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國土面積隻有37.8萬平方公裡，相當于中國雲南省的面積。

但就是這麼一個小小的國家，不僅是亞洲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之一，還擁有着達到91.73%的城市化率。

要達到這麼高的城市化率，歐美等發達國家就花費了将近100多年的時候，而日本卻隻用了30多年的時間。

日本之所以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達到高度的城市化轉變，不得不提起從16世紀開始，一直到19世紀才結束的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是由德川家康所建立的德川幕府負責統治管理的。

作為日本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階段，德川幕府出色地完成了統治任務。

在長達260年的統治時間裡，不難使得戰亂不斷的日本社會穩定下來，還讓落後的小農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

為日本接下的城市化運動打下了堅實的内部基礎。

日本的第一次城市運動，應該就屬于德川幕府所創造的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的太平盛世，不僅使得全國的經濟實力大幅上升，還使得全國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人們的不僅不再受溫飽問題困擾，甚至還有剩餘的體力和時間去發展其他東西，比如文藝活動、商業活動等。

再加上，由于德川家康為了減少戰争而創立的“幕藩體制”，既保留了地方大名的權力，又加固了德川幕府的中央統治地位，使得長久因為戰争而分散的權力，彙聚到一起。

這個“幕藩體制”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讓久居上位的地方大名更加容易接受德川幕府的統治，因為他們依然手握權力，隻是需要向幕府定期賦稅而已。

這對于不需要再經曆戰争就能維持權力的大名來說，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條件。

盡管德川幕府為了強化自己的政治地位要建立的“參觐交代制”，身處藩地的大名依然十分樂意接受。

再加上為了展現德川幕府的權力，随着“一國一城令”的頒布，整個日本都在不斷地築城與毀城。

這就導緻德川幕府統治下的各個藩國大名隻允許有一個城郭，對于那些多出來的城郭，幕府要求一律拆除，将原本在日本西邊有多達3000多個的城郭，毀得隻剩下170個城郭了。

而當時的日本有多達300名大名，卻隻有170個城郭，那就說明将近一半的大名是“無城之主”。

雖然城被拆得差不多了，但是為了更好地保持這個艱難保留的城郭，逐漸發展出了城下町文化。

城下町文化是由江戶時代發展起來的一個十分具有日本特色的原城市文化。

因為當時德川幕府為了改造武士階級，強制把他們留在城裡，而那時候的武士，基本上除了武藝高強以外，沒有任何謀生技能，再加上沒有戰争，武士的立場變得越發尴尬。

還有，武士作為從者，他們習慣于聽從主君的命令行事，所以城下町的發展正好修正了武士在社會地位的尴尬地位，在這裡，他們可以發展新的身份，就像城下町一樣，不會取代城郭，但又可以彌補城郭的不足之處。

于是，慢慢地，城丁町作為藩國的經濟中心，不僅不會影響到主城郭的政治地位，還能從經濟上補充鞏固主城郭的不足，得到了更加積極的發展。

因此，在德川幕府政權垮台以後，城下町這種特殊的文化不僅沒有受到封殺，反而越發得到重視，還因為增加了教育設施的投入，進一步發展成為了僅次于城郭的經濟發達中心。

雖然德川幕府所創造的江戶時代做日本的封建社會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華，但是随着經濟的發展，以及新田開發政策的出台與修正，人們對物質生活質量的需求逐漸提高。

不僅衍生出不少種類的商品，還催生出不少“商販”。

顧名思義，商販就是進行各種商品買賣交易的人，他們從商品的交易當中獲取利益，并且推動着經濟的發展。

但是，在江戶時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但是卻很能賺錢。

就這樣，随着商人們掌握的财富總額越來越多，社會各個階級開始出現摩擦，甚至于矛盾。

這種不同階級間産生的矛盾不斷地激化，加深，最後升級到一定程度，德川幕府的政治生涯也即将走到盡頭。

而導緻矛盾激化的最主要的一個現象也是由商人帶來的，那就是“雇傭工作制”。

為了從雇傭當中獲取更多的利益，商人想盡了辦法。

最後發現封建小農經濟的發展模式成為了阻礙他們賺錢的擋闆，商人們不斷鼓吹改革。

于是，就有了明治維新。

而明治維新，不僅推翻了德川幕府的政權，還讓日本在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時期發生的資産階級改革運動，還推進了日本的城市化發展。

