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夏初的北京，風卷着楊絮漫天飛舞，困擾着一部分患有過敏性疾病的人群。與此同時，在有疫情發生的城市，住在高密度小區的朋友正在為了通風發愁，“我們今天已經不敢開窗了，因為對面的住戶确診（新冠肺炎）了。”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我們被告知的一個重要防疫方法便是保持通風，“每個人都在不斷地呼吸房間裡其他人從肺部排出的空氣，而每個人吸入的空氣裡，3%或4%是從其他人的肺裡呼出來的。”美國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的健康建築項目主任約瑟夫·艾倫表示，“不過通過通風來抗擊新冠病毒的挑戰在于：它是無形的，人們難以理解通風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保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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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風是無形的，它借助飛揚的發絲、蕩漾的湖水、斷裂的樹枝現身。兒時，老師會試着告訴我們，通過煙囪飄出的煙的形态，辨識當下刮的是幾級風。風是包容的，拂過海面便裹挾了濕氣；路過人家，便帶來了煙火氣。風用無形的力量雕刻着堅硬的石頭、地球甚至宇宙的模樣。

來自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的斯皮爾克（Spilker）及其團隊，利用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馬大型毫米/亞毫米陣列（ALMA），觀察到超過120億光年外來自SPT2319-55星系的氣體，這是有史以來早期宇宙中最遙遠清晰的外向流。“如果外向流基本上發生在每個星系中，我們就會知道分子風不僅無處不在，而且它正是星系可自我調節的真正普遍的生長方式。”這篇發表在美國《科學》雜志上的文章如此寫道。

風在星際間流動，拂過地球的表面，将植物的種子帶到各處，創造着生機。風，從古老的原野吹向不斷拔地而起的城市。城市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在生長，自然地形被迅速改變着。氣流流經城市，風速減慢，風向也發生了改變。

由于風速減緩，高層建築集聚的城市内部、建築密度較高的“城中村”、被高層建築圍繞的“盆地”等都成為高溫和污染物不易擴散之地。城市的熱島效應、霧霾及大氣污染等問題困擾着大城市的發展。

幾年前，北京、廣州、西安、南京等城市在規劃設計中提出類似“城市風道”的概念，希望通過城市規劃設計，保證城市主風道的暢通。在接受媒體的采訪時，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兼總建築師崔恺表示，今後在城市的規劃中，要優先考慮城市“風道”建設；對那些已經建成的、卻又阻礙風道的大樓，不能人為強拆，而是通過自然淘汰的方式，到達使用年限後再拆除，以免造成資源浪費。

身處京津冀的人們明顯感到，能看到藍天的日子越來越多，人們說，是風吹走了霧霾。風對調節城市微氣候，促進污染物擴散有一定的輔助作用。但事實上，單靠“風道”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熱島效應、霧霾等大氣污染問題的。

2021年3月中旬，北京經曆了一次“近10年來最嚴重的沙塵天氣”。有網友問：“是不是為了吹走霧霾，防護林開了口子，又迎來了沙塵暴？”中國氣象局環境氣象中心主任張碧輝解釋道，防護林主要是地表植被，對整個風場的影響範圍比較有限。

不過，這些地表植被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風沙“進城”。

1977年，世界防治沙漠化會議在肯尼亞首都内羅畢召開，北京被列入沙漠邊緣城市。北京的綠化建設從那時起提上日程，三北防護林、重點風沙危害區綠化造林等工程相繼啟動。2002年，北京又啟動了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一期工程用了12年，植樹1.5億株，構建起了“北京防禦風沙的第一道防線”，二期工程将于今年收官。據統計，從1978年到2018年，“三北”區域沙塵暴的發生次數從過去年均6.8次減少到2.4次，減少了近2/3。

其實，“風”一直盤旋在城市上空，伴随其發展。

1752年，英國植物生理學和空氣化學專家斯蒂芬·黑爾斯說服倫敦紐蓋特監獄當局，在房間的牆壁上增開通風孔并安裝風扇，增加室内空氣流通，以降低囚犯緻病率和死亡率。1758年開始建造的英國普利茅斯海軍醫院，将以往通用的中央大廳式的設計改為多個獨立建築，每個建築設有多個病房。病房間由内牆隔開，以收治不同病種的患者；病房兩側均設有窗戶，以确保空氣流通，減少交叉感染。而這一設計也成為不久後法國醫院體系改革的重要參考，受路易·維希十六委任，法國兩任科學專家委員會最終出版了完善醫院通風和醫院基本建築的備忘錄。

19世紀後期，經曆了霍亂的歐洲人，逐漸了解了傳染性疾病是如何傳播的，通風井以及後來發展的通風設備逐漸被視為公寓公共衛生危機的重要解決方案。1916年，紐約出台了第一部區劃條例，詳細規定了高層建築在設計時必須考慮日照、通風的問題。

此後的百年，全球城市的平面和垂直規模節節攀升，制造的熱量不斷增加。根據聯合國關于城市人口居住的報告，預計到2030年，“全球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每3個人中就有一個居住在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

風，是人類的夥伴，偶爾也是敵人，一如人類誕生之初，自由而不受約束。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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