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edee

“1978-1988那十年”的第五篇來了。繼續書接上文，聊聊1982年發生的一些人與事。乍一看，這年發生的一些事兒的确有些平平無奇，但又的确有些不太一樣。

1982年2月，央視《西遊記》劇組成立，5個月後，楊潔與王崇秋夫妻憑着一台攝像機，拍出了《除妖烏雞國》這一集，并趕在十月一日，在央視成功試播，引起了一波小轟動。

幾乎是同時，山東電視台也對四大名著上了心，開始邊拍邊播山東人最引以為豪的《水浒傳》。

不過，山東電視台的拍攝手法有些奇特——并不是直接拍攝《水浒傳》，而是通過宋江、魯智深、林沖、武松、李逵等人物為主的水浒人物傳，來展現水浒故事（有點費腦子）。

但這一年國内最熱的電視劇……其實不能叫電視劇吧，是霓虹在1965年制作的第一部彩色動畫長片《森林大帝》，是1981年被央視正式引進國内的——這部52集的動畫長片在國内官方媒介其實隻播了26集就被腰斬債見，成為了無數70後的白月光，也讓中國人見識到了美影廠之外，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森林大帝》并不是中國引入的第一部霓虹動漫作品。

早在1979年，央視就播出了動畫電影《龍子太郎》，并在一年後繼續播出黑白版的動畫長片《鐵臂阿童木》。但真正引發轟動的，是《森林大帝》。

原因非常簡單，電視開始大面積普及。有數據顯示：1982年，沿海發達地區，例如廣東的電視家庭普及率已達70%。

1960-1970年代結婚必備三大件套餐“自行車、縫紉機、手表”，正式在1982年升級為“電視、冰箱、洗衣機”。

婚戀市場之所以在短短幾年内出現了肉眼可見的巨大變化，一方面要感謝天津無線電廠、上海電視機廠為代表的賣方市場開始爆發。

尤其是上海電視機廠，雖然其彩電生産線比天津晚兩年建成投産，卻後來居上，生産的金星牌彩電成為了全國大大小小白電生産廠家的山寨首選目标，加速推動中國白電産業的發展與普及，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無數城鎮待嫁女青年的第一根準繩，讓無數中國家庭跑步進入父慈子更孝，夫妻大和諧的小康社會。

孩子們終于終于不用特地跑去電影院看動畫片！終于終于可以看彩色動畫片了！

隻要家裡有電視機，守着飯點就能看到動畫片。而且吃什麼并不重要，還有比小白獅子雷歐更下飯的菜嗎？

雙職工爹媽看着平時恨不得上房揭瓦的娃，居然為看一隻白毛獅子，安靜地坐在餐桌前半個小時，讓他吃啥就吃啥，内心簡直盛放出一朵大蓮花。

最重要的是，這個對角線距離隻有35厘米的小熒幕，開始瘋狂拉拔着國人眼界與馬斯洛層級——大家不僅看到了非洲自然風光，小雷歐成長所需的友誼、責任與愛，以及當時還不在國人思考範圍内的環保意識與人文關懷。

不得不說央視1980年代的選片眼光與投喂水準，真是蕪湖起飛的檔次：《鐵臂阿童木》彩色TV版、《小飛龍》、《聰明的一休》、《花仙子》、《聖鬥士星矢》以及特攝劇《恐龍特急克塞号》……以手冢治蟲作品為首的各類經典，對70和80後的影響，不能說是差強人意，也可謂是空前絕後。

大家不可救藥地迷上了霓虹的動漫作品與産業，成為了國内二次元的初代傳人——原來自己踏着的現實世界是如此的無趣枯燥。沒有草原與海洋，沒有神殿與小宇宙，沒有機器人和外星空間……電視機與動畫片，成為了解世界的最快捷徑，丈量宇宙的最佳工具。

