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史上，沒有哪一部書比《論語》更為重要、影響更大，沒有哪一部書像《論語》那樣受到那麼多的關注。《論語》全書共20篇，16000字左右。它作為孔子儒學最基本、最原始的材料，主要彙編了孔子的言論。

在長期的教學生涯中，孔子與弟子以及那時的公卿大夫們常常“交相對問”，相關典籍記載了許多“孔子應答”、“弟子相與言”以及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的生動場景。《論語》的材料多來源于弟子的記錄，用西漢時期孔安國的話說，就是具有“正實而切事”的特征。

孔子弟子有記錄孔子言論的習慣，孔子去世後還有所傳授。随着孔子影響的擴大，要準确把握孔子學說的要領，最好的辦法也許就是選輯他的言論。最早明确将“論語”當做書名或篇名來引用的是《禮記》中的《坊記》，而發現時間不久的戰國中期的郭店楚簡就有《論語》句子的引用，可見《論語》成書很早。兩漢學者普遍認為《論語》為弟子們在孔子去世後“輯而論撰”，看法應該可信。今有學者進一步研究認為，《論語》成書應在孔子去世後不久，很可能由孔子裔孫子思主持編撰而成。

經曆了秦朝焚書坑儒及秦末的戰亂，《論語》像許多先秦古籍那樣曾一度失傳，至漢代複出現若幹個傳本，最著名的是《古論語》、《齊論語》、《魯論語》三個流派，它們在文字、篇名及篇數上皆有一定差異。

《古論語》分為21篇，由西漢前期的魯恭王劉餘在孔子舊宅中發現，其字為蝌蚪文，為戰國古文，當時難以傳授，僅孔安國為之訓解。《魯論語》為20篇，主要在魯地學者中傳習；《齊論語》分為22篇，比《魯論語》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主要在齊地學者中傳習。魯、齊《論語》最初各有師承，到西漢靈帝時，安昌侯張禹先學了《魯論語》，後來又講習《齊論語》，他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而篇目沿襲《魯論語》，稱《張侯論》。張禹為漢成帝的師傅，地位尊貴，因而他的本子為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靈帝時所刻的《熹平石經》就采用《張侯論》，後世的《論語》皆沿用此本。《齊論語》、《古論語》則近于失傳，僅有後世學者輯佚文獻傳世。

由于《論語》在中華文化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曆來研習者代不乏人，甚至趨之若鹜，關于《論語》的集解、集注、正義、别裁、疏證等著作數不勝數，可謂汗牛充棟、浩瀚如海，逐漸成為一套龐大的知識體系。

東漢末年，著名經學家鄭玄以《魯論語》為基礎，參考《齊論語》、《古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泯滅了三家的差别，他還加以注釋，後人習慣稱之為鄭玄本《論語注》。鄭玄注本在唐代後散失，今有輯佚本和出土殘本傳世。

魏晉南北朝時，有何晏等《論語集解》十卷，這是漢代以來《論語》的集大成著作，為現傳最早的《論語》完整注本；有皇侃《論語義疏》十卷，在《論語集解》基礎上作疏，也是南北朝義疏之作完整流傳至今的唯一一部，對于研究義疏體著作也有重要意義。

自漢至南北朝的近800年時間裡，注解《論語》者很多，可以考知的總計有60餘家，但到後來纂修《唐書·藝文志》時，隻存18家；到纂修《宋史·藝文志》時，隻有何晏的《論語集解》和皇侃的《論語義疏》可見，其餘皆亡佚。

唐代的《論語》著作以《論語筆解》二卷為代表，題韓愈、李翺同注，這是專門的《論語》研究著作，這與以前的注解有所不同。當時，印刷技術還很不發達，而科舉制度的興起又對經典的準确性和權威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開成石經》應運而刻，包括《論語》在内的12部儒家經典被勒石成文，立于長安城國子監内，原石今存于西安碑林。這些書籍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必讀之書，石經文本也成為讀經者抄錄校對的标準。

宋代注解《論語》成果更加豐富，其中以《論語注疏》、《論語集注》、《癸巳論語解》為代表。《論語注疏》也稱《論語正義》，為邢昺等人編纂，原為十卷，其單疏本現已不傳，隻有注疏合刻本傳世，以阮元南昌府學本為最佳，并附有校勘記，《十三經注疏》所收即為此本。《論語集注》共十卷，南宋朱熹編纂，是宋代《論語》注釋的集大成者，現存最早的刻本是馬光祖刊印的《四書集注》本，後又有與《孟子集注》合刻本，而通行的多為《四書集注》合刻本。《癸巳論語解》十卷，宋張栻撰，此書是由作者與朱熹反複辯論而産生的，能夠體現宋代對《論語》和儒家思想研究的面貌。

