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紮克教會了我發現生活,發現我所居住的城市裡有那麼多誘人之物——女人,陌生的女人。她們出沒于同一座城市,我居然視而不見,視而不見!
巴爾紮克的眼睛,即徹底浸淫于大都市,遍布于每一個毛孔的感受力,從七十年代起就滲入了我的骨髓……
我慢慢意識到,這座城市之内埋藏了許許多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它們刻寫在每一塊牆壁上的磚頭裡,隐藏在每一扇緊緊關閉的窗子背後……
吳亮
以一位外國作家名字命名我的私人回憶錄之一章,看似殊為冒險,何況還是一位被公認為粗鄙,過時,累贅,隻有恩格斯因其詳盡經濟細節描寫而給予高度評價的法國書記官,流水賬記賬員。巴爾紮克,他對我的影響之巨,連我自己都備感驚異。但我必須說出其中的奧秘,巴爾紮克與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現在,這一切慢慢清晰了,越來越清晰,非凡的大腦,不可思議的海馬回,造物主和達爾文的共同傑作,我終于看到你的升起,橫亘在我面前——我曾經生活過的城市,七十年代的上海,狂暴,停滞,凋敝,灰暗,樸素,擁擠的上海,依然矗立異域風緻,殘存往日莊重,偶現沒落遺韻的上海,曾被巴爾紮克之眼照亮并展現給我的舊日之上海,消逝之上海,因定格在記憶膠片中而永恒之上海,你再度浮現了。
現在,先允許我回過神來,點一支煙,然後,開始述說我與巴爾紮克的故事:他最初怎樣影響我、吸引我,他充沛的能量,他拿破侖式的野心,他對一個城市世界的文字築造,他由真實與虛構交織而成的傳奇生涯;而他的眼睛,又如何教會我觀察我的生活,閱覽我周圍的房子和街道,沉醉于我常常遊蕩在它腹地的上海。
我讀的第一本巴爾紮克小說是《鋼巴拉》,父親的藏書之一,很薄,不顯眼的小冊子,裡面一共有三個(也許兩個?)短篇。《鋼巴拉》中的如下場景記憶曆曆在目:一個百無聊賴的纨袴子弟、男爵之類的,在巴黎大街上釘梢一個時髦女人,結果尾随到一幢很眼熟的公寓門口,才發現這女人就是自己的太太——多年後讀歐·亨利的小說似曾相識,便想起《鋼巴拉》——此外,這本小說雖篇幅短,卻配有插圖,男爵圓筒禮帽,手杖,燕尾服;夫人背影婀娜,裙裝,纖腰肥臀。銅版畫,或者鋼筆畫,當時不太會分辨。
這本《鋼巴拉》對我影響極深,當然不會因為它的插圖,而是因為它教唆了我——是的,教唆。我一度為此躊躇,要不要坦誠說出某些年輕時代的隐秘。确實,我并非是一個理性之人,那不真實,我也不希望我是一個理性之人,更不要說僞裝成一個理性之人了。不錯,我讀馬克思很早,比讀巴爾紮克都早,但那又如何?也許,要不是政治險惡,要是我出生并成長在一個憲政國度,我可能會對政治發生興趣;但是很幸運,我沒有出生在那兒,我出生在這兒,我對政治失去了興趣,因為在這裡從事政治的人,他們的頭腦與心肝,看來和我有非常大的區别。好吧,我後退一大步,隻做旁觀者,我讀馬克思僅為了當時我相信,馬克思能教我正确地推理、懷疑、獨立思考,尋找自己的結論。我永遠不敢參與此地的政治,我不想把自己弄得鮮血淋漓。
那麼巴爾紮克呢,他又教會了我什麼?
《鋼巴拉》教會了我發現生活,發現我所居住的城市裡有那麼多誘人之物——女人,陌生的女人,那些你不知道其來曆,不知道其出身,不知道其住處的女人,和我一樣,她們出沒于同一座城市,我居然視而不見,視而不見!那時候我還不到十八歲,發育尚未最後完成。重體力勞動消耗大,缺乏足夠的動物蛋白供我攝入缺乏足夠的睡眠,盡管如此,我依然時時意識到一股熱流在體内湧動。我已清楚地知道,我在渴望危險而迷人的異性,我的渴望隻能局限在幻想之中。按照當時的标準,我遠未到可以談情說愛的年齡,我也從未在我身邊發現可以讓我迷戀的女人。我大緻明白愛情是什麼,也模模糊糊明白性是什麼,要知道,性是一種多麼強大的力量,它不需要從外部用文字啟蒙,因為它直接來自體内的呼喚。那時候,我已覺醒的性幻想并不能夠從那些遙遠的有關兩性之愛的文學中獲得滿足,恰恰相反,愛情文字給予我的想象多半是心靈性的而非肉體性的,而《鋼巴拉》對我開啟了一個怦然心動的發現:性幻想的對象到處存在,她們活生生地與我同在,同在于彼此能夠天天相遇,天天在大街上擦肩而過的城市之中!
