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業時代到來之前，人口數量一直都可以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力量的關鍵性指标。

人類本身就具備自發性的混亂趨向，會與同類競争和攀比，從而産生口角和争執。而人類控制欲望的能力又是格外弱小，當欲望失控，口角和争執就會演變成惡性案件。這也是福爾摩斯為什麼絕大多數時候都在城裡破案的原因。

歐洲社會一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人口數量相比歐洲地區優渥的自然地理條件而言仍未達到一個相對合适的地步，根據估算僅有3500萬左右。而在地球的另一邊，處于大宋初期的中國，人口已經逐漸接近了1億。

值得一提的是，從約公元1000年起至公元1347年“黑死病”全面爆發之間的300年裡，歐洲人口處于一個高速增長的時期。比如今天的法國所在的地區，人口就由500萬增長到了1900萬，成為了當時歐洲人口最多的地區。

除了法國，德語區人口由約300萬增長到了約1400萬。意大利地區的增長率要稍差一些，但也由500多萬增長到了1000多萬。英格蘭地區的人口則從200萬增長到了超過500萬。

最難以進行人口統計和估測的地區在那個時代毫無疑問是伊比利亞半島。從公元8世紀初倭馬亞王朝武裝幹涉西哥特王國内戰開始，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原生歐洲人就一直在被各種穆斯林爆錘。

伊比利亞人前後足足用了700多年的時間才将穆斯林趕出半島，而公元1000年到“黑死病”全面爆發之間的300多年裡，伊比利亞人處于“敵後武裝割據”時期，整天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幹掉一個穆斯林”和“如何不被穆斯林幹掉”。

因此，現在估算在這一時期，伊比利亞半島的人口僅僅增長了200萬左右。

根據文獻記載，這三百多年裡的歐洲世界面對着很多影響人口增長的問題。比如極高的嬰兒與兒童的死亡率，較高的成年女性生産死亡率，沒有有效抵禦流行病的手段等等。那麼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歐洲這一輪的人口劇增又是怎麼産生的呢？

其實答案并不複雜，就是農業科技的進步和社會制度對生産力的解放這兩個因素引發的。

由于我國曆史上一直都是一個農業大國，“種田”一直是我族的種族天賦，所以對于一些“淺顯”的農耕技術我們并不是十分在意。可如果将時空轉換，我們就會驚奇地發現，在我們眼中“淺顯”的技術，在同時期的歐洲完全可以稱得上是“核心科技”。

比如說從兩田制到三田制的轉變，歐洲人直到11世紀才堪堪完成。再比如質量合格且趁手的農具，像鐵質的重型犁，也是在這一時期才開始全面推廣。甚至連牲畜使用的足夠合适的挽具，也是歐洲人在這一時期好不容易靈光一現的産物。

不過不論如何，歐洲人總算是在農業上迎來了重大的進步，這為糧食産量的提升奠定了基礎，而糧食産量的提升又為人口的全面增長提供了必要保障。

另一個使得歐洲在這一時期人口能夠全面增長，也是後來能夠有足夠的女巫讓他們燒着玩的重要原因是社會制度的變化。

說起中國的奴隸制，絕大多數人都很清楚是夏商周時期的事情，而從秦朝開始我國就進入了封建時代，在此之後直到大清于1912年土崩瓦解，期間都是封建制國家。但歐洲不同，事實上直到公元1000年前後，歐洲諸多國家都保有色彩濃郁的奴隸制味道。

今天很多歐洲學者并不承認在那一時期歐洲國家的奴隸制特性，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歐洲學者認為将那一時期的歐洲國家視作奴隸制國家沒有問題。以英格蘭為例，大部分地區到11世紀結束前都保有約占總人口10%數量的奴隸，部分地區甚至達到了30%。

由于農業科技的發展，導緻原本的土地不夠人們耕種，因此奴隸們被鼓勵對尚未開發過的土地進行開墾，作為交換，隻要他們能夠在森林中完成村莊的建設，那麼他們的身份就會有所提升，從毫無人權的奴隸變成稍微有那麼一點點人權的農奴。

再加上基督教的平等思想，當奴隸們變成了農奴，又成為了主的信徒，根據教會嚴格禁止奴役基督徒的原則，奴隸們就變得越來越少。歐洲諸多國家中的奴隸制色彩也就随之越來越淡了。

經濟的發展和奴隸的解放帶來了新的社會分層形式。比如如今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封建制度”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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