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破青絲蠱

編輯|南破青絲蠱

河東具有豐富的鹽礦，這一有利條件為秦漢時期的著述著述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河東之地，以鹽、鐵之富庶”；《河東郡安邑縣》一文中，有一句話：“南有巫鹹，有鹽池。”

據《續漢書·郡國志》記載，安邑縣“有鹽池，有鐵器，有鹽，有水。”

本文從河東鹽的開采和利用是一個漫長的、循序漸進的進程，值得指出的是，河東地區的鹽礦資源在秦代的發展中，不僅具有先秦的發展，而且具有一定的時代特色。

《管子·海王》說：“十戶人家，十人用鹽，這是關系到國家的大事。《漢書·食貨志》：“百口之家，百人食鹽。”《後漢書·朱晖傳》：“以鹽為食，以民為食。”

因此，一些學者相信，食用食鹽是文明得以實現的前提。就像任乃強先生說的那樣：

“河東解池地 區，大河繞于前 ，群山阻于後 ， 山谷盤錯 ，沮洳漓 鹵，甚不利于農業文化的發展 ， 而乃偏偏最先成為孕育中華文化 的核心地 區。堯 都平陽，舜都蒲阪 ，禹都安邑，都是圍繞解池立 國。由解池這個核心向四方推進 ，又才有河南的 伊洛文化 ，河内的殷墟文化 ，胃水平原的周秦文 化 ，和汾水盆地 的晉文化發展起來 。”

從考古發掘來看，山西西南地區很有可能是中國古代最早發展的地區。

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遺址，根據考古學家的評價，它是“中國曆史上最完整的一座城市”，“無論是年代、地理位置、内涵、規模、等級和文化水平，還是與堯的文化高度吻合。至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處遺迹能與堯都的史書中的任何一處相比。”

因此，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等堯都城，在曆史上，越來越多地出現了“信”的傾向。

但是，把一個民族的起源，很有可能是在晉西南誕生的，其根源就是于解池的鹽，這個邏輯還有待進一步的論證。

有人質疑任先生的說法：“運城流域，從夏以前開始，就是一片水鄉之地”，“唐、堯時代，河東鹽池的面積要大很多，而鹽度又太少，很難開采，而且唐堯時代，鋤耕還處于起步階段，想要把鹽曬幹，那就太難了！”

這番話雖然與任先生的觀點背道而馳，但所依據的地理、水文條件，卻因南北朝與史前之别，所涉之年代相差甚遠，因此，這一論斷，就有進一步的反思之處。

對河東早期的鹽進行推斷，主要是由于缺乏史料記載，而在此區域，也很難找到鹽的考古史。

因為缺乏足夠的曆史資料，很多鹽業的學者都很看重一篇關于“舜撫五弦琴的《南風》的詩句，他的詩句是：“南風吹，能消我的憂愁”；

柴繼光說：“舜為何要唱《南風》？這是由于當時的南風與璐鹽的開采密切相關。中條山有一處鹽風穴，名為“夏應候之風，故名為“海風”，鹽花在這裡，一夜之間，就會變成鹽。”

“太陽和風能是璐鹽結晶形成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們應該贊美它。”

“鹽南風”是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提到的：“解州以南的鹽澤，秋天和夏天的大風很大，稱為鹽南風，它的勢頭很猛，幾乎要把大地都吹倒，但南北都隻有中間的一條，西邊隻有席張店，北方隻有一條路，寬達十餘公裡。若無這風，則無鹽可解，若有鹹之味，則無所不知。”

然而，《南風》的“鹽”一詞，卻把“南風”和“鹽場”連在了一塊，看來是後人的“捏造”。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漢代鄭玄和唐人張守節都相信這首詩是在宣揚“孝”。而“南風”則是以其在四方、四時宇宙系統中的獨特地位而表現出來的。

