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刊于《時尚先生Esquire》六月刊

攝影：周裕隆 / 采訪、撰文：浩川

化妝、發型：Shailen / 編輯：暖小團

服裝造型：傲寒 / 特别鳴謝：王海先生

場地鳴謝：北京德雲社紅事會

馮遠征站上舞台 40 多年， 他能賦予每個小人物一個大靈魂， 他說：“無論到哪個年齡， 我們都是父母眼裡的孩子。”

我上中學的時候，正處在國家體育人才斷檔的年代，經常會有體工隊的教練來學校挑人。有一次跳傘隊來挑人，沒人願意去，我作為班幹部被選出來做測試。因為家裡是空軍的，對那些項目不陌生，很容易就通過了。開始還不想去，但第一次從傘塔上跳下來，短暫的急速下落讓心都快跳出來了，腎上腺素分泌，那七八秒的失重體驗特别美妙，小孩就喜歡這些，之後每周都盼着去訓練。

我不吃牛羊肉。當時集訓隊裡有規定，為增強體能必須吃牛肉，有個畫面我印象很深，就是教練坐邊上，我把牛肉放嘴裡嚼，一邊嚼一邊幹嘔，然後奮力咽下去。當時有一部很轟動的電影叫《沙鷗》，講女排的，我特喜歡那片子，張暖忻導演的。裡面有一情節，就是沙鷗也不吃牛肉，教練用同樣方法逼她吃，我就覺得跟沙鷗同命相連。

我們隊 1978 年第一次參加全國比賽就得了冠軍，保持了 4 年，在學校裡還挺風光的，當時一心想當專業運動員。高中畢業那年因為參加全國跳傘比賽就沒有參加高考，那會人太多了，你頭一年沒參加高考，就沒有資格參加第二年的考試。後來因為一些原因也沒進成專業隊，我就成待業青年了。

經人介紹我去了一家拉鎖廠做普通員工。當時對工人階級的想象都停留在宣傳畫上，我幻想自己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圍塊白毛巾的樣子。結果第一天去就傻了，特别簡陋的車間，每個人在那邊聊天邊敲拉鎖。沒工作服，發我一圍裙、倆套袖，一把小錘，光輝形象完全幻滅了。

那會兒北京正處在文藝複蘇的熱潮中，感覺全城的年輕人都在學藝術。文學青年特别多，我們常開一玩笑，說天上掉下一塊石頭砸死 5 個人，3 個學表演的，2 個學導演的。我和一工友去朝陽文化館報了個朗誦聲樂班，當時覺得那幫學員腔調都特專業，唱歌也好。我的啟蒙老師是張筠英、瞿弦和兩口子，都是特别棒的演員，一下就喜歡上了。每星期上兩次課，特别盼着下班，花 1 毛錢買個面包，邊騎車邊啃着就去了。

當時北京的東城、西城、宣武、崇文都有表演培訓班，我們就學完一期再報下一個。不過那個年代流行唐國強、朱時茂那樣的帥哥，老師都覺得我這形象不适合做演員，還是回去做拉鎖吧。那會兒還挺自卑的，課上做小品我隻敢找那些不漂亮的女生。支撐我堅持下來的，就是老師講課時，我比别人理解得快，而且小品的構思、想象力都不錯，這讓我越來越堅定要走這條路。

當時我對藝術的态度是仰慕的。那年頭資料也不多，能找到個劇本大家就傳着看，還讨論，約着看演出隻買最便宜的票，看完出來就特感慨，太偉大了。時代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初心是很單純的。

大概是 1982 年，有天晚上課間休息時，我跟一個同學在去廁所的路上閑聊，他說如果将來你有機會當演員，第一個戲想演什麼? 我說第一個戲當然要演男主角了，最好跟張暖忻導演合作。他說為什麼，我說因為我喜歡她導的《沙鷗》，男主角戲可以不多，但是最好死在戲裡。他說為什麼要死呢，我說死了多好，如果别人沒記住這角色，但是一提“就死了的那個”，大家就記住了。那會兒真就那麼傻。

兩年後，我去北電考試，别的男生都西服皮鞋抹着發蠟，我隻穿藍襯衫綠軍褲，沒什麼底氣，就一個人坐磚堆上等着。那天的聲樂、形體都發揮一般，但現場創作的小品《重逢》效果特好，台上我還砸一酒瓶子，把其他考生都震了。讓我沒想到的是，當時張暖忻導演的《遠鄉》劇組就在電影學院裡，她為了找男主角已經面試了快兩百個演員。那天從我坐磚堆上時她就注意到我，暗中觀察了我的整個考試過程。之後她找到我問想不想來劇組試戲。我專業成績北京前三，但是北電有個副院長覺得我形象一般，最後沒錄取，可我得到出演人生第一部電影的機會。電影後來定名叫《青春祭》，我演男主角，一個知青，戲份不多，最後還死了。電影拍完我回想起兩年前和同學的那次對話，感歎生命中的巧合真比作家編得都精彩。

拍戲間歇我還參加了人藝和中戲的專業考試，後來先後收到兩家的錄取通知。跟朋友商量去哪個，他說你去中戲還得參加高考，而且上四年中戲也不一定能分到人藝，得了，直接去人藝吧。

我去德國留學的時候，跟同學說我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流派的，問他是哪個流派的。我以為他會說“我是布萊希特的”，但他很疑惑地看着我，說不知道。後來我才發現在歐洲沒有這些表演體系。為什麼全世界那麼多教表演的學校沒有一個學校教布萊希特體系?為什麼中國四百多所大學有表演系，沒有一個在教梅式體系？因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三大表演流派。表演沒有體系，隻有方法，格洛托夫斯基認為“隻要落到紙上的東西，就是過時的”。

