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鵬 著名導演、演員，1982年生于吉林省集安市，曾做過網站主持人，編劇、導演電影《煎餅俠》《縫紉機樂隊》《吉祥如意》，主演電影《铤而走險》《受益人》《第八個嫌疑人》《大赢家》等。

拍電影記錄

姥姥家過年聚會

近日，從上海電影節到北京電影節，大鵬導演的新作《吉祥如意》頻頻亮相引起關注。這部電影講述一位喜劇片導演突發奇想，回到東北農村老家，希望将一家人如何過年拍成電影，結果遭遇一系列意外，體現了剪不斷理還亂的親情。

這部半紀錄片式的電影是大鵬的親身經曆，片中人物也都是他姥姥家的親戚。大鵬出生在吉林省集安市，父親是機械廠工人，母親是市評劇團演員，在大鵬很小的時候，母親得了腎炎，常去大城市治療，大鵬從小在姥姥身邊長大。他不僅對姥姥有着深厚感情，也深知自己家人對姥姥的依賴，尤其是因中年得病而生活無法自理的三舅王吉祥。他想要拍一部有演員卻沒有情節的故事片，記錄姥姥家的過年聚會，找來演員劉陸以家庭成員身份加入到聚會中，然而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這些事也被拍進了電影。

《吉祥如意》首映過後，觀衆反響熱烈，有人驚豔于影片實驗性的、獨特的表達形式和叙事結構，也有人感動于故事中真摯樸實的情感，并引發了大家對于親情的思考。大鵬說：“在電影當中大家會看到我本人，除了導演的身份，我也是被記錄者。我們每個人都一樣，家人永遠是我們的依靠，還是那句話，常回家看看。”

大鵬小時候的夢想并不是做電影導演，從吉林建築大學畢業後，他到北京做了一名網站編輯，在完成了一次次職業轉換後，慢慢在電影領域站穩腳跟。他說：“我隻有一個招數，就是堅持、堅持，再堅持，隻要是正确的方向，不怕慢慢走，總會到達。”盡管有很多方法可以讓人加速前進，但是他依然選擇有點兒笨拙的方式，簡單而緩慢地實現着内心的每一個夢想。

談到喜劇，大鵬認為所有的喜劇都需要精确的計算，“相比于感性，它更傾向于理性，相比于文科，它更傾向于理科，是有一套公式的，但是掌握這套公式的人，可能在華語語境中鳳毛麟角。我個人覺得在喜劇的探索上，我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前面有很多前輩那麼優秀，他們的存在，督促我還會繼續創作。”

《吉祥》的觀影疑問

會在《如意》中找到答案

記者：您之前拍過一部短片叫《吉祥》，當大家看到《吉祥如意》這個片名的時候，會問它們之間有什麼關聯？

大鵬：它是一個短片的加長版。2016年我們創建劇組，跟劇組的每一個工作人員都簽訂了保密協議，我們協定好，不會透露我們在做什麼樣的電影，怎麼去拍，以及拍攝什麼故事。那個時候我們已經确定了《吉祥如意》的結構是由《吉祥》加上《如意》的部分，《吉祥》就是那部已有的短片，變成了整個長片裡面的一部分。在《吉祥》的觀影過程中，觀衆會提出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會在《如意》的部分找到解答。這樣一個完整的長片電影，很難用到底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去界定。裡面大部分人都是生活當中我的家人，他們在電影中的角色就是他們自己，但是我們有一個演員承擔表演工作，就是劉陸，所以這是一次比較有實驗性的探索，也會提供給觀衆一種很新穎的互動交流的觀影體驗。

記者：最早想要拍這部電影是如何考慮的？

大鵬：2016年我們在為《縫紉機樂隊》做準備，《縫紉機樂隊》裡面最大的一個場景是吉他雕塑，要準備半年時間，我們回到我的老家吉安，我去了我姥姥家。我小時候是跟姥姥長大的，我的母親常年生病，到全國各地求醫問藥，我的童年記憶都是跟我姥姥在一起。我來到姥姥家，看到一面牆，牆上有很多照片，是我們這一大家子人在不同時間點的合影。那些照片記錄着這一家人一起走過的很多共同的經曆。當我再次看到這些照片的時候，我的感受很奇妙，我想如果說靜态的影像能有這麼強大的力量的話，是不是我可以用我的攝制團隊來記錄一下姥姥家是怎麼過年的？