根據古代人們的經驗，夏天是大部分動物最活躍的時候，而根據古人的說法，夏天的時候，南風是植物生長最快的時候。很明顯，這種自然知識和生活經驗通常來自于對生物的觀測，而非鹽分的生成。

然而，否認《南風》的曆史淵源，并沒有否認河東的曆史發展。《左傳》記載：“晉人欲移舊陽，衆将曰：“郇瑕氏之地，沃饒之地。國利君樂，莫要錯過。”

韓獻子卻是不以為然：“國之寶，夫山澤林盛。“國富者民驕佚，近寶公家窮，不能說是幸福。”

最後，晉人還是選擇了新的土地。在這篇文章裡，提到了“監”字，是指杜預日：“太監，是鹽業。猗氏縣的鹽池，就是其中之一。”杜預的說法，從晉國的地理環境來判斷，毋庸置疑。

值得指出的是，此次遷都之戰，盟被視為“國之寶”，而那些不願遷都的人甚至認為，若百姓接近了這件寶物，就會造成“公室乃貧”。

言下之意，百姓們可以通過河東鹽池獲得大量的财富，這也導緻了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下降。

從地理名稱上可以看出，河東鹽場在戰争時期的重要性。《史記·秦本紀》說，秦昭王十一年（前295)，“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個國家聯合進攻秦，直到鹽氏。”《集解》中有徐廣曰：「鹽，一字為「監」。」《正義》張守節。

《括地志》中雲：“蒲州安邑縣，有一座故城，叫做鹽城。”“鹽池的官員，以姓為姓。”鹽氏以鹽為名，其曆史淵源應該與河東鹽業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有着不可忽略的影響有關。

至于漢初時的鹽務管理，張家山漢書中說：「以鹹為鹹，以烹濟、漢、以私鹽之井烹制，以縣官取一，以五為限。」

司馬遷說：“世間之事，皆有之，山東之鹽，山西之鹽，南之鹽，沙北固之鹽，皆為之。”《正義》曰：“西之鹹之地。又硬又鹹，就是石鹽和池塘的鹽分。”因此，張家山漢簡所稱的“鹵鹽”，因其含有“鹵”一詞，即是專用于山西的鹽類，故不能将其列入其中。

從張家山的漢簡中可以看出，河東地區的鹽商很有可能是以私營方式進行，而政府則對其征稅。

随着鹽業的開放，百姓們将不再是普通的鹽商，而是擁有了進入鹽業的權力，河東的鹽業，将會給社會和民生帶來更加深遠的影響。

對此，多爾頓的傳說可能是一條線索。司馬遷曰：“猗頓以盛。”《集解》中有《孔叢子》：“魯之貧民也。耕地會經常挨餓，而桑樹會越來越冷。”

所以西河一帶，有大畜牛，有羊群，十年來，聲望極高，頗有幾分君臨天下的味道。因于裕族興盛，所以日猗頓。”這兩件事情，都是關于一個人發家緻富的，一個是靠鹽，一個是靠養殖，這兩者誰更可信？作者認為，《孔叢子》中的文字存在的時間比較長，也比較原始。

按理說，司馬遷身為曆史學家，應該更相信猗頓的故事，但事實卻未必是真的。《史記》中的許多資料都是以“放失舊聞”為基礎的，從記錄的方式上來看，都是一種類似小說的色彩，就像陶朱公這樣的發财楷模。

司馬遷洽聞，他應該聽說過，在春秋時期，猗頓以養豬為生。然而，像他這種喜歡聽古書的曆史學家，對這種說法提出了強烈的懷疑，最終還是沒有接受。

本文作者相信，太史公舍棄養豬興旺論，并将其視為猗頓發家之道，其原因很有可能與下列兩大原因有關。

首先，在漢武帝時期，鹽務公開，河東鹽成了百姓獲取利益的來源，這一曆史促使史學家們認為，私鹽可以通過經商發财；

其次，在漢武帝推行鹽政制度以後，鹽池在軍事和軍事上的巨大支持功能更加突出。司馬遷在描寫鹽鐵以前的情況時，提到了商人們“鑄造、烹制、運錢，卻不能助國，黎民重危”，也就是說，在鹽業還沒有出現的時候，許多商人都是靠着鹽業發家緻富的。

