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詩人們,常常會在“花期”上做文章。比如梅花,生長在冬季,于是在詩人們眼裡,它便有了不與群芳為伍的氣質,“無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隻有香如故。”比如荷花,因為生長在夏末秋初,有的詩人便覺得它錯過了春天,一耽誤就到了秋天,“當年不肯嫁春風,無端卻被秋風誤”,有的詩人又覺得它傲岸不群,“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又比如牡丹,正春三月,明媚綻放,春日最盛的時候,也正是牡丹最豔麗最光彩奪目的時候,于是在詩人們眼裡,它便擁有了整個兒春光,也就成了那個最能代表富貴的花兒,“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花期的不同,也就決定了這些自然界的精靈,在細膩、多情、敏銳的詩人們面前有了不同的花格,詩人們将自己的身世際遇賦予在這些幽葩上面,花格與人格便像兩個靈魂契合的人一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從你的生命中看到了我自己,也就從你的際遇中,看到我的人生。
而要問到拿“花期”來做文章的好手,李商隐絕對算一個。我們今天就來讀一讀商隐暮年時所作的一首梅花詩,來看看他的人生與梅花的綻放之間,究竟有着怎樣令人酸楚和無奈的聯系。
憶梅
唐 李商隐
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華。
寒梅最堪恨,常作去年花。
這首詩作于商隐40歲到44歲之間(商隐去世于47歲),這五年時間,他都是在東川節度使柳仲郢幕府中度過的,就像他詩中第一句所說的那樣,他像是牢牢地定在了這裡,欲歸不得。“定定住天涯”,定定,據說是唐時俚語,就像現在說的牢牢的、死死的,困在了某個地方。天涯,指東川與長安的距離,東川節度使駐紮梓州,也就是現在的四川三台縣,三台離長安并不遙遠,而詩人卻說有天涯萬裡之遙,其欲歸不得之無奈,思戀故園之心切,于此可見一斑。
而這時候的李商隐,其實已經認命了。都說四十而不惑,不惑,說直白一點,其實就是認命。于仕途而言,他的政治生命早已在與李黨巨子、泾原節度使王茂源之女成婚時,結束了,才子佳人的婚姻,摻入了政治成分,他也就在晚唐政局黨争的漩渦中無法脫身了(最重要的是,他也再沒有什麼奮進的心氣兒了)。于婚姻和愛情,他的結發妻子王氏,已在他來東川的那年夏天,與他永訣,而他早年那幾位戀人呢,也早已不知死活。生活于他,也好似再也沒有什麼值得期待的了,他甚至開始投身于佛事,據他自己在《樊南乙集序》中說,“克意佛事,方願打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而在他這幾年的詩文中,也都時時處處透露着一種郁郁寡歡,像一個即使沉默不語坐在那裡亦能看出滿身哀愁的人。而首句“定定住天涯”背後所包含的人生背景,大緻便是如此。
身世際遇已然如此,但眼前卻是明媚的春天,孤苦的内心面對着溫柔的春光,頓時讓這個漂泊無依的人充滿依戀。“依依向物華”,這是典型的以樂景襯哀情。你會很強烈地感覺到,這個詩人,和他眼前這片明媚鮮豔的春光很不協調。你甚至能想象到他的神情,好像微微皺着眉,有心事地凝望着這些景色發呆、發滞,或許手裡還無心地揉挼着剛摘下來的花朵。一個已到暮年、沒有活力的詩人,一片重回大地、生意盎然的春景,這兩種相互沖突的矛盾事物放在一起,卻更加深了這首詩的情感,也清晰了這位詩人的形象。
在愛人剛去世的那年冬天,商隐啟程來東川。在趕路的某一個晚上,他夢見了九泉下的妻子,醒來以後彷徨失措,苦悶難抑,于是寫下《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注意這最後一句,那是他夢裡的内容。因為妻子剛剛去世不久,所以在夢裡恍然間以為她還在世,還在家裡織布縫衣,照顧着孩子,等着他回家。醒來以後才發現,那個給他寄寒衣,等他回家“共話西窗”的人已經永遠離他而去了,在以後的人生中,他隻能一個人孤獨地漂泊了。
這就是商隐來東川的背景,明白了這一點你也就理解他的孤苦了,因為從那以後他幾乎再未感受到愛,于是我們也就明白了“依依向物華”中“依依”這個詞的意思了。那是一種依戀,那是一個想要被愛,被保護,被撫慰的心靈,就像一個很久都沒有感受到過愛的小孩子,見到父母時的樣子,他想把自己交給這燦爛的春光,從肉體到靈魂,使他再也不至于這麼孤苦。
當然,情很重,物卻疏。即使詩人将最沉重的情感,最真摯的依戀,都賦予給了大自然,它也還是默默不語,不跟你說什麼。眼前這明媚的“物華”,也并不能徹底撫慰他那顆孤苦的心,隻是徒迷眼目而已。于是詩人接着尋找可以寄托的東西,他癡滞地看着眼前這片物華,哪樣與自己最相似呢?并沒有!都太鮮豔了,太光彩奪目了,與他完全格格不入。于是他想到了本該屬于這春光的一份子,但卻先春而盛放,春來而凋零的梅花。
“寒梅最堪恨,常作去年花。”這個“恨”,與其說是他對花的埋怨,不如說是他對自己人生的埋怨;與其說是埋怨,不如說是自憐、自傷,像是一種嗟足長歎。就像林黛玉葬花那般,你的際遇就像我的身世,我的命運也如你一樣,芳華早逝,孤獨自賞。
說來李商隐的人生,确如梅花一般,早秀而早夭。他在十幾歲時,便得到了當朝重臣令狐楚的賞識,令狐楚教會了他寫奏章的方法,并在二十四五歲時幫助他進士及第(唐代進士及第平均年齡當在四十多歲)。可從那以後,晚唐黨争的政治漩渦便再也沒有放過他,就像他在一首政治寄寓詩中所說的那樣,“莫近彈棋局,中心最不平”,你離它越近,它越吞噬你。李商隐的人生悲劇就在于他有才有志,卻無意間卷入了這場無法擺脫的黨争局面中,就像一個飄蓬一樣,任其吹打。這位晚唐才子,便在這種郁郁寡歡中走過了自己的一生,也用自己的詩歌,照亮了黑暗的晚唐。
寒梅最堪恨,卻常常被當作是去年的花兒;才子最堪憐,卻常常滿腹才情而落拓一生。這兩者之間是如此的契合,都盛放在某個不合時宜的時刻,卻都美的令人炫目、令人傾慕、令人可憐、令人同情。這也就難怪商隐常常會以梅花自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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