這是一個危險的,同時又是一個令我感到生活變得有點兒意思的發現——說它危險,用現在的話來說,當年的專政機器對年輕人在性行為方面的罪錯,采取了極為嚴峻的懲罰與鎮壓手段,卻比較容忍成年人在婚外的性行為。那天我躲在家裡,好像危險将從天而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被處死,因言論而被處死,教唆,不就是一種言論罪嗎?我不寒而栗,在那個陰郁的下午我真是那麼想的。
好在還有巴爾紮克!他的《鋼巴拉》教唆了我嘗試另一種無害的性幻想方式,即在大街上,偶發性地尾随那些令你感興趣的女人。是啊,你嘗試了,而且許多次,隻要你不對人說就不會為人所知……
某個初夏的下午,你意外地在西藏路工人文化宮旁邊發現了她,她衣着得體,白短衣,绛紅泡泡紗裙子,三十五六歲光景,很容易在灰色人群中将她分辨出來;
你隔着許多人,與她保持七八步的距離,她斜穿武勝路,你牢牢跟着她,時快時慢;
她又過金陵路了,你欣賞她的背影和步履,她進了一家布店,你就裝作等人一般在店門口守候,然後她出來了;
她朝你看了一眼,你也看她,你們的目光交會了;
你估計,她肯定記住你的臉了,你如再跟着她,她就會意識到你是在跟蹤她……那時候,你的這種行為叫做“釘梢”,一種令某些年輕姑娘害怕的陌生男人的“流氓行為”,卻未必會使成熟的女人害怕,有時她不僅不害怕,她還對你微笑,隻要她覺得你沒有對她産生威脅,或者以為你不過是一個乳臭未幹的小孩子罷了……
你發現沒有問題,你繼續尾随她,直到她走進一條僻靜的馬路,你都沒注意這就是你平日很熟悉的南昌路,南昌路行人稀少樹蔭濃密,光線暗了,變得沉郁,但隻要她回頭,她依然會立即發現你,你離她才五六步的間距,你都能聞到她的氣息;
但她沒有回頭,她的步态美妙極了,她的腰臀擺動得直讓你心跳,你判斷,她是在往家走,她的家就在附近,那麼,在西藏路工人文化宮遇到她之前,她又在哪裡呢?這一切都是謎,當然如果你知道了這一切,也許你就不再對她感興趣了,不過也未必!誰知道呢……
現在她拐進了一條弄堂,人民坊,是的,你的幾個中學同學就住在人民坊,會不會,她說不定是你某位同學的姐姐甚至母親?你突然清醒了許多,你醒了,你想起了《鋼巴拉》裡的那位男爵夫人,在那幅小小的銅版插圖中,那位男爵夫人的屁股太肥碩,你當時還不知道其實那不過是裝有鲸魚骨的裙撐所緻;
而你前面的那個女人,則更有一種可以用眼睛觸摸的肉體質感,她的肩胛,腰椎在薄薄的滌棉白襯衫裡面微微起伏呢,牽動那透出清晰輪廓的胸罩帶……她是誰?你停下腳步,你怕撞見你的同學,或者,你還怕别的什麼,畢竟,你是在“釘梢”啊,你剛遲疑,一秒鐘,她就在你前面一條分岔的支弄拐角消失了。
你怔怔地站在原地,那個背影印在你的虹膜裡,你的冒險之旅結束了,你感到有點腿酸,你将回家去,你不會在你的日記裡記錄這件事的經過,因為你從來不寫日記,這是你父親的教誨。
然而你萬沒有想到,你在将近四十年之後,竟然清晰地記下這件渺小而荒唐的小事,一件貌似毫無價值,卻又意義深遠的小事——它聯系着一個極為嚴酷極為殘暴的時代,也維護着一個極為私人極為溫暖的記憶:巴爾紮克,他的一篇無足輕重的小說,居然在他死了一百二十年之後,以漢語的形式播撒到了封閉的紅色中國,又在某個偶然的日子裡影響了一個膽怯而敏感的年輕人,在完全不同于法國大革命的另類動亂時代,他鼓勵了你,喚起了你,而不論這兩個國家的距離有多遠,區别有多大。
此刻想起來,我對巴爾紮克的記憶絕大部分源于七十年代。從此之後,我的文學閱讀走向另一個方向,注意力基本集中到了現代主義文學——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雖然“現代主義文學”的名号如今也許早已過時,就像巴爾紮克在八十年代曾被宣布過時——那個時期,我急于同七十年代告别,拼命吸取新知識了解新潮流,何曾敝帚自珍将七十年代的貧瘠經驗與徒勞思考當回事。不過,巴爾紮克的幽靈在那個新潮叠出的八十年代并沒有真正離我遠去,表面上,雖然他幾乎沒有在觀點上影響我當時持有的批評尺度,不過,巴爾紮克的眼睛,即徹底浸淫于大都市,遍布于每一個毛孔的感受力,從七十年代起就滲入了我的骨髓——隻是那時候,我更多偏重于文本閱讀,以文本解釋文本,迷戀新學與觀念;巴爾紮克的現實主義在中國不适用,中國不可能有直接的現實主義;而巴爾紮克的肉體性,強悍本能與充沛力量,對現實的激情,在那個熱中文本颠覆和語言更新的幾年裡,一度被我暫時遺忘。我不知道巴爾紮克的幽靈何時将在我體内蘇醒,并掀起波瀾。