自從朱熹作《四書集注》，宋朝開始把《四書》作為科舉考試的内容，以之為朝廷的主流思想，确定了《四書集注》的正統地位。《論語》是朱熹所注解《四書》的第一編，自然顯得更為重要。

元明時代，以“考究典故，以發明經義”為宗旨，雖間有新思想，但總體沒有跳出前人的範疇，這其中以陳士元《論語類考》二十卷為代表。

清代，考據學興起，這時的成果以《四書改錯》、《論語後案》、《論語正義》為代表。《四書改錯》二十二卷，毛奇齡著，主要針對的是朱熹《四書集注》中的錯誤。《論語後案》二十卷，黃式三著，該書反複申述“禮”的重要性，認為“理”即“禮”，天理就在社會規範中。《論語正義》二十四卷，劉寶楠著，堪稱《論語》整理研究的經典之作，是清朝《論語》的集大成者，有各種《四書》本和《清經解續編》本。

近代以來，有《論語集釋》四十卷，程樹德編纂，是又一部《論語》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論語疏證》二十卷，楊樹達編纂，該書強調以《論語》證《論語》，很具有方法論的意義；《論語譯注》二十篇，楊伯峻著，注釋簡明，全篇今譯，書後附《論語詞典》，對《論語》的研究和普及有開創之功；《論語新解》上、下編二十篇，錢穆著，彙集前人注疏、集解，力求融會貫通。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近代以來，人們由懷疑古史到懷疑古書，中國古代文化典籍是被懷疑的重點。由于人們對于古書成書和傳流規律了解不夠，很多古籍被打入“僞書”行列，多數典籍的成書年代被嚴重後置，中國思想史材料“受災”最為嚴重。

有學者說，與孔子有關且可信的資料“似乎隻有《論語》一書了”，其實《論語》的可靠性也受到了質疑。長期以來流行的看法是，《論語》陸續成書于孔子後學，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人們從《論語》的流傳着眼，認為《論語》既然有遞相傳授的過程，就必然會造成“不純”。清代學者崔述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論定《論語》一書有“竄亂”，有“續附”，《論語》編訂初始，各篇不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各不相謀”，其後才彙為一本，又有“采自他書以足成之者”，這樣的觀點成了後來學界的主流看法。

這些研究還影響到國外，受到外國學者的推崇。如美國學者顧立雅、日本學者木村英一就是如此。木村英一研究《論語》各篇，他逐一落實其寫成時間，甚至“考證出”某些篇成于孔子再傳、三傳、四傳甚至五傳弟子之手，這與崔述的看法大體一緻。受疑古思潮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英國漢學家韋利堅持認為《論語》20篇隻有第3至第9篇是可靠的，其餘各篇均系後人所加。這一疑古考證已經成為西方漢學的經典著作，産生了較大影響。還有美國學者甚至隻相信第4篇的前20章是可靠的，其餘都是孔子的後學們在240年的時間内逐步加上的。這樣的懷疑不同程度地影響了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論語》注釋與研究。

值得欣慰的是，近代以來出土了一些《論語》文獻，有敦煌、吐魯番地區的《論語》寫本、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中的漢代竹簡《論語》等。《論語》文獻的出土，提供了可資證據的新材料，也啟示了研究新方法，有助于厘清《論語》研究中長期聚訟不已的問題，推動了《論語》研究的深入。

與《論語》新材料問世的同時，大批早期學術文獻不斷出土，其中尤以郭店楚墓竹簡、上海博物館竹書、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為代表，這些新材料又“激活”了不少傳世文獻，特别是與《論語》研究直接相關的《孔子家語》、《禮記》、《大戴禮記》、《孔叢子》等著作，将這些典籍與《論語》對比研究，産生了不少新的認識。楊朝明主編的《論語诠解》就是其中的代表，該書将《論語》置于中國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注重文獻的合觀參驗與綜合比對，整體考察孔子思想學說，認為《論語》編撰有嚴密的内在邏輯。該書條分縷析字詞典故，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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