在德川幕府統治的晚期，随着新田開發政策的推行和發展，再加上城下町文化的建設，在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開始出現家庭手工業或者手工作坊。

随着“雇傭工人”的情況出現，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出現。

再加上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對舊的封建自然經濟造成了影響，從根本上動搖了德川幕府的統治基礎，還引發了商人們呼籲改革的決心。

對于“唯利是圖”的商人，深信改革能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财富。

于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從封建小農經濟向資本主義轉變。

日本進入資本主義以後，經濟發展也變得十分迅速。

尤其是明治維新當中提出了不少有利于發展資本主義的改革措施，使日本由一個落後的封建社會轉變成獨立的資本主義強國。

由于商品經濟得到資本主義的幫助和發展，日本不僅解除了鎖國政策，并且還打開了國門，開始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商品貿易，使得日本的經濟發展變得更加迅速。

不僅進一步加速了日本城郭向市集的進化，還得益于衆多城下町的文化基礎，使得資本主義化的日本就像一輛裝了加速器的火車一樣，以驚人的速度去推進城市化發展。

雖然日本在經曆兩次世界大戰後，市場經濟受到了不少影響，但是在美國各方面的幫扶下，日本以驚人的發展速度，隻用了短短的幾十年時間就完成了高度的城市化。

在1945年，日本的城市化率隻有27.8%。

五年後，195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達到37.3%，上升了10個百分點。

之後，日本的城市化運動進入到快速增長期，在1975年以年均提高1.5百分點的速度，達到75.72%的比例。

到了2013年，日本城市化率達到曆史上最高比例，92.49%。

要知道，城市化是體現一個國家現代的重要标志，城市化不僅可以促使國家的經濟發展，在使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同時，進一步擴大消費群體、提升消費結構、釋放消費潛力以及帶動相關領域巨大投資需求，從而産生更大的經濟效益。

再加上，城市化還可以有效解決“三農”農業、農村、家民的問題，比如農村人口過多以至于土地規模經營難以推行，并且難以改變傳統生産方式。

在這種情況，适當的城市化運動既可以推動人口經濟的布局變得更加合理，還可以提高農村經濟的發展，縮小貧富懸殊的差距。

在這樣的大環境催化下，日本的城市化運動自然就會發展得十分順利，并且速度驚人。

得益于城市化運動，日本的GDP由1960年443.07億美元，到1995年的5.55萬億，增長幅度達到17%！

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以後的日本，不僅軍事上受到重創，經濟上的損失也是十分巨大的。

為了彌補戰争帶來的經濟損失，日本的政治機關也寄望于通過推動城市化運動來刺激戰後的蕭條經濟，通過各種補償政策來擴大城市工業化。

雖然城市化運動本身是社會進步的一個标志，但是像日本這樣過度追求城市化的發展，反而使得經濟發展過快，而忽略了不少問題。

比如因為城市化運動而導緻的人口聚集問題，所衍生出來的房屋居住問題。

還有城市化後，被荒廢的農村反而更加得不到發展，出現經濟倒退的現象。

盡管日本的城市化運動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方向，但是完成沒有必要把時間壓縮得那麼緊。

如果可以放緩腳步，以潛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城市化運動的話，相信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管怎麼說，日本的城市化運動是一個很有特色，也非常有研究價值的。

在如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大環境下，像日本這樣能在如此短時間達到如此高的城市化比例，也是得益于日本獨特的曆史發展條件，才能做到的。

門曉紅，日本城市化：曆史、特點及其啟示，《科學社會主義》，（雙月刊）2015年第1期，14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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