就像《鋼巴拉》教會了我恍然發現大街上的陌生女人,《高老頭》、《貝姨》以及遍布巴爾紮克幾乎所有小說的“物質化描寫”,以一種“命名”加“巡視”的并行方式教會了我如何觀看我周圍的一切,以驚奇的目光,重新打量我所居住之街區的混雜結構和瑣碎細節,在那個死氣沉沉的七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平時街頭表面看去仿佛總是一片死寂,但在這座城市的腹地、基層、内髒、小組、樓宇、陌巷、鄰裡、面具後、親情間、内心深處,動物本性,一切能量無時無刻不在積蓄,在耗散,戰鬥與争奪此起彼伏,從來就未曾停止。舊資産階級已被徹底消滅,那就繼續制造新的資産階級作為繼續革命的目标;但所有的真正戰鬥與争奪,事實上發生在隻剩一個階級的動物世界内部,即發生在人民内部永無止境的權力之戰——那個死氣沉沉的七十年代中期,上海有點像巴爾紮克筆下的外省場景,戰鬥在遠方;高高在上的權力中心經常傳來一些謠言,宮闱内幕,人們竊竊私語;政治迷霧底下,芸芸衆生則為蠅頭小利而戰,庸俗,傾軋,揭發,挑撥,也有邪惡者披着政治的外衣,打擊他的利益對手,誣告,密謀,陷害,就像大仲馬《基督山恩仇記》中鄧格拉司為占有美茜蒂絲不惜假借愛國者最愛使用的崇高政治理由,以密告的形式幹掉他的情人鄧蒂斯。
他小說中所有的人物都圍繞着金錢轉,斤斤計較,揮霍無度,吝啬冷酷,貪婪嫉妒,陰謀詭計,巧取豪奪,阿谀奉承……巴爾紮克的憂慮是人性毀于貪婪無度,而我的現實則呈現另一個反方向:消滅剝削消滅私有制直至消滅貨币,人性将被拯救,進入全面被奉獻的赤貧狀态。
時光荏苒,三十多年過去了,一個據稱早已變為曆史古迹的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巴黎,是否已經真的死去?如今去巴黎的遊客,誰還會按照巴爾紮克的描述去尋找伏蓋公寓呢?三十多年前,我依循巴爾紮克的示意圖,無數次,在一座狂熱漸漸消退的、凋敝的、曾經被稱之為東方巴黎的城市裡遊蕩;那時候我還不認識波德萊爾,我直接在巴爾紮克那裡發現了現代性,并對照式地發現了我身邊這座現代城市的倒退與衰敗。
我當然不至于按圖索骥,用巴爾紮克的小說場景來衡量現實,我還不會這麼傻,但巴爾紮克提醒了我,那些舊時代的物證,那些被私藏起來,被街頭焚毀,被丢棄于垃圾箱,被展覽示衆,那些總是能在自己家裡或同學家裡發現的另一個時代的日常器物、服飾、書籍與照片,一再告訴我曾有一種完全不一樣的城市生活方式,它切切實實地在此地、在上海存在過。正是巴爾紮克那雙敏銳、刻薄甚至庸俗的眼睛,驅使并教會了我樂此不疲地觀察生活,觀察上海。
我慢慢意識到,這座城市之内埋藏了許許多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它們刻寫在每一塊牆壁上的磚頭裡,隐藏在每一扇緊緊關閉的窗子背後,在破敗荒廢的私人花園,擁擠不堪的大公寓,雜亂的貧民窟,戒備森嚴的檔案館,還有無數的小閣樓,陰暗的地下室,一切遺留物與殘存物,依稀可辨的蛛絲馬迹,所有被扼殺的生命與萌芽——我不知道,不久的将來,上海會不會出現另一個巴爾紮克,也許,他此刻正躲在茫茫人群中,也許,他永遠不會誕生在此地。
(本文選自吳亮《我的羅陀斯:上海七十年代》,原題《巴爾紮克之眼》,有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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