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與人類學，一個關注過去，一個聚焦當下，但從研究理念、問題意識乃至田野經驗來說，卻有很多可以相互學習、借鑒之處。就人類學的學科架構與傳統而言，社會-文化人類學、語言人類學、生物/體質人類學與考古學乃人類學的四大分支領域，共同構建出關于人類的整體認知。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也是目前國内為數不多的堅持人類學四大分支教學與科研的學系，因此，如何增進考古學與人類學的相互交流？如何進入彼此的田野？如何穿越時空，對共同、相通的議題展開探讨，并将知識生産帶入更為廣闊的公共領域，乃此次對話之緣起。因篇幅較長，分為三篇，此為第二篇。

段穎：考古學與人類學，在探究人類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等問題上，有很多相互交織的地帶，比如王明珂先生在讨論華夏邊緣時，就利用了不少考古學材料（如聚落中的谷物、動物骨骼遺存），以不同時期人群對動植物的馴化、食用程度來說明遊牧、農耕人群的邊界移動，這對于人類學、民族學、民族史研究而言，帶來很多啟示，讓人印象深刻，但也引發人類學者新的思考，比如華夏邊界，乃至華夷之辯，很多時候是主觀意識之辨，如何于物質層面呈現？反過來，物質遺存又如何證明認同之建構，這就需要結合文獻、人文地理與曆史生态，相互佐證，綜合研究。

周繁文：是的，你提到的這個問題在秦漢考古中也有體現，比如漢文化與邊疆文化（如嶺南文化）的互動關系，就是我們非常關注的一個議題，我們通常用來判斷漢文化的影響，就物質層面而言，主要是墓葬形式、棺椁制度、随葬品組合、随葬品形制等，也就是墓是什麼樣子的，葬具是什麼樣子的，埋進去哪些東西，東西放在墓裡的哪個位置，這些東西又長什麼樣。如果我們在嶺南地區發現了随葬一定比重“漢式”器物的墓，墓葬形制也跟中原的差不多，我們可能就會判斷這是漢文化的墓葬，而且還會參照漢文化核心地區的編年體系來判斷墓葬的年代，但其實仔細想想，文化的傳播、借用與内生到底是何關系，孰先孰後，“物”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人群生前的狀态與屬性，這是在邊疆考古研究中非常糾結的問題。

金志偉：對，這就牽涉一個判斷的問題，比如河南偃師的二裡頭遺址，通過碳十四測年，它屬于夏紀年範疇之内，所以有學者認為它就是夏，因為按照文獻記載，夏應該在這一帶活動，而且此地出土了青銅器。但有些人反對，說在考古學意義上，二裡頭一共分四期，有人認為第一期是夏，二三四是商；有人認為一二是夏，三四是商；有人說一二三是夏，四是商；有人說一二三四都是夏，頗多争議。二裡頭考古發掘的負責人，社科院考古所許宏就不贊同把二裡頭稱為夏，他認為我們沒辦法僅憑遺存證明，畢竟缺乏可信的文獻支撐。

考古學中有個概念叫考古學文化，指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的遺迹、遺物，具有相同時間相同特征的遺迹遺物總和，這是夏鼐先生的定義，借助柴爾德的概念，結合中國的情況做了調整。《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裡對考古學文化的定義是考古學遺存當中可觀察到的，具有一定時間一定地域一定特征的共同體，就是物質遺存的共同體。我們在進行考古學文化研究時，所使用的重要方法，叫地層學和類型學。前者獲取資料，後者分析資料。做類型學分析時，有一個概念叫典型器，或者叫标型器。是指指示性比較強的東西，其特征是，第一，普遍存在；第二，數量衆多；第三，形态比較複雜（較易觀察、比較變化）；第四，造價較低（容易獲得，并在生産過程中不斷更新換代，也就更易反映出社會觀念的變化），基于這個标準，考古學上能發現的物質文化遺存主要有陶瓷，竹木，石玉、金屬、骨骼和角等幾個大類。竹木為有機物，很難存留。然後是金屬，在古代中國，金屬器主要是銅、鐵、金、銀幾個大類。金銀為貴金屬，分布度并不廣，隻有極少數人能夠享有，銅在中國曆史上乃重器，尤其在先秦、兩漢時期。中國銅礦分布不均，産量不高，因此非常貴重，被用作禮器。但金屬器指示性不強，一、不夠普遍，二、不易損壞，三、可回爐。而獸骨獸角能做的東西有限，主要是裝飾品，而且在南方酸壤環境之下也留不下來。最後隻剩下陶瓷。