因此，他在叙述猗頓的故事時，深刻地感到，即使鹽行業是允許私營企業的，猗頓去了河東，鹽池近在咫尺，但沒有靠鹽發家，這就很奇怪了。讓人摸不着頭腦。

總之，從春秋到西漢初期，魏登的經曆變化，從一定意義上可以看出河東地區的鹽工業發展情況。在西漢初期，河東鹽産業在國家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王莽時代，鹽政仍在進行。史書上說，東漢建功立業的大将軍賈複，是南洋人，王莽末，他為縣令，在河東遇到強盜，十多個人被流放，還縣，被縣裡稱為“他的信任”。

從這一點來看，在河東一帶，鹽商依然存在，所用之鹽，都要經過當地官員到河東去接，然後再由上級主管機關免費發放，又或者要繳納鹽稅，這就很難說了。

河東地區在漢王朝成立以後，又重新開放了鹽的管理。

《後漢書·第五倫傳》：“京兆人吳倫，因久宦不達，将家人遷至河東，變名姓，改為王伯，在太原和上黨之間運送食鹽，因糞便而死，故名‘道人’，故無一人識其人。”

他隐瞞自己的名字，在河東做鹽生意，這意味着他沒有官方鹽商的資格，而他的鹽商生意，應該是私鹽生意。

但是到了章宗，這一方針就改變了。載和帝登基後，《後漢書·和帝紀》頒布了一道聖旨：

昔孝武皇帝緻誅胡、越 ，故權收鹽鐵之利 ， 以奉師旅之 費。 自中興以來，匈奴 未賓，永平末 年 ，複修征伐。先帝即位 ，務休力役 ，然猶 深思 遠慮 ，安不忘危 ，探觀 舊典，複收鹽鐵 ，欲 以防 備不虞，甯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 ，以 違上意。先帝恨之 ，故遺戒郡 國罷鹽鐵之禁 ，縱 民煮鑄 ，入稅縣官如故事。

從聖旨中可以看出，漢明皇帝在後期重新發動對匈奴的進攻，造成了國家資源的短缺，章帝被迫重新建立了鹽場。

但是，改變的方針遭到了反對，以至于拖延了好幾年。聯想到去年在鹽、鐵兩方面的紛争，章帝此次河東之旅，極有可能是因為他自己的立場，想要重新推行鹽鐵官營的政治策略。

若是如此，河東的鹽礦，其價值可想而知。雖然章帝有心重建鹽鐵軍營，但是鄭衆還活着的時候，這種設想并沒有得到落實。鄭衆死後，建始八年，朝中還在商議鹽、鐵的問題。

有些人以為“盟”就是河東鹽業，其原因在于特定的上下文。例如，杜預對“監”字的認識，就是從河東猗氏縣的鹽池來看，《左傳》中所說的郇瑕氏，是晉國的一位名士所提倡的“富庶之地”，杜氏的目的就是要給《左傳》作注釋，這裡的“盟”，自然就是河東的鹽池了。

但事實上，杜預并沒有把“盛”這個詞當成河東的“鹽”來看待，“盟,鹽也”，這說明他很明白，“盟”就是一種鹽類。

目前，唐人孔穎達和司馬貞所說的“河東鹽名”應該是“盟”的意思縮小的社會事實。許慎時期以來，這種縮寫過程一直在進行，其曆史發展的背景應該是河東地區食鹽資源在東漢章帝時期的重要戰略位置。

