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宋朝，率先想到的是宋朝令人诟病的武德“費拉不堪”。 從宋太宗時期的高粱河慘敗，到宋真宗簽訂澶淵之盟年年給遼國輸币供款，宋仁宗承認黨項政權獨立并“賜予”錢财，最後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恥，徽、欽二帝被俘，蒙塵北上，拘押于五國城内坐井觀天，實為華夏創立以來未有之事。

北宋滅亡後，宋室南渡，繼續發揮、發揚祖宗的優良傳統：求和、納款、稱臣。甚至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行徑——風波亭白雪紛飛，紹興和議光複中原再無希望。

南宋王朝的武功令人無法恭維，經濟上的成就卻一直備受曆史學家們肯定，作為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重要時期，時人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來形容長江以南地區的經濟富庶程度。那麼，能由此斷定南宋統治下的人民生活不錯嗎？ 從曆史真實情況上看顯然不行。

宋金對峙圖

瘋狂的土地兼并行為

南宋政權建立後，大批北方豪強、官僚貴族尾随而至。他們憑借自身權力、财力上的絕對優勢，利用江南兵匪橫行、戰亂頻發的情況巧取豪奪、侵占土地。緻使南宋時期的土地兼并與集中程度大幅度超過北宋時期。

地主豪強對土地瘋狂掠奪，南宋朝廷也不逞多讓，大肆搜刮土地，擴大官田，以屯田、營田等名義招募佃農承擔租金，以紹興元年到淳熙元年（1131-1171年）的四十年間為例，朝廷控制下的官田高達20萬頃左右，約占南宋全境墾田總面積的1/15。

宋高宗趙構（1107-1187）

宋高宗對臣下多行猜疑，導緻朝廷文武大臣效法前人，多購置土地表示自己胸無大志、耽于享樂，進一步導緻土地兼并的擴大化。宋高宗也不吝通過賞賜官田等形式獎勵來考察臣子的忠心程度，像秦桧就曾接受高宗賜予一年可收租3萬石的建康永豐圩950餘頃良田，秦桧罷相後，又轉賜予其他皇室或權臣。據《宋會要輯稿.食貨.賜田雜錄》記載，南宋官僚一次受賞田産多達上百頃，有的多次受地，規模甚巨。

武将方面，就連以廉潔奉公著稱的名将嶽飛被抄家時也擁有水田700畝、旱田1100多畝的土地規模。其他大将更不用說，中興四大将之一的張俊，史稱他喜殖田産，侵占的土地跨越數州數郡不可計數，收兵權回家後仍每年坐收米60萬斛。諷刺的是，張俊更讓高宗秦桧信賴和放心，嶽飛則成為昏君奸臣的眼中釘、肉中刺，最後落得“莫須有”的罪名含冤而亡。

到了南宋中後期，土地兼并愈加瘋狂，史彌遠、賈似道等權臣更是繼承秦桧斂财占田的的光榮傳統。宋理宗統治時期已然出現“吞噬千家之膏腴，連亘數路之阡陌，歲入号百萬斛”的超級大地主；可怕的是，“亞乎此者，又數家焉”。時任殿中侍禦史謝叔方驚呼：“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的現象成為南宋末年農業生産的基本現象。

大量激烈、頻繁的土地兼并加劇社會貧富兩級分化，自耕農、半自耕農紛紛破産，被迫淪為大地主掌控下的佃農，除了要按契約繳納租金，還要被地主們額外剝削，在征收地租時強迫“加耗”、“靡費”等各類各項的克扣。部分佃農甚至與大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進化成為奴仆，累世為奴，永不翻身。此外，針對佃農反抗地主的情況，南宋的律法積極保護地主階級的特權，對侵犯地主的佃農量刑時比普通平民罪加二等。

數不勝數的苛捐雜稅名目

南宋統治時期仍沿襲中唐改革的兩稅法，以春秋兩稅為正稅。乍一看是繼承大宋開國“僅收正稅”的國策，實際上南宋王朝的苛捐雜稅名目和加耗的負擔是遠超過正稅的。

最令人驚訝的是，南宋朝廷的“僅收正稅”也不低。

南宋官員林勳曾言：“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林勳認為自己生活的宋代征收的兩稅比唐代高了七倍，甚至當朝皇帝宋孝宗承認本朝“稅賦太重”。現代研究宋史的曆史學家們，諸如宋史研究會副會長張邦炜都認為為：“北宋賦重，衆口一詞，少有異議。”