記者：這部電影的拍攝、制作過程長達四年，您也說過這部電影對您非常特殊，那麼這個過程中有哪些特殊的記憶？

大鵬：我覺得作為導演，未來還有機會拍其他影片，但是這一次拍《吉祥如意》，在我的工作經曆當中是非常特别的，幾乎是不可複制的，它是一部電影，同時也是所有參與這部電影制作的工作人員的一段經曆。因為我沒有劇本，發生什麼就捕捉什麼，我跟所有的劇組工作人員說，我們要拍一場“天意”，我不去幹涉大家說的話，也不去幹涉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然後我們再把我們所有的拍攝過程再拍攝下來。我們成立了兩個劇組，一個是《吉祥》，一個是《如意》，一個是我來拍這部電影，一個是拍我怎麼拍這部電影。說起來比較拗口。當我們整個劇組回到農村老家，當我們正式開始拍攝，這個家庭遭遇了一個又一個意外，這個意外的量級，在我們的人生當中是最重要的事情，當我們面對這些意外，我想起出發的時候是要拍“天意”，發生什麼就拍什麼，于是我們就進行下去，于是呈現出來了現在的《吉祥如意》。

看完《吉祥如意》

希望大家常回家看看

記者：您自己最想通過《吉祥如意》表達什麼？

大鵬：這部電影的素材量是80個小時，我也參與了剪輯，每個素材、每個鏡頭、每句話已經反複在剪輯台上挪動了位置，所以對我來講非常熟悉。我猜想看過這部電影的觀衆，可能集中讨論的會是年夜飯的時候，一家人在一起吃飯的場面，那個場面長達8分鐘，大家說着說着突然就吵了起來，大家的争吵過渡得是那麼沒有痕迹，甚至當我們注意到這是一場争吵的時候，都忘了最開始的導火索是從什麼時候點燃的。它呈現在電影裡面是8分鐘，事實上持續的時間更久。可是，第二天發生了什麼呢？就是一家人相約在陽光下，一起照了一張全家福，然後大家露出了笑容。所以這就是家人，這就是家，在一個又一個事件當中，在漫長的時間裡，互相編織的那種柔韌的關系，所以我很感激我的家人。

記者：把自己家裡的私事搬到大銀幕上其實需要勇氣，您的家人會不會給您施加什麼壓力，能不能理解您？

大鵬：在拍攝過程當中，以及後面的制作過程當中，其實所有的家人沒有表示出要幹預以及反對，這正是源自我是他們的家人，也是一種信任。每次看到素材，包括呈現在大銀幕上，我都很感激、感動，因為我的家人們是普普通通的農民，是出租車司機，以及在北京“北漂”承受很多壓力的普通人，他們從來沒有對我的電影創作提出過異議，他們大多都看了最後的成片，沒有針對裡面的哪些内容來找我探讨，要求我修改。包括我自己，也是成片裡面的故事之一，可能大家在成片裡也看到了與大家期待或想象中完全不同的我的樣子。我們總是在思考，邁出這一步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但是如果大家看完這部電影後想到了自己的家庭，想到自己應該在有時間、精力、條件的情況下常回家看看，可能就是我們做這部電影的價值。

記者：這四年當中有沒有想過放棄？

大鵬：我想說電影裡面有答案。我們在拍攝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意外，但即使沒有這些意外，這部電影也會誕生，隻不過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對于生活當中我本人來講，我甯願拍的不是這樣的電影。

不想用已有概念

去定義這部電影

記者：《吉祥如意》紀錄片和劇情片混合拍攝，對您來說也是一次全新的嘗試，您覺得有哪些挑戰，哪些突破？

大鵬：當我接觸這個内容的時候，完全是遵循心裡面的節奏，我覺得它應該帶給觀衆不一樣的感受。所以我并沒有把它主觀地分為這是紀錄片的部分，這是劇情片的部分，我沒有主觀下這個定義，《吉祥如意》到底是什麼樣的類型，我覺得可能觀衆看完後會有自己的答案，重要的是我們沒有拘泥于已有的概念去定義這部電影。

記者：您不是學院派的導演，那麼在拍攝技法上有什麼不一樣？

大鵬：《吉祥如意》在上海電影節觀影結束現場交流的時候，有一位觀衆，他是學電影的，問了我一個問題，用了很多我其實有些陌生的名詞，來定義我自己拍過的内容。我都沒想過原來那個概念是那樣去描述的。他問我具體的技巧和思路，我說我其實不是學電影的，我沒有你那麼幸運，我熱愛電影，我從小就看電影，我希望自己有機會從事這個工作，但我沒有那個機會去系統地學習電影，我所有拍攝的方式都是和我的合作夥伴共同摸索出來的，都是在我作為導演的實踐當中去學到的。