之所以作出如此論斷，是由于漢代的文人對于“盛”的認識還較為廣泛。由此可知，杜子春是在東漢時期出生的，明帝初期還健在。

他對“盟”的理解要比許慎晚得多，而且許慎的解讀恰好是章帝複辟鹽鐵官營，巡遊河東兩次，政治上的變化和話語上的變化，是不是就是因為曆史上的偶然呢？

《後漢書》和皇帝的聖旨記載，漢章帝“廢止鹽、鐵器，任百姓烹制，人稅縣官員，皆為傳說。”如前所說，在元和時期，經過皇帝與大臣們的多次辯論，才決定設立鹽鐵軍營。從章帝死後，不到四年，這一制度就被廢除。

和帝的聖旨上寫着：“官員多而無德，權力大亂”，說明了國家治理的力量不夠。不過，據史料記載，馬援族孫馬棱在章帝死後一年，便“遷廣陵知府”。時谷貴民饑，請免鹽官，以惠民。”可見，當地官吏對此的反應，也是章帝廢鹽公營的原因之一。

在鹽鐵官署廢除之後，河東的鹽可以歸私營經營。不僅是各大大族從中漁翁得利，就連一些有頭有臉的人也參與了進來。

按照法律，私營鹽企業必須“入稅縣官”，而一些官員則會想盡辦法逃稅，以謀取更大的利益。比如陳留人史弼在桓帝時。

“遷 河東太守 ，被一切诏書當舉孝廉 。弼知多權貴請托 ，乃豫敕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赍書 請之 ，并求加鹽稅 ，積 日不得通。生乃說 以它事 谒弼 ，而 因達覽書”。

他并不畏懼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最後把宦官送到了安邑，“立即處死，以示對他們的懲罰。”這裡的“求假鹽稅”，明顯不能被解讀成是要從當地的鹽稅，因為宦官侯覽想要的是錢，而不是為了貪圖私利。

從這種意義上講，“求假鹽稅”應該是向食鹽征收的要求降低。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當時的東漢太監在争奪鹽産業的利潤。

《水經注》中記載了河東鹽池的優點和缺點，它的優點是：“東七十公裡，南十七公裡，湖深，水是從石中提煉出來的，是天然的，日積月累，不會減少。”缺點是，“隻有風吹草動，雨水滂沱，奔浃，鹽池之用。”

鑒于這一點，“公與私共築水道，以防止其淫亂，稱為鹹水，也稱枯水。”由此可以看出，從南北朝起，河東的鹽工業就被有心人視為一大禍害。

而預防措施，則是築堤開塘，挖溝渠，将外界的水從鹽湖中排出，然後再從鹽池中排出。

結合上述文章分析，河東地區的食鹽生産最晚在春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商品化，其社會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在西漢時期，河東一帶的鹽務管理被認為是發财的主要途徑，而随着“鹽鐵”的實行，河東鹽得到了官府的高度關注。

東晉章帝曾兩度巡視河東，在制訂鹽和鐵的方針下，鹽池成為史無前例的重點。東漢時期，為保證食鹽的正常發展，又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設施，并對鹽池進行了維護。

但是，在政局動蕩、國家混亂之際，來自官階上的維系卻少之又少，不但如此，鹽的征稅也逐漸中止。

河東的衛觊，在建安時，以監察禦史官的身份前往益州，“到了長安，因交通不便，遂留鎮關内。衛觊對此事十分擔心，便向曹操的幕僚鄭或寫了一封書信：“關中之物，乃國家之瑰寶，不可輕忽，不如安插使節，以耕牛為其直益市。凡有歸國之人，皆可供養。

曹操接受了他的提議，下令讓他的侍郎司兼司鹽司。“亂來散放”，應該是因為食鹽管理混亂，不能再象以前一樣，再也沒有正式的權力來征收鹽了。

我們要是知道魏固是從河東的鹽業之鄉來的，說不定就會覺得，他提議再收鹽，倒不是什麼巧合。

參考文獻：

沈括．夢溪筆談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範晔．後漢書：卷六十四 ·史弼傳

王子今．兩漢鹽産與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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