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風雲：漢武帝嗣位大統，董仲舒獨尊儒家

　　漢景帝又用甯成為中尉。甯成專尚嚴酷，比郅都還要辣手，曾做過濟南都尉，人民疾首，并且居心操行，遠不及郅都的忠清。偏景帝視為能吏，叫他主持刑政，看他诏令中語，如疑獄加罪，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诏令。治獄務寬，景帝後元元年（公元前143年）诏令。也說得仁至義盡，可惜是徒有虛文，言與行違，就是戒修職事，後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诏令。诏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後元三年（公元前141年）诏令。亦未必臣民逖聽，一道同風。可見景帝所為，遠遜乃父，史家以文景并稱，未免失實。不過與民休息無甚紛更，還算有些守成規範。到了後元三年孟春，猝然遇病，竟緻崩逝，享壽四十有八，在位一十六年。遺诏賜諸侯王列侯馬各二驷，吏二千石，各黃金二斤，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家，終身不複役使，作為景帝身後隆恩。　　太子劉徹嗣皇帝位，年甫十六歲，是為漢武帝，尊皇太後窦氏為太皇太後，皇後王氏為皇太後，上先帝廟号為孝景皇帝，奉葬陽陵。武帝未即位時，已娶長公主女陳阿嬌為妃，此時尊為天子，當然立陳氏為皇後。金屋貯嬌，總算如願。又尊皇太後母臧兒為平原君，連臧兒所生兒子田蚡、田勝亦予榮封。田蚡為武安侯，田勝為周陽侯。臧兒改嫁田氏，已與王氏相絕，田氏二子怎得無功封侯？即此已見漢武帝不遵祖制。所有丞相禦史等人，暫仍舊職，未幾，已将改年。向來新皇嗣統，應該就先帝崩後，改年稱元，以後便按次遞增，就使到了一百年，也沒有再三改元等事。自文帝誤信新平候日再中，乃有二次改元的創聞。景帝未知幹盅，還要踵事增華，索性改元三次，史家因稱為前元中元後元，作為區畫。漢武帝即位一年，照例改元，本不足怪，惟後來且改元十餘次，有司曲意獻谀，謂改元宜應天瑞，當用瑞命紀元，選取名号，因此從武帝第一次改元為始，叠用年号相系。元年年号，叫作建元，這是在武帝元鼎三年時新作出來，由後追前，各系年号，後人依書編叙，就稱武帝第一年為建元元年。看官須知年号開始，創自武帝，也是一種特别紀念，垂為成例。　　武帝性喜讀書，雅重文學，一經踐祚，便頒下一道诏書，命丞相禦史列侯郡守諸侯相等，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于是，廣川人董仲舒，菑川人公孫弘，會稽人嚴助，以及各處有名儒生，并皆被選，同時入都，差不多有百餘人。武帝悉數召入，親加策問，無非詢及帝王治要。一班對策士子，統皆凝神細思，屬筆成文，約莫有三五時，依次呈繳，陸續退出。武帝逐篇披覽，無甚合意，及看到董仲舒一卷，乃是詳論天人感應的道理，說得原原本本，計數千言。當即擊節稱賞，歎為奇文。原來董仲舒少治《春秋》，頗有心得，景帝時已列名博士，下帷講誦，目不窺園，又閱三年有餘，功益精進。遠近學子俱奉為經師。至是詣阙對策，正好把生平學識，抒展出來，果然壓倒群儒，特蒙知遇。武帝見他言未盡意，複加策問，至再至三。董仲舒更叠詳對，統是援據《春秋》，歸本道學，世稱為天人三策，傳誦古今。最後一篇，尤關重要，乃是請武帝崇尚孔子，屏黜異言。大略說是：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複包含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夫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古之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群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緻巨，故聖人莫不以晻與暗字通。緻明，以微緻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緻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之大者，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複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救敝之術，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不待救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大漢繼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緻，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猶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大治而今遠不逮，安所缪盩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被朘削，濅以大窮，死且不避，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之所以不可勝者也。公儀子相魯，至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之，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紅讀如工。夫皇皇求财利，嘗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緻寇至。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且臣聞《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壹，法度可明，民乃知所從矣。　　這篇文字，最合武帝心意。武帝年少氣盛，好高骛遠，要想大做一番事業，振古爍今，可巧仲舒對策，首在興學，次在求賢，最後進說大一統模範，請武帝崇正黜邪，規定一尊，正是武帝有志未逮，首思舉行，所以深相契合，大加稱賞。當下命董仲舒為江都相，使佐江都王劉非。漢武帝既賞識董仲舒，何不留為内用？丞相衛绾聞得武帝嘉美董仲舒，忙即迎合意旨，上了一本奏牍，說是各地所舉賢良，或治申韓學，或好蘇張言，無關盛治，反亂國政，應請一律罷歸。漢武帝自然準奏，除公孫弘、嚴助諸人，素通儒學外，并令歸去，不得錄用。衛绾還道揣摩中旨，可以希寵固榮，保全祿位，那知武帝并不見重，反因他拾人牙慧，格外鄙夷。不到數月，竟将衛绾罷免，改用窦嬰為丞相。窦嬰系窦太後侄兒，窦太後嘗與景帝說及，欲令窦嬰居相位。景帝謂窦嬰沾沾自喜，量窄行輕，不合為相，所以終不見用。武帝也未嘗一定以窦嬰為相，意中卻拟重任田蚡，不過，因田蚡資望尚淺恐人不服，并且窦嬰是太皇太後的兄子，田蚡乃皇太後的母弟，斟情酌理，亦應先窦嬰，後田蚡，所以使窦嬰代相，命田蚡為太尉。太尉一官，前時或設或廢，惟周勃父子，兩任太尉，及遷為丞相後，并将官職停罷。武帝複設此官，明明是位置田蚡起見。田蚡雖曾學習書史，才識很是平常，隻有性情乖巧，口才敏捷，乃是他的特長。自從武帝授為武安侯，他亦自知才具不足，廣招賓佐，預為計畫。入朝時乃滔滔奏對，議論動人，漢武帝也堕入彀中，錯疑他才能邁衆，欲加大位。為此一誤，遂惹出後來許多波瀾，連窦嬰也要被他排擠，斷送性命，這且待後再表。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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