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為了在新一輪人才争奪戰中赢得先機，武漢市出台了大學生最低年薪标準：專科生4萬元，本科生5萬元，碩士生6萬元，博士生8萬元。這不僅遠遠高于當地的最低工資，總體水平在同類城市中也位居前列。在此之前，武漢已經承諾，大學畢業生可以低于市場價20%買房和租房。
求賢若渴，當然好。如果能夠符合市場規律，就更好了。
在我們的傳統認知裡，這樣的做法是需要擊節叫好的，政府有所作為，用心良苦，解決人才的後顧之憂，讓創新不被高房價所累，可謂皆大歡喜。然而，這樣的認知帶有前現代性的印記，因為它極易跌入一種常見的曆史陷阱，“好心辦壞事”。
強扭的瓜不甜，工資就是市場經濟裡的“瓜”。它既不是領導說了算，也不是老闆說了算，而是整個市場機制、全部供求關系出清的結果。2016年初，彼時的财政部長樓繼偉說，我國工資過去八年增長率超過勞動生産率兩三個百分點，使我們的競争力越來越不足。這是不讨人喜歡的真話，因為工資增長是政治正确，居于道德高地。但工資如果剛性增長，而不是适配于充滿彈性的勞動力市場，增長将無法持續，甚至下降。
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眼裡，最低工資是個典型的“好心辦壞事”制度，其初衷看似是為了保護工人利益，保護工人不受剝削，但最終的結果，如果這個最低工資被人為拔高，勢必會制造出更多的失業。原理也不高深，對企業而言，超過市場出清價格的工資水平是難以承受的，但因為最低工資的強制性，其隻好減少雇傭工人，同時将那些已經雇傭并受最低工資和合同法保護的工人，在合同結束時立馬解雇。特别是，這些被解雇的工人大多是一些不熟練工人，是工人中的最弱勢群體。相應地，對工人而言，特别是對那些勞動技能較差的不熟練工人而言，其獲取收入的能力最低，因而也最迫切渴望獲得收入，但最低工資制度導緻企業減少用工，使得這些人即使想得到低于最低工資的收入也不得，如此也就更談不上什麼改善生活。這個道理也适用于大學生的最低工資，由此帶來弱勢大學生的失業，并非天方夜譚。
大學生一樣要經曆市場的檢驗，能者高薪，庸者低薪，市場效率使然。如果一上來就不加區别地将一個群體特權化，享受政策傾斜和福利倒灌，很可能激發的不是人才麋集，也可能導緻逆向選擇。
我們理解當地政府的雄心和苦心，但任何政策，隻有内嵌于市場化導向之中，借力打力，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沒有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沒有一個友好型的營商環境，強行拔高的工資政策無法堅挺，最後反而損傷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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