通過電視，中國人開始重新認識并審視這個隔海相望上千年，動手動腳近百年的複雜老鄰居，并開始對資本主義國家盛行多年的某些常态，生出不可抑制的好奇心和模仿欲。

于是，在市場經濟未被普遍認可的大環境下，有人超前越軌了。

比如著名的快樂水公司。

在被允許内銷的第一時間，快樂水馬不停蹄地在北京各大商場開搞諸如送餐具送氣球等推廣活動——也是中國當代市場的第一次賣場促銷活動。可這些如今看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營銷策略，讓北京各大媒體反彈強烈，甚至引得外經貿部做出了停止快樂水内銷的決定。

還有大把比快樂水撤櫃還要慘的事件與人，比如溫州樂清柳市的“八大王”。

這八人之所以可以成功發家，其實與改革開放初期，白電飛速發展密不可分。

當時的柳市，通過柳市通用電器廠旗下門市部或車間的不斷發展壯大——全國聞名專門制作、銷售低壓電器等相關産業鍊的柳市鎮五金電器市場，由此誕生。

就是這個鎮級市場，出現了全國聞名的“八大王”。

小小的柳市五金市場在40年前是如此牛叉，一口氣出現了八個能文能武的“王者”，提前沖到了市場經濟的第一波浪。

以五金大王胡金林為首，礦燈大王程步青、螺絲大王劉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舊貨大王王邁仟、目錄大王葉建華、線圈大王鄭祥青以及電器大王鄭元忠，這八個當時平均年齡隻有30歲上下的年輕手藝人，憑借着靈活且超前的頭腦與雙手，在1980年代初脫穎而出，成為了溫嶺乃至全國個體經營的帶頭大哥。

以柳市首富、“八王之首”胡金林為例，前一年的年銷售額達到120萬元。當時，大米均價0.14元，肉0.95元的時代，這個數字不僅能輕松拿下土地，建廠房蓋高樓與大别墅，更能輕松讓無數人眼紅得隻想讓他們迅速毀滅。

1982年8月，“八大王”剛剛嘗到市場經濟甜頭沒多久，就深深體會到了什麼是真正的“泡沫之夏”——唯有胡金林嗅到了危機，帶着500斤糧票和2000元錢提前“畏罪”潛逃，什麼浙南山區、吉林夾皮溝……整整東躲西藏了2年。全國許多深山老林，都曾留下過他不甘的淚與汗。

他絕想象不到，僅僅過了3個月，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部分條文及修正案：“在法律規定範圍内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權益。”

1982年，遭遇曲折前路的不僅僅是個體經濟，還有舉全國之力的轎車合資項目。

一年前，大衆公司剛來華商定了年産2萬輛轎車、10萬台發動機的小項目。一年後，就有人對這個小項目提出了質疑，甚至直接向中央反映，認為“轎車是高檔消費品，不符合中國國情”，要求撤銷項目。

幸好老将饒斌鬥争經驗豐富，一邊請上海方面和項目組對“小項目”進行詳細彙報與綜合評估，另一邊寫信向中央澄清事實，使得小項目幸免于難，終于在幾年後成功變身成讓全國車企眼紅得不要不要的大項目。

是啦，小項目的核心就是“大衆桑塔納”。

自1978年底開始，中德雙方就這款車從車型開發到生産方式，從法律問題到專利保護，已battle了整整4年——終于在1982年有了質的飛躍。

一方面是中方最終敲定合資車型，即還在開發中的大衆B級轎車桑塔納。看中它的原因很簡單：尺寸正好，結實耐用，結構簡單，生産方便——雖然後座空間有些小，官車還差點意思，但做公務用車和出租車已是綽綽有餘還有找零。

另一方面，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的正式出台。

是的，由于德國大衆第一次與社會主義國家談合作，毫無經驗可循。中方也對此充滿了顧慮，因此整整四年，雙方的每一場談判，都充滿了不确定性。

上海大衆公司首任董事長仇克曾在自己的回憶錄裡寫道：“光彙報就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北京需要彙報的部級單位就有10個，一個單位還要彙報好幾次，隻要一個單位不同意，那就得完全推翻重來……”