我演過不少人格分裂的角色。當時演完《不要跟陌生人說話》之後，好多人問我會不會陷在人物裡走不出來，我說走得出來，每天都走得出來，他說為什麼，我說天天打人、多痛快，盡管沒有真打到梅婷，但你在用力做動作、咆哮的過程中，情緒已經宣洩出來了，還有什麼走不出來的。那個戲拍完我就跟别人說，千萬不能動手打人，會上瘾的，你會把打人當成習慣的發洩方式。所以家庭暴力這種事一旦有第一次就必須叫停，一定不能有下次，隻要你退讓，他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然後他會反複承認錯誤，誠懇道歉，但已經形成慣性了。

其實我演的每個角色自己都挺喜歡的，因為不管戲份多少，我都投入了很大精力。有些戲雖然沒引起廣泛關注，但還是能帶給自己愉悅，比如《最後的王爺》裡的壽元，還有在重慶拍的電影《愛了散了》，我演一個性功能障礙患者，都很打動我。我也很想塑造侯寶林先生，曾經有個機會，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每天聽他的錄音，模仿他的動作，最後連他家人都覺得我很像，但很可惜那個項目沒能成型。

表演其實不是教出來的，表演是發覺出來的。大概 2015 年前後，人藝連續兩年一個演員沒招上來，不客氣地說，來的都是不合格産品，一張嘴我就知道，他這四年沒練過功。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想當演員，但是聲、台、形、表這些最基本的東西卻沒人重視。另一方面，我國的表演專業院校在教材方面又太固守傳統，還在教 50 年代蘇聯專家帶來的那套東西。更要命的是，現在絕大部分中國的表演教學老師，都沒有演過戲，就像教新聞的老師沒做過記者。我五年前開始去幾大表演院校講課，意識到教表演需要一對一的個性化教學，不能套模子，需要你對表演有很敏感的判斷力，迅速發覺每個人身上的潛質和掌握程度，然後把你的經驗分享給他。

以前我在人藝的狀态就是演好戲，其他事不過問。這幾年連着退休二三十人，濮存昕退了、楊立新退了，突然意識到這是個麻煩，再過幾年我和吳剛這撥也退了，人藝未來将向何處去。劇院讓我當演員隊長，那種傳承者的責任感自然而然就落在肩上。文化傳承不光靠文字，很多時候人格魅力更起作用，我們都是看着林連昆、于是之這批老藝術家成長起來的，很多規矩都在心裡。但是現在差太遠，就先立白紙黑字的規定，比如排練廳裡不許吃東西，演出要提前多久到後台，很多人說咱人藝還貼這些，我說必須貼，什麼時候摘下來，說明人藝又回到那個有傳統、懂規矩的劇院了。

最近有人說好演員的春天來了，我說不是，好演員一直都在。流量明星最火的時候他們也在，他們也有戲拍，隻是那個時候他們沒有在風口浪尖上被人家擺弄。現在火了一些所謂的實力派，像我同學吳剛，其實他一直是實力派，隻是之前沒機會給他。明星是什麼? 明星就是現在比較耀眼的那個，一旦離開他的星座就成流星了；而好演員是恒星，他永遠在那個亮度，明星閃耀時他被忽視，但流星暗淡下去，他就成最亮的。所以沒有什麼春天不春天的，給點陽光他分分鐘就燦爛。

我已經過了做憤青的年紀，但還一直希望有機會去做一些真正的先鋒戲劇。90 年代我剛回國時，跟他們做先鋒戲劇，那時期的先鋒很多就是照搬國外的形式，反正觀衆沒見過，我們老認為先鋒就是荒誕，荒誕就是讓人看不懂，後來我就不做了。先鋒其實不是簡單的形式，現實主義戲劇信息傳達靠講故事，而先鋒戲劇是直截了當的傳遞給你我的思想和态度，他沒辦法用講故事的方式，所以用其他手段。比如搖滾，你可能都不知道他唱什麼，但是聽那個亢奮節奏、那種撕裂的聲音，你就知道他有事兒，強烈的沖擊力撲面而來。

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正在舞台上演《茶館》。那天下午就接到病危通知了，可是我很清楚得去劇場。二十幾歲時在人藝聽過這種事，誰誰為了演出沒見親人最後一面，沒想到這種事會發生在我身上。畢竟戲比天大，這件事上我還能原諒自己。

兩年後，有一天我媽打電話給我，說你哪天能來，我說明天過去看你。不巧第二天就安排了好多事兒，都是電視台錄節目之類的，到下午六七點鐘，突然電話響了，是我媽打的，她說：“四兒(小名) 啊，你不是說今天來看我嗎? 怎麼沒來呀? 我等你一天了。”唉，我當時心裡就特别難過。我說今天事太多了，明天早上我一定去看你。其實我當時有時間了，晚上可以開車過去一趟，但就覺得反正明兒一早就去，也不差這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 6 點多突然接到我哥電話，說媽媽去世了，夜裡 1 點多。我爸去世，我還能有借口，但是媽媽的去世我沒在身邊，沒送她一程，是我這輩子都不能原諒自己的一件事。

父母健在的時候，我們都覺得明天能去看，後天能去看，反正這一輩子還長。實際上我覺得不管你歲數多大，不管你父母多年輕，多跟他們有一些機會溝通，不要找借口說我忙，你們得諒解我。如果你今天真的想你媽媽或者爸爸的時候，你一定在第一時間去看他們，因為有一天你會失去他們，那将是你一生的痛。

至今我手機裡還留着媽媽電話，總希望有一天來電顯示是 “媽媽” 這兩個字，接了電話有人跟我說：四兒，我是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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