記者：《吉祥如意》可能更接近于文藝片，您對票房有什麼期待？

大鵬：我看到一些新聞報道描述這部電影，會用到“私人影像”這個詞，其實這是不可否認的，它是我的個人經曆和我的家庭在一個比較集中的時間段内發生的事情。但是我覺得這種情感是普遍的，我們都是獨生子女一代，我們的父母有兄弟姐妹，我們每次回家過年會遇到一個龐大的家族，然後有各種讨論。所以我對這部電影的未來和大家的接受程度，以及觀衆的反饋，是有非常正向的期待的。在我自己的定義當中，不僅沒有紀錄片和劇情片的界限，也沒有文藝片和商業片的界限，它就是一部電影，然後大家走到電影院去感受這個情感。我對它的票房甚至都充滿期待，因為我覺得它并不一定像我們印象當中的那樣，這樣一部電影票房就會很冷，我覺得變化也許會從這部電影開始。

記者：現在大家都呼籲觀衆回到電影院，您覺得在電影院裡看電影和在家看電影有什麼不一樣？

大鵬：我們當然可以在手機上看電影，可以把電影投到電視裡面跟家人分享，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在一個陌生的空間和一群陌生的人，一起看到了一個陌生的内容。當我們想笑的時候，坐在旁邊的那個人會不會因為我笑了以後他也發笑？當我們想流淚的時候，我會不會不好意思？然後我看到他哭了，我也釋放了。我覺得這個是電影需要去電影院看的重要原因。在觀影過程當中，那樣一群人在這樣一個空間，看到他們完全沒有預知的故事，他們被這個情感打動，産生共振，我覺得這是最奇妙的。

制片人陳祉希談大鵬

他有更多的能量

想去嘗試更多創意

我跟大鵬導演有過多次合作，從《煎餅俠》到《縫紉機樂隊》，但是當導演跟我說要做《吉祥如意》的時候，其實我還是有點兒蒙。不過我特别了解導演，因為一直陪伴他做電影，之前做的可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商業喜劇，而他一直是一位希望探索更多可能性的導演，他不想局限于喜劇演員或者喜劇表演這樣的标簽，他有更多的能量，想去嘗試更多的創意。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支持導演去創作這樣一個作品。

《吉祥如意》想拍一個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輕女孩，過年回家，姥姥會做怎樣的年夜飯，會給大家帶來什麼。大鵬導演去他的老家采景，跟姥姥告别離開的時候，村裡很多人來跟他合影，他沒來得及跟姥姥告别，心裡想的是，我很快就要回來拍電影了，很快就會再見到姥姥了。但是……當導演準備拍攝的時候，姥姥摔了一跤，進了醫院，之後沒再醒過來……所以……沒有辦法拍姥姥，導演沒有再見到姥姥。

但是，電影還是要拍下去，這也是對姥姥的紀念。我們這個過程持續了四年，是因為每一次打開素材，對大鵬導演來說，都是又一次打開了傷痛，又一次讓他接受那樣一個場面和那樣一種情境。我見過他在剪輯台前剪着剪着說“我很崩潰”，因為這是一個特别艱難的創作過程。大鵬導演是一個把情感埋藏得很深的人，同時他也是一個很有責任感，很有擔當的人，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想過放棄，但他還是咬牙，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有一位觀衆看了這部電影後，一直在抹眼淚，他說他想起了兩年前去世的爺爺。聽到這句話，我覺得觀衆明白了我們為什麼去做這樣的電影。

我問過大鵬導演，你把自己家裡的故事拿出來給觀衆看，這其實要背負非常大的壓力，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勇氣？他說，其實就是想說常回家看看，就像電影裡的主人公三舅經常唱“常回家看看”。現在有太多人離開家鄉，很多年沒回去，就像大鵬導演本人，一直在追求夢想，隻能偶爾回去，當他付出行動，想回家去拍一個大家一起吃年夜飯的電影，姥姥已經不在了……我想觀衆會在電影裡找到答案，希望大家都能常回去看看自己的家人，我相信大家看過這部電影以後，會有更深的感觸。

我們通常覺得，非常個人的表達難以讓觀衆産生共鳴，但恰恰《吉祥如意》這部電影是非常個人的表達，但我相信觀衆能夠感受到。這就是它最特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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