雖然當時中國首部合資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已經出台，但它實在過于惜字如金。德方曾不止一次指出：合資不是請客吃飯，會遇到各種問題，許多都無法在這部法律中找到解決方案。

比如“如果雙方在合資執行中發生了矛盾，到底依據哪國法律進行裁判？能否采用德國法律呢？”就這個極為簡單的問題，這部法律并未有任何解釋與答案。上海大衆方面唯一能做的，就是果斷拒絕——合情合理，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直到1982年下半年，《合資法》實施條例在大衆的不斷“鞭策”下終于出台，各種細則與條條框框也落實到位，上海大衆可算是直起了腰杆，理直氣壯地要求德國人依據本土法律了。

這項中德合作催生出的新産物，不僅為中國汽車工業體系帶來了換頭式升級變化，更對此後中外合資的蓬勃發展，起到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比如上海大衆50對50的合資配比，成為了後來合資企業的黃金标杆。

此外，專利保護也是雙方談判互動中不可繞過的硬茬兒。

據原德國大衆第一任駐京首席代表李文波回憶：當時大衆給了16個專利，但是等了好幾個月硬是一點兒消息都沒有，就在他和身後的狼堡快發飙的關頭，中方羞答答地告訴他：不好意思，中國人不知道什麼是專利保護，所以你們給的這些專利根本就沒地兒去登記保護，更不用說什麼專利法了。

李在知道真相後淚目了，才明白自己要背負的任務要多艱巨有多艱巨——不僅僅合資造車，還必須要順便幫助中國合作建立專利保護體系。

最終，大衆方面找到了專門負責對外援助的德國對外經濟合作部。後者将成立專利保護系統，當做是1980年代德國與中國合作的重點項目之一。

算是買一送一吧。

也因此，大衆内部高層對這個海外“小項目”産生了不小的分歧。

一方認為：中國不僅經濟基礎差，法律等其它硬件也不行。且這批合作生産的量不大，不能說是無利可圖，也稱得上是人道援助，還是别搞了。

時任董事長多克爾·哈恩為首的另一方認為：中國的經濟會不斷發展，與他們合作是大勢所趨，雖然眼前吃小虧但将來一定賺大錢。

為了增強雙方合作的信心，充分了解引進車型的性能與結構，中德采取了一種“技貿結合”的新方式：即一邊談判，一邊購買部分桑塔納轎車的散件進行試組裝。

于是，1982年6月，上海大衆與德國大衆先簽訂了試生産100輛桑塔納協議。這100輛桑車不僅用來給國内用戶試用，聽取意見，也成為大衆專家在國内試車，了解情況的試裝車。

正是這100輛桑塔納試裝車的相關組裝協議和購貨合同，促使國内零部件産業逐漸成體系化、規模化發展——中國汽車産業粗放制造的舊時代正式落幕。

試裝車一亮相，就徹底颠覆了中國老一輩汽車人，尤其是一線老工人的造車理念，因為“實在是太漂亮了！”

當時，參與第一批試裝車生産的上海汽車拖拉機工業聯營公司工人周惠忠回憶：“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最漂亮的轎車是上海牌，直到那個前臉上有VW車标的德國轎車出現在我眼前……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車，上面的塑料件看起來都像是真皮的！”

當然，1982年的中國也反向做了一筆“出口大單”。

這筆大買賣，就是将電影《少林寺》的拷貝，成功賣給了港澳台及海外院線。

1982年1月21日，距離過年還有4天，《少林寺》首先在香港公映，成為了第一部在香港上映的内地功夫片，一個半月内成功創下了1616萬港币的超高記錄，打破了當時香港功夫電影的曆史最高票房紀錄，也是當年香港票房的第四名——與第三名《難兄難弟》隻差了50萬港币，且後者連續放映了近4個月，是當年放映時間最長的新片。

