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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和個人關系的認識

生活 更新时间:2024-10-07 16:23:21

  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政治理論研究中的經典問題,決定了國家治理的基本底色,包含了解讀和破譯治國理政實踐的重要密碼。“關系”在這裡是研究的重點,它是行動者之間交相互動的狀态,大量的互動是通過信息連接起來的,因此關系的發生及其存續就是信息流動的過程。具體的信息表明了關系是什麼樣的,也呈現出關系演變的特性及其内在邏輯。同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也是在相互獲取對方信息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是通過特定的信息符号而呈現出來的。更準确地說,國家與社會是在“相互凝視”的過程中維持着動态的平衡,信息既是兩者關系的符号表征,也是理解這種關系的工具。

  國家捕捉社會事實的信息化

  國家治理面向社會而進行,承擔着社會管理的責任,需要掌握有關社會事實的信息,通過信息來安排和協調各種活動。信息是國家治理的神經系統,決定了國家去做什麼,要怎麼做,什麼時候做,做得怎麼樣,尤其是直接影響國家治理應當在什麼時候做出什麼樣的反應,比如根據流調的情況來部署和安排防疫措施。其中的關鍵就是,要充分全面地掌握有關社會事實的信息,盡可能搞清楚相關問題的情況,發掘和提煉相關的治理知識。這些信息既包括各種社會要素的信息,也包括不同要素交相互動而形成的信息。

對國家和個人關系的認識(理解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信息視角)1

  國家治理,首先,通過獲取有關社會事實的信息,比如食品安全的情況,才能識别和界定問題,及時作出恰當的決策。其次,隻有掌握具體情境下有關社會事實的情況,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精準施策,落實相關的管理和服務。最後,必須把握民情民意民需民求,分析社會和個人動态變化的情況,才能準确評估治理效能,調整和優化治理方案。精準地采集、分析和運用相關信息,将社會事實都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來,不僅使國家治理變得可能和可行,也提高了國家治理的自主性和效能感。

  國家對社會的治理主要是國家視角的社會信息化,包含了鮮明的國家意志。這其中既有國家主動實施的信息活動,比如人口普查或國土調查等,也有國家被動接收的信息輸入活動,比如個人提交有關社會問題的信息。其中的具體方式包括普查、調查、座談、會議和走訪以及各種類型的數據庫等。在當今數字化的時代,國家對社會的治理集中體現在通過信息技術來監測、跟蹤和捕捉社會及其變化的情況,帶來了大量數據治理的工作。相對于社會的分散化計算,國家對社會治理的正規化程度越來越高,相關算法或公式也越來越标準化,信息的總量和流量都非常大。

  流行的觀點認為,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不過要看到的是,雖然國家已經擁有大量标準化和集中化的信息,但對于繁雜多樣的社會要素及其分散化的情形而言,國家所掌握的信息實際上又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也面臨着廣泛的信息瓶頸。随着國家治理的拓展,尤其是國家承擔的職能範圍及其事項門類等的增加,國家越來越多地承擔起社會管理、經濟調控和公共服務的責任,國家所掌握的社會事實的信息越來越寬泛,越來越多維度,也越來越細緻,從而使國家能夠更加清楚地看到社會,深入摸清社會情況,提供精準的管理和服務。

  社會對國家及其治理的監督

  國家治理穿透社會要素,精細地描畫社會地圖,其與各種社會元素進行或松散或密切的接觸,接觸面或聯結點越來越多,互動和交流也更加頻繁。換句話說,正是國家治理與社會事實有了接觸,才可以看得到社會事實,更好地捕捉社會事實,掌握更多确切的信息,形成對于社會的清晰畫像。同時,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治理受到社會中個人和組織的關注。

  所以,不隻是國家對社會的治理,社會也在監督着國家,獲取和利用相關的信息,以搞清楚國家及其治理是什麼樣的,從而不斷地穿透國家的邊界,促使國家治理更加開放和透明。其基本邏輯在于:首先,國家權力更多影響到社會主體的權益,而社會主體也對國家提出更多的要求,試圖影響國家權力,比如要求對行政行為說明理由等。其次,随着國家幹預的範圍越來越大,國家與社會的接觸面也越來越大,社會也可以直接看到權力及其作業過程。最後,公民權利意識的發育提升了個人的自主性,也培育了社會的權力監督意識,社會力量向國家施加透明化的壓力,迫使國家盡可能公開信息。這些從不同方面建構了社會對國家的凝視,形成了支持或反制國家權力的結果。

  國家與社會的互見與融合

  在國家與社會的相互關系中,二者相互靠近,互相“看見”對方,又保持着彼此的距離,形成了一定的張力。國家對社會的治理更具有主動性,采用的主要是标準化的算法,通過集中式計算而進行,而社會對國家的監督則主要是個體化的認識和判斷,具有分布式計算的特點。

  國家與社會的雙向“交流”,突破了彼此之間的邊界,形成了信息的持續交流,使彼此都具有了更高的清晰度,包括各自的權責邊界、行動過程和互動交流等,都變得更加明确、清晰和有序。其中,社會的清晰度意味着,國家按照标準化方式捕捉社會,帶來了社會的可閱讀性、可測量性和可進入性,最終提高了社會的可治理性,包括讓模糊的變得清晰,讓不可知的變得可知,也使不可治理的變得可以治理。國家的清晰度則意味着,社會力量提出權利主張,更多地參與到國家治理過程中來,審視和監督國家權力的運作,使國家變得更加開放、公開和透明,也更具有回應性。此外,治理與監督的過程也推動了信息的擴大再生産,交相互動衍生而形成的信息,構成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新領域。

  在當今高度數字化的時代,首先,國家與社會相互需要;其次,國家逐步向社會公開某些信息,社會也更多提供信息給國家,形成深度融合的格局;再次,國家與社會共同參與治理,建構了相互支持的治理場域;最後,在信息技術的支撐下,加深了國家與社會的廣泛融合。

  總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不是空洞的,也不是虛無缥缈的,而是可觀測和可檢驗的。信息既是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狀況的重要表征,也是建構和運作這種關系的基本工具。國家需要通過信息化方式來摸清社會事實的情況,精準地解讀和分析社會,以貫徹國家的意志和要求。社會也積極獲取有關國家的信息,對國家及其治理活動進行理解和分析,這既具有約束和監督國家權力的意義,也有利于協調和安排各自的行動。在治理與監督的過程中,國家與社會相互嵌入,被動或主動地交換信息,也更清楚地看見彼此,最終建構了兩者深度交彙融合的形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協商民主的體系化及其程序機制研究”(20AZD023)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韓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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