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争論，說“等待”之“待”不是“形聲字”，而是“會意字”。

這個說法的确值得商榷。

“待”字，還真是“形聲字”。

《說文》：“待，竢（俟，si）也。從彳（chi），寺聲。”

這是說，“待”是“形聲字”。“彳”為“形旁”；“寺”為“聲旁”。

《荀子.成相篇》：“治之志，後埶（勢）富，君子誠之好以待。”《康熙字典》注：待，“葉時吏切。音侍。”

魏文帝曹丕《浮海賦》：“衆帆張，群櫂起，争先逐進，莫适相待。”《康熙字典》注：待，“葉直裡切。音峙。”

“侍”和“峙”，也都是“形聲字”。

同樣，“詩”“恃”“持”“畤”“秲”“庤”“時”“痔”，還有“等”和“特”，都是“形聲字”。

不可思議吧！

“形聲字”，是漢字造字之初的主要方法——即由兩個以上的獨體漢字組成“合體字”，“表義”的部分為“形旁”，“表聲”的部分是“聲旁”。

上面所列的這些字，按照段玉裁的《六書音韻表》之“古韻十七部”，均在“第一部”。“部”即“韻部”。

具體來說，根據段氏的《古十七部諧聲表》，上述字各自發音有些微區别，但又“諧音”，讀“寺聲”“時聲”“史聲”“止聲”等等。

“等等”之“等”，古音讀“止聲”。

段氏《說文解字注》曰：等，“古在一部。止韻。音變入海韻。音轉入等韻。多肯切。”

“待”，現代漢語讀“dai”，也是“音變”“音轉”的結果。

古漢字的“音變”“音轉”，與“方言”有關，大多從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了，最後接近于現代漢語的讀音，是在隋唐之前。

還以“待”為例。《唐韻》注為“徒在切。”《集韻》《韻會》《正韻》注為“蕩亥切。”這均與現代漢語的讀音十分接近了。但有些地方，仍讀為“葉徒帝切”或“徒奇切”，音兌。

古人，将兩個字同韻，叫作“疊韻”；将聲母相同，叫“雙聲”。

“雙聲疊韻”，是漢字漢語發展及組詞的内在規律。

比如，“等”和“待”，原為“疊韻”。後來，又成為“雙聲”。

這與其字義變化有關。

“待”之本義是“竢（俟）”，即“款款而行”之貌。“款待”一詞，由此而來。“款款而行”或有相遇，因此“待”又引申有“遇”之義，遂有“待遇”一詞。

段玉裁說：待，“今人易其語曰等。”

《說文》曰：“等，齊簡也。從竹、寺。寺，官曹之等平也。”段玉裁《注》：“齊簡者，疊簡策齊之。如今人整齊畫籍也（按：所謂整齊劃一，原該是整齊畫籍）。引申為凡齊之稱。凡物齊之，則高下曆曆可見，故曰等級。”

“使之齊”，這是“等”字本義。于是，“等”表示“類”“相同”“一樣”。

又由此，引申為“不齊”，即段氏所雲“等級”；引申為“台階”；引申為“比較”“衡量”。

“等候”“等待”，是“使之齊”的另一種表達，亦屬引申義，當使用于唐以後。

唐路德延《孩兒》詩雲：“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

金韓孝彥撰《四聲海篇》：“等，候待也。”

此時，“等”已“音變”“音轉”為讀“deng”。《四聲海篇》注：“登上聲”。但是亦有地方讀“dai”，與“待”同。

就是說，唐及以後，“等”和“待”的“聲母”，都“音變”“音轉”為“d”了，組成“等待”一詞，即為“雙聲”。

段玉裁研究過這種“音變”“音轉”的規律，說古音第一部和第六部此類情況最易發生，不詳贅述。

段氏還解釋了許慎所說的“（等）從竹、寺。寺，官曹之等平也”。其曰：“說從寺之意。寸部曰：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故從寸。官之所止九寺，于此等平法度，故等從竹寺。”“從竹”，前面講過了，是疊累竹簡書使之平。