見慣了電影大場面的香港觀衆，之所以喜歡《少林寺》，是因為這部内地功夫片和之前邵氏、嘉禾等公司曾力捧的張徹師徒、袁家班、“兩條龍”等截然不同，徹底打破了舊式武打片中那種純表演的花架子與鏡頭與特技的賣弄。

李連傑一招一式剛柔相濟，于海螳螂拳出神入化，胡堅強地趟拳騰落舒展，于承惠醉劍遊龍似鳳……他們真實淳樸的一招一式，讓觀衆明白了什麼是真·硬功夫電影，經得起反複推敲與琢磨。馬老師與他們相比，就是癞蛤蟆硬裝小青蛙，長得醜還玩得花。

之後是日本，創下了近40億日元票房紀錄，還有新加坡，當時的票房紀錄達到170萬新加坡元；而波蘭的觀看人次達到了1278萬。

次年在韓國上映，單首爾一地的觀看人次就達到了55.79萬人，最後創造了51億韓元的票房紀錄。

《少林寺》成為了第一部轟動國際影壇的國産商業片。

當然，最大的收益還得是國内。

這部在功夫電影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在内地上映後，直接創下了1.6億元人民币的票房新紀錄——相當于賣出了16億張票，是長津湖的10倍，而當時國内的人口總數是10億。

這個數據如今看來簡直讓人細思極恐，因為如果按如今50元一張的電影票價計算……放現在，這部電影的票房将直逼800億票房！

“以前都沒放過武打片兒，《少林寺》一上映，人都是争着搶着看。一天播了11場，平均一場倆小時，就這樣在縣城連着播了3天，還是有好多人沒能看上這部電影。”當年曾是豫北某縣城放映員的王小花如此回憶，“放了9個多月，人們不吃飯也要排隊買票，但就是這樣，也時常有人搶不到票。我當時一個月工資二三十塊錢，光替别人買票就墊了十幾塊錢！”

尤其是農村地區，《少林寺》的火爆程度可以用“烈火烹油”來形容——電影放映機無論路過哪個村子，都有人問去哪兒，然後就是十裡八鄉的人都往那兒趕。經常是放映機還沒支起來，占座的凳子已擺了好幾排，最後趕來的人大多不是上房就是上樹，就差摸電線杆了。

許多地方還留有“1塊磚換1張電影票”的光榮傳統，直接導緻村内廁所在極短的時間内被直接扒平。

當然，如今看來最大赢家還得是少林寺本寺。當年藏在嵩山腹地少室山密林中的千年古刹，随着電影的熱力放送，成為了河南乃至中國的旅遊及文化名片，更引燃了全國乃至全世界學習中國功夫的新熱潮——為其帶來了綿延不絕近40年，估值破千億的經濟效益。

持續時間與輻射範圍，已經超過了電影本身。

1982年，國家正式提出“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新政策。

新市場新時代的浪潮向中國席卷過來，不少人試着開始乘風破浪，還有不少人依舊站在原處，被大大小小的浪花沖得無所适從，無法适應。

收音機時不時飄出汪明荃自信甜美的歌聲，唱的必然是“未怕罡風吹散了熱愛，萬水千山總是情”；

時髦青年比照着皮爾·卡丹和他的時裝表演隊，紛紛給自己的襯衫和連衣裙塞進厚厚的墊肩；

中國男子羽毛球隊果然如美國人所預料的那般，奪得了世界最高水平的湯姆斯杯；

李甯則在第6屆世界杯體操比賽中，拿下了單杠、自由體操、跳馬、鞍馬、吊環，和全能6項冠軍，創造了世界體操史神話；

鄧公會見撒切爾夫人，強硬闡述了中國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一國兩制”原則。後者走出人民大會堂跨下台階時，被自己的高跟鞋絆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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