陶瓷很多是日常生活用品，鍋碗瓢盆，在實際操作中，我們經常通過陶器群來界定考古學文化。比如剛才說的二裡頭文化，就是陶器群建立出來的，有一套獨特的器物。又比如仰韶文化，都有小口尖底瓶，有彩陶。在不同地方陶器的形态又有差别，可以此再劃分出若幹個地方的文化類型來。但是，通過考古學意義上的物質文化，尤其是陶器群，能不能夠指向人類群體，能不能指向出我們理解的族屬，或者族群這些概念，是值得深思的。

換言之，一個文化的核心如何在物質上有所呈現，這就是一個問題。我跟同學講，我們穿的衣服，我們的發型，都不是中國的。那我們是不是中國人呢，為何是中國人？黑頭發黑眼睛黃皮膚？會說漢語？似乎都不能證明我們是中國人。在我看來，我們之所以是中國人，核心在于我們的觀念，而這個觀念是我們文化傳承的，比如說我們的各種社會關系，父母，長幼，朋友等，我們對待婚喪嫁娶的觀念等等。這是伴随着人的社會化過程逐漸形成的，而且不同時期，文化的核心是不一樣的。這些東西在物質文化遺存裡怎麼體現？

不同時期，文化的标準、邊界都在發生變化，在考古學當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物質形态的遺存，“生”無法看到，“死”則是常見的，考古學非常重視墓地、重視喪葬。喪葬也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當中比較穩定，也是凝聚力比較強的文化行為。比如墓地選擇，墓葬朝向，随葬品組合等，都代表着人們的生死觀，而蘊含其中的葬俗，最能夠體現文化特性，甚至比考古學文化更貼近當時的人群。我和劉志揚老師帶本科生在阿壩藏區田野實習時，每次去都帶他們去看墓地。村裡有藏族，有漢族，藏族在生活中會受漢族的影響，但墓葬卻不可能一樣。

周繁文：這很有意思，像我爺爺是四川人，他以前所在的部隊裡哪的人都有，他們退伍後全部待在廣東，但他們生前講各地方言，遵守各地習慣，吃各地菜式，我爺爺就是這樣，很認同自己是四川人。但他們這一批人去世後，全部是按當地客家葬俗埋葬。我們作為後人，并不知道他的家鄉葬俗是怎樣，所以我們請人來，按照當地的葬俗去安葬。那這個時候怎麼從葬俗或墓地遺存來看文化屬性？

金志偉：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當你是一個個體，或極少數的人群進入到一個大的文化群體當中，勢必受到這個文化的影響，你爺爺可能在飲食、語言、生活方式上可能還很四川，但你父親這一代人在當地長大，他和當地人一起長大，和他們一樣，說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完全是客家的生活方式。就像我家鄉那邊很多漢族，他們都知道老家在哪，山東，河北啊，但他們的子女跟我們一起長大，能講很流利的蒙語，喜歡吃我們當地的飲食，又比如美國華人後裔，他們更習慣美國的生活方式，回到中國反而不習慣。環境變化，代際變化，認同也随之變化。

段穎：剛才兩位談到的問題，其實是解釋邊界的問題，就是說，不同的學科，到底在什麼範疇裡解釋什麼樣的問題，有效性如何。我們剛才講那麼多族群的現象，那是因為我們可以做訪談，所以我可以知道他們在想什麼。但如果說我們這一代人不在了，或者十幾代之後，我們就無法通過語言、情感交流得到的信息，可能隻剩下遺存，好像我們現在習慣用電腦、手機，人人都變成鼠标手，未來考古發掘時也許可以依據我們的手的骨骼變形，推斷我們那個時代怎麼樣，但我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現在都實行火葬，這樣一來，就不可能按照這個思路再推下去。所以我認為，考古學和人類學雖然有很多接觸地帶，但還是存在解釋的邊界，有些問題是某一學科解釋不了的。