段氏說，從這個意義上說，“等”又是“會意”。

“形聲”加“會意”之字并不少見，如“藉”字。

從段氏上面這段話，又可說到漢字訓诂的“右文說”。

所謂“右文說”，是講“形聲字”的偏旁兼有意義。

通常，“形聲字”的“右側”為“聲旁”或曰“聲符”。“右文說”解釋了一個規律——“形旁”，隻能将“形聲字”歸其“類”，如“钅”“木”“氵”“灬”“土”等等，而字的含義，卻取決于“聲旁”“聲符”。

最早發現這一規律的，是西晉楊泉。其在《物理論》中舉“臤（xian）”為例說：“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千裡一賢，謂之比肩。”他的意思是，上述三字，皆由“臤”得聲，且字義上有共同特點。

宋代，王聖美等人明确提出了“右文”主張。《夢溪筆談校正》載——

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戋（jian）”，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戋”為義也。

其時，還有王觀國、張世南等人，亦以“右文”釋義。這幾人皆認為，“右文”，是詞義的基礎。

此說，的确反映了一部分漢字的情況。

比如，“栽”“裁”“載”“䴭（cai）”等字，小篆中都有“才”字，亦以“才”得聲。同時，這幾個字，也均含有“初始”之義——“栽”是築牆長版，有初始築牆之義；“裁”是制衣之始；“載”為乘車行路始初；“䴭”為酒母，示做酒開端。

不過，王聖美等人之說，又有嚴重漏洞——一是無法解決非“形聲字”的“聲訓”問題；二是不少“形聲字”并非同源，其“聲旁”或曰“聲符”隻表音而與義無關，即便同源“形聲字”字義，也不能一概而論認定其字義來自“右文”。

至清代，揚州學派代表人物黃承吉，将“右文說”大大完善了。他提出了“字義起于右旁之聲”的理論，糾正了宋代王聖美等人學說中的錯誤核心。

他提出：“六書之中，諧聲之字為多，諧聲之字，其右旁之聲必兼有義，而義皆起于聲，凡字之以某為聲者，皆原起于右旁之聲義以制字，是為諸字所起之綱。”

他又說：“是以古書凡同聲之字，但舉其右旁之綱之聲，不必拘于左旁之目之迹，而皆可通用。并有不必舉其右旁為聲之本字，而任舉其同聲之字，即可用為同義者。”

盡管其說有些“絕對”，但他所言“右旁之聲”對于“形聲字”的字義所起的作用，的确上升到了語言的高度，比王聖美等人的“右文說”，有了質的飛躍。

用他的觀點來解釋“痔”字，最可說明問題。

“痔”，初看起來就是單純的“形聲字”，難以其“右文”之“寺”解釋其義。但如果按照許慎對“等”字的解讀——寺，官曹之等平也”，就很好理解了。

《說文》雲：“痔，後病也。”這說的是現在理解的“痔瘡”。

而《增韻》曰：“痔，隐瘡也。”《釋名》：“瘡，戕也。戕毀體使傷也。” 張衡《西京賦》注“瘡痏”：“謂瘢痕”。

可知，“痔”也是“形聲”加“會意”——因“病”生瘡而使膚“不平”。

可舉的例子很多，比如“特”，最早不僅因“寺”得聲，且據“寺”而有“比較”大小、輕重以緻公母之義。

前面說到的“詩”“恃”“持”“畤”“秲”“庤”“時”“痔”，包括“待”，都因“寺”而得聲，并包含有“寺”之含義。限于篇幅，不遑述及。

黃承吉“改造”後的“右文說”，将漢字訓诂的三大方法之一的“因聲求義”，大大推進了一步。另兩種方法是“據形說義”“據文證義”。

在黃承吉之後，近人劉師培、沈兼士、楊樹達等大家，對“右文說”又有專論。尤其是沈兼士，提出把聲訓與“右文”結合起來推導“語根”及其分化，以“右文”來彌補古代聲訓之不足，這是對“右文說”的又一次新發展，把此古老學說推至了新高度。

自然，“聲旁”“聲符”之表義，不能絕對化。也不是絕對的，隻可說據此為“多”，不能說“凡”、“必”、“皆”。因為，漢字，太深奧、太悠久、足夠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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