿了青色花紋，當時人就以“花六”稱之，又把他叫做“青獅子”。不過，在身上刺花紋畢竟不是什麼正常行為，所以宋代政府也下诏嚴禁宗室子弟“雕青”（紋身）

文身作為一些少量民族傳統的風俗，則另當别論。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系古代越人的後嗣，在宋代，他們自祖上沿用而來的文身風俗依然保持不變，甚至要在臉上刺上花紋。

刺字，還有一種是指古代在刺配的囚犯面部、額頭、手背等刺上文字或圖案，以示區别或懲罰的一種方法。

就刺字的懲罰性質而言，它源于古代的“墨”刑，比如在《水浒傳》第八回《林教頭刺配滄州道，魯智深大鬧野豬林》中，寫林沖誤入白虎堂，被告陷害加罪。

就此日府尹同來計廳，叫林沖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煤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監押前去。

從這裡可以看出，被發配放逐的囚犯刺字，那是刺在面頰上，而官府或許并沒有專門的人員來幹刺字一類的活，于是從市上喚個“文筆匠”來，這種“文筆匠”，大約就是前面講過的“針筆匠”，是在市場上擺攤設點為人們紋身的。刺字作為對罪犯的一種懲罰手法，在北宋初年，刺字适用範圍還是很局限，隻是适用于即将要死的罪犯，但是到了後來，随着的社會矛盾的加劇，适用範圍日益擴展，成了常規法條的配屬刑法，也成為對大多數罪犯施行的一項懲罰方法。而且，刺字的相關的嚴刑峻法也日漸繁密，至南宋孝宗淳熙年間，刺配法竟然達到了500多條，換句話說，即使是在非常嚴厲的條件下運用法令，至少也有500個借口為罪犯面頰上刺上永不消失的字迹。

終于在在宋神宗末年，對刺字法進行了重定，規定：

犯盜，刺環于耳後；徒、流以方，杖以圓。三犯杖，移于面，徑不得過五分。

種修定，應該說還是向較為仁慈的方向移動了一步，僅有“三杖犯”者，才會在臉頰上刺字，其他一些輕犯，都刺于耳後，古代男人留長發，耳後應該易于掩蓋，基本上就看不到了。不過，當時對面頰上刺字的尺寸也作了規則，隻要披下頭發來才可以遮住，而正常的男人是束發于頂，所以一旦面上刺字，即等于終身羞辱。《水浒傳》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中，當武松酒醉讓孔家莊的孔亮捉住時，孔氏兄弟即說道：

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臉上現刺着兩個金印，這賊卻把頭發技下來遮了，必是個避罪在逃的囚徒。

武松打扮成披發的頭陀，當然是為了避開官府的追捕，一旦臉上刺上這種“金印”，披下頭發來遮擋也确實是有效的辦法之一。宋代對因犯的刺面可分為“大刺”和“小刺”：凡被認為是罪大惡極的犯人，所刺之字稍大一點，并且在兩面分刺，前面所說武松臉上的兩個金印，大概就屬于這種情況；而被認為罪行輕的犯人，就隻刺一面。至于刺的文字，則随罪行輕重也有所不同。如囚犯被判流放罪，好比林沖，就在他的臉上刺上“刺配滄州”

在宋高宗時期，還對死緩犯，實行一種特殊的刺字辦法，在他們的額頭上刺上“強盜”兩個字，然後再在臉上刺上大字“配某州、府重役”，或“配某州、府屯駐軍重役”。對于那些判了“死緩”後又被押往軍中從軍作戰的囚犯，則在他們額頭上刺上“免斬”二字，在臉上各刺一旗形，以别于其他普通士兵。

在宋代，在軍士在臉上或手背上刺字，已形成了一種定制，作用就是“各識軍号”。宋仁宗初年，規定在河北東路地區招募軍士。一律在他們的臉上刺上“指揮”二字，這些字都很小，完全不像刺在囚犯臉上的那樣醒目。公元1042年。朝廷拉燕趙之地強壯青年作壯丁，在手背上給刺上“義勇”兩個小字以示區别。康定年間，在三秦地區招募的軍士，也是在手背上刺小字。宋神宗熙甯七年（公元1074年），在河北招募軍士，在左耳前刺了“蕃兵”二字。宋欽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朝廷打算在陝西路招募軍士，也規定要在士兵的右臂上刺字作記。

到南宋時期，為士兵刺字的陳規仍未得到廢除，當時的軍士，要在手背和額頭刺字。南宋時，“大軍刺字、号以姓名；禁、廂軍刺額，号以六點。”所以，當時士兵的額頭上刺的一般是軍号，手背上刺的是姓名。宋高宗初年，抗金名将王彥在太行山聚集義軍，抗金保國。為表示抗敵的決心，義軍士兵全部在臉上刺了“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個字，所以也叫八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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