張文義：一個學科的解釋邊界要靠其他學科來補。我讀書的時候，系裡天天吵架，人類學認為考古學從實物分析得出的結論都是關于實物的，這一點沒有争議。但從實物推到使用實物的人是什麼樣的、有什麼樣的社會關系和組織結構，中間就隔了一層，也就是隔了觀念。人類學認為，物質和人之間的關系，除了功能結構外，還有意義，而意義可以脫離功能結構。它可能從器物的某個特征、某個屬性入手，但一旦這屬性或特征被符号表達，符号就可以自由推演。社會的本質就是我們造出觀念，觀念不斷推演，一直到觀念和物之間的關聯消失。當時系裡考古學和人類學都無法相互說服對方。人類學說觀念可以自由運轉，脫離器物的功能和結構，這是對的，考古得到的關于器物的結論也是成立的，銜接點在什麼地方呢？認知機制可能是一個銜接點。人類的認知變化非常緩慢。我們可以自由賦予意義，意義也可以千變萬化，但我們給什麼樣的結構和功能賦予意義，是有一定規則的。認知人類學就探讨從器物的某個功能、某個因素出發，我們如何賦予它們意義的機制。而認知人類學的研究，本質上必須借鑒神經科學、心理學和計算機科學。

因此，人類學和考古學解釋的邊界問題，不太可能靠這兩個學科解決，要引入其他學科。我們都解決不了的，說不定就是其他學科一直研究的東西。我自己做的人類學研究偏社會和生物。在美國人類學之父博厄茲那個時代，人類學就講人的生物性和社會性相互影響，社會生活會變成身體的生物狀況，像激素水平、神經元結構和肌肉骨骼的狀态等。但之前，我們隻是說說而已，最多做一些活體測量，生物社會相互影響的過程到底怎樣，人類學家沒能力解決，直到後面出現表觀基因學，才找到了解決辦法。

周繁文：怎麼解決？

張文義：核心問題是蛋白質的形成過程。細胞制造蛋白質需要和外界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這既受制于DNA，也受制于主體的生活方式，包括飲食、休閑方式、工作、信仰等等。社會生活是我們給細胞提供物質和能量的重要外環境。表觀基因學研究細胞膜如何控制細胞内外的環境互動，從而在DNA的規則下制造各種各樣的蛋白質。

每個學科确實有自己解釋不通的事情，這時候就需要轉換視角。我讀書的時候，系裡進了一位新老師，做骨頭的DNA分析，他帶來了新想法。器物分析解決不了的一些問題，可以從DNA分析入手，進而連入到社會生活，比如從DNA的角度分析一群人的主食是什麼、生計方式如何。

金志偉：生物人類學，一個是骨骼形态，和他生前主要行為的關系，比如采集漁獵者和長期從事農業生産勞動的人，骨骼形态就就有明顯差别。另外就是文義剛才談到這個，應該是穩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包括锶同位素分析，這個考古學現在都在用，穩定碳氮同位素分析可以推斷死者生前的食譜，包括各種蛋白質，水生和陸生動物占比，澱粉類食物的攝入，是以粟為主，還是以稻為主等等。DNA現在不太好做，因為保存的非常少。另外就是牙結石裡面澱粉粒的提取，可以了解生前主要攝入的食物。這些更多是技術層面，在我們這也将之稱為科技考古。科技考古是個大概念，包括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年代學等等。但目前的科技考古與考古研究的結合還有待提升，很多科技考古學者是從自然科學轉過來，多以科學與技術分析為導向，沒有考古學問題意識，而考古學人又缺乏相關的知識儲備，看不懂他的實驗報告。這裡需要更多的交流與溝通。

我們考古學在過去，提出的問題比較簡單，建立譜系，重建上古史，證明我們文獻記載的都是真實存在的。所以我們更多的關注是我們剛才說的考古學文化，更多關注的是能分期，能區分出不同區域的文化差别，而最敏感的東西是陶器，石器多為工具，差異不大，禮器差别大，但隻見于核心區，那周邊地區和核心地區是什麼關系，我們怎麼判斷，有時隻能通過陶器來判斷，劃分出商、周文化。

比如說商式鬲、周式鬲、楚式鬲，鬲是古代的一種炊器，商式鬲一定是商人發明的，但使用商式鬲的不一定是商人，但在實際的考古發掘中，我們發現商式鬲，一般就認為這地方至少受到商文化的影響，甚至就把它劃到商文化裡邊去了。蘇秉琦先生提了區系類型學說，把整個中國劃分成了六個大區系，依據就是這些，但劃分區系到底是在說一件什麼事兒，可以延伸出很多新的問題。