而繼承北宋統治衣缽的南宋，則繼續在各類雜稅名目的創新上推陳出新、革故鼎新。

加耗是南宋王朝在征收正稅上剝削百姓的頭号利器，稅吏肆意增加耗額，其數額少則一石加五鬥，多則加一倍以上。“一石之苗，有量至二石五六者，有二石二三者，少亦不下二石一二。農民為此繳納的“加耗”部分往往超出正稅的2、3倍。

除了“加耗”，南宋官府在征收正稅過程中實行一種名為“折納”的收稅方式，意思是把此物折成彼物，或把物折成錢，或把錢折成物。如以錢折絹帛，或以錢折麥，或折帛之後再折成麥。折納原本是國家征收賦稅的一種靈活方式，但在具體實施上，由于政府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加上官吏腐敗，中飽私囊，大多數情況下折現成為一項擾民的弊政：“折納之價，有一石至二十千者”。

來到南宋正稅之外的苛捐雜稅，其名目之繁多，宛如浩瀚宇宙中的漫天星辰。本文無法全部列舉，隻能羅列一部分。

南宋王朝在戰火紛飛的環境中誕生，軍費的消耗開支十分巨大，為此有一種名為“經總制錢”的雜稅誕生。經總制錢為“經制錢”與“總制錢”的合稱，首創于北宋末年的經制使陳亨伯，當時為了籌集軍款鎮壓方臘起義，在正稅之外臨時新增賣酒、賣槽、田宅牙稅、樓店務等七種雜稅稅收，稱為經制錢。方臘起義被鎮壓後曾廢止。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予以恢複，并在紹興五年（1135年）由總制使孟庾創立總制錢，稅務内容更加詳細，凡民間一切錢物交易，每千錢由官府抽取56文為“頭子錢”。經總制錢的年收入十分可觀，紹興十年（1140年）達到了1725萬貫，占全年總稅收的25%以上。可見收入之多，百姓負擔之重。也難怪著名學者葉适發出“經總制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之感歎。

南宋另一項為了增加軍費而要求各州縣按月交納的一種雜稅，名為“月樁錢”。始創于南宋紹興二年（1132 年）。該稅更是“殊名異目”，無奇不有。在百姓正稅無法完全承擔的情況下，地方官府為了完成朝廷交代的額外攤派，挖空心思，像江西的月樁錢有曲引錢、納醋錢、賣紙錢、保正牌限錢、戶長甲賬錢、牛皮筋角等細緻入孔的小名目。就連司法訴訟，敗訴方要罰錢，勝訴方也要納“歡喜錢”。光月樁錢一項在紹興年間，年收入都在400萬貫以上。

此外還有版賬錢、身丁錢、鹽稅等，南宋王朝強行征收的苛捐雜稅數量之多，超出正賦許多。以淳熙十六年為例（1189年）為例，朝廷正稅收入200萬貫，而經總制錢共計1440餘萬貫，如果再加上其他雜稅，約等于正賦的九倍多”。

世人稱“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可沒有任何虛假成分。

影響

南宋王朝對百姓深入骨髓般的敲詐與剝削，給南宋人民帶來沉重的負擔，生活莫說富足，飽餐已然成了奢望。南宋王炎《答淩解元書》記載宋朝：“田野之民，食糟糠，此誠可憫……山居之民，盡掘蕨根而食。“。 其慘狀觸目驚心。

宋廷的橫征暴斂自然激起了廣大人民群衆的反抗，從抗租鬥争到湖廣地區頻繁爆發的中等規模的農民起義，無不彰顯出南宋百姓對苛政的厭惡。之所以沒有爆發如同秦末、明末規模的農民大起義現象，一是南宋王朝基層管理相當嚴密，保甲環環相扣，統治者對百姓聚衆防備深嚴。二是終南宋一代，民族矛盾始終是居于第一位置，前有女真貴族虎視眈眈，後有蒙古鐵騎時刻準備飲馬長江，北方強權在南宋境内的燒殺劫掠，讓南宋百姓在大敵入侵的時刻往往能摒棄階級矛盾站在抗金、抗蒙的第一線。

然而當蒙古帝國統治者迎來了以漢法治國、立志效法漢唐帝王統一天下的忽必烈後，大蒙古國變身元朝正朔，蒙古軍也逐漸減少在南宋境内開展的屠城行動，注重軍紀，南宋王朝抵抗元朝進攻的步伐隻會顯得越來越無力。

畢竟，中國古代的老百姓是忍耐力最高的群體，隻要能有條件活下去，誰會願意冒着殺頭的風險造反？ 如果元王朝能帶來比南宋更好一點的生活環境，又有誰會在乎“華夷之别”的古訓？

參考資料：《宋代苛捐雜稅知多少》

《新編中國通史》第二冊第三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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