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産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以及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在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齊國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被稱為東方法家或齊法家。齊國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

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封國，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輔佐虞舜，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創立始禮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齊，簡禮從俗，法立令行，禮法并用成為齊國傳承不廢的治國之道。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一方面将禮義廉恥作為維系國家的擎天之柱，張揚禮義廉恥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以法治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人。至戰國時期，齊國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争鳴的策源地，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深受齊文化熏陶的荀子，還培養出韓非和李斯兩位法家代表人物。先秦法家主要分為齊法家和秦晉法家兩大陣營。秦晉法家主張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齊法家主張以法治國，法教兼重；秦晉法家奉法、術、勢為至尊與圭臬，齊法家既重術、勢，又重法、教。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于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蕩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于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這一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法家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權。“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争的勝利。

法家反對保守的複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曆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曆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複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集法家大乘，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漢書·藝文志》著錄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書》和《韓非子》。《隋書·經籍志》列出的法家經典有《管子》十九卷、《商君書》五卷、《申子》三卷、《慎子》十卷、《韓非子》二十卷、、《新書》三卷、《正論》六卷、《法論》十卷、《政論》五卷、《阮子正論》、《世要論》十二卷、《陳子要言》十四卷、《蔡司徒難論》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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