張文義：對啊，用這個區域類型來做什麼？

金志偉：所以我一開始就講到“問題”。現在的考古學研究，問題意識還不夠開闊。抛開學科不說，我們所做的研究，最終都是為了解決問題，用什麼手段不重要，隻要有助于解決問題就行。關鍵是我們考古學界常做的主要研究，就是讨論考古學文化的文化性質和文化分期，尤其是先秦時期的研究，分歧較多。為了研究這些問題，專門有一個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舉個簡單例子，比如說在這張桌子上，這個瓷杯是河北的，這三個紙杯是山東的，這個桌子就成了考古學的“堆積單位”。在這個堆積單位裡面，有三件來自山東，一件來自河北，接下來可能的結論會是：這個桌子所代表的考古學文化性質是山東的，并接受了部分來自河北文化的影響，大緻如此。

張文義：生物人類學也碰到這個問題。生物人類學在上世紀末發生了巨大變化。之前，生物學家建立了物種進化序列，人類學家用人類骨頭的數據建立人科的進化序列，來完善整個生物進化序列的一個小枝杈。這時，人類學研究回應的是生物學提出的、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進化論。但九十年代以後，人類學家引入DNA、力學分析等技術，對骨骼做了更細緻的分析，發現可以用人類骨骼序列去讨論另外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基于美國人類學的一個基本假設，也就是人的社會性和生物性相互影響。在不同曆史階段，人的社會生活不一樣，骨骼受到就不隻是自然生态的影響，也受到社會生活的影響。人類學家可以用人類的骨骼序列來建立協同進化理論。

協同進化理論跟以前進化論的基本分歧是，進化不再一切都源于自然選擇，從而，人類進化隻是生物進化的一章；相反，當人類用想象力創造一個叫做“社會”的宏大體系時，這體系就改變了我們的生物體。人類有組織的社會形态存在至少幾萬年，它不僅改變人類的基因，也改變人類進化的機制，開啟了新的進化機制。在其中，想象力，也就是人類自我創造的能力，與自然選擇一起共同影響人類。協同進化論的核心問題是，不同社會形态下人的生計方式、營養、疾病譜、社會結構等帶給人類的進化過程，如何與根據自然選擇而來的進化相互平行、相互糾纏，最終造就了今天的人。這裡的關鍵點是，社會本質上是人的造物，而社會的持久存在，成為了人類進化的一個自驅力。

段穎：我們剛才講到的，可能有幾個層次。比如說我們用物體系和觀念體系來說的話，在同一個曆史時期或者考古時期，兩個東西都存在，好像一群人在使用某物，對此物存有什麼樣的觀念，是當時的人在想。還有一種觀念體系和物體系其實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用于具體的解釋，也會随科學發展、時代變化而變化。張光直先生寫過一篇很短的文章，說起中國考古學研究，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受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很多的解釋理路實際上是建立在西方知識生産的背景之下。比如我們也許會覺得生産生計和競争關系很重要，但在中國古代未必如此，可能正統最重要，天人合一最重要，或者其他，但卻沒有被納入社會科學的解釋路徑中，這就可能會形成物與觀念之間，事實與解釋之間的不對稱。

我反而認為這是兩個學科之間可以進一步讨論的東西，比如，觀念體系和物體系之間認知是怎樣形成的，不同時代研究者的關切點又是如何發展轉變，如何另辟蹊徑，又如何溝通、交流、合作。于我而言，我更關心知識生産本身，為什麼地層學、類型學乃至典型器這一套知識大家會形成共識，為什麼墓葬、陶器很重要。關于這一套認知體系形成的政治經濟過程如何，我們又如何去佐證這些事情，對人類學而言，我們可能會經常去挑戰它，認為這是受到當下的權力、資源配置、學科趨向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最近讀學生的課程反饋，考古學學生也在挑戰我們，說人類學整天一套意義接着一套意義，一套解釋接着一套解釋，可考古相對科學，測量就有标準，雖然測量也會有偏差，但偏差可控，解釋卻不可控，無窮無盡。可見，立場不同，切入角度不同，将會走入完全不同的天地，就這一點，我們可以做一些知識的考古。（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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