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争議的“小說之神”

說起志賀直哉，中國讀者未必十分熟悉，他是日本近代作家，“白桦派”代表成員，一生中留下諸多作品，但引進國内的尚不算多。日本讀者對他褒貶不一，大緻有兩種極端意見，一種奉他為“小說之神”，贊揚他文體簡潔優美，觀察細緻入微，充滿人道主義色彩；一種斥他為“利己主義”，認為其作品沉溺自我經驗、毫無深度、無聊透頂。

年輕的志賀

對志賀持正面看法的作家頗多，例如芥川龍之介在《文藝的，過于文藝的》一文中提出，志賀直哉是日本最純粹的作家，其人具有“道德上的清潔感”。三島由紀夫認為他對自然的描寫十分卓越。大岡升平稱他是“近代文學的最高峰”。小林秀雄、小林多喜二等人也對他傾慕不已，時常拜訪他在上高畑的宅邸。

對志賀猛烈抨擊的作家也不乏其人，例如太宰治在《如是我聞》中用相當長的篇幅對志賀進行口誅筆伐，說他文學觀陳舊，殘忍、頑固又狡猾，認為他“隻不過受到文壇裡部分人的喜愛，就厚臉皮地登堂入室，自認巨匠”。與太宰同為無賴派作家的坂口安吾也在《志賀直哉沒有文學的問題意識》一文中寫道，“志賀直哉的一生中沒有生死攸關的掙紮與逃脫，他的小說雖然構成與展示了一種自我欲望，但這種欲望裡毫無哲學可言”，認為志賀流的私小說呈現的都是“虛假的苦惱”。

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國内曾翻譯出版過志賀直哉的部分作品，前些年又引進了長篇小說《暗夜行路》，直到最近，才又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集《在城崎》、中篇小說集《和解》，從中可以窺見更多志賀作品的特色。這兩本書的出版展現了志賀更廣泛的創作風格，讓人意識到，即使不依賴自身經曆，他也能創作出精彩的作品。

《在城崎》《和解》，志賀直哉 著，明室Lucida 出品，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出版

“虛構高手”志賀直哉

日本文壇對志賀的評價往往局限于體裁（私小說家）和文體（凝練優美），少有人專門談及他非私小說體裁的短篇小說。事實上，志賀在這類小說中展現了高超的虛構寫作技巧，作品較私小說更為有趣，也有很高的閱讀價值。

舉例而言，《範的犯罪》通過懦弱的魔術師失手殺死出軌的妻子，探讨殺意與緻死、故意與無心的辯證關系；《剃刀》以技藝高超的理發師帶病為客人刮胡子為背景，展開犯罪小說般的緊張描述；《混亂的頭腦》講述基督教青年打破教規，與異性發生關系，并因精神錯亂殺死對方的故事。無論情節推進還是氣氛烘托都可圈可點。

就連志賀“小說之神”的名号，也來源于他的虛構小說《學徒之神》。這篇作品廣受好評，但也被太宰治批評為“對窮人展現的殘酷”，因為他認為“請人吃東西，比在電車上給人讓座還令人感到痛苦”（太宰治《如是我聞》）。

《學徒之神》雖以巧合的方式，讓年輕官員A出于善意，邀請吃不起壽司的秤店學徒仙吉進高級壽司店飽餐一頓，但A做好事前後的心情也透露出作者的觀點，即做完好事（請仙吉吃壽司）後的心情“正好與不為人知地做了壞事後的心情很相似”，“說不定是自己抱有做了善事的奇怪意識而受到了本心的苛責、背叛以及嘲笑，才感受到如此寂寞的心境”。

作者不僅借A之口否定了有意識的善行，認為它目的不純，也讓A隐約意識到自己的“殘酷”。因為A富有，仙吉貧窮，A對仙吉的善意無形中變成一種施舍和憐憫，這也是太宰治批判的落點。

可縱觀A的心路曆程，可以肯定，他絕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作秀，反倒因二人地位的不平等，對仙吉懷有歉疚。他認為在仙吉出醜的當下，自己不能立刻站出來就地請他吃個飽；哪怕後來在買秤時偶遇仙吉，A以送貨為契機請他吃壽司，也刻意沒留下真實住址與姓名，因為他無法“告知姓名後再款待對方”。可見，在A心裡，這種善意是見不得光、不該被記住的。而在這件事過去很久之後，他那“寂寞的心境”雖已消失無蹤，每當經過請仙吉吃壽司的店門口，還是會産生莫名的不安。以上心理也可理解為作者本人的觀點。

故事中的仙吉，在以積極的心态接受了A的款待後，不願得寸進尺再占便宜，而是把A當作狐仙，當作心靈的慰藉與精神的寄托。可見，地位不平等的善行，未必就是壞事。

如果說《學徒之神》講述了社會上層人士對下層人士的善，《正義派》則講述了下層人士對他人的善（文中體現為正義感）。三個鐵路工人因目睹了一樁摻雜人為失誤的鐵路事故，正義感油然而生，主動站出來作證，結果不僅弄丢了工作，也沒能得到理想的認可與回應，于是心生不快，暗自後悔起來。這個故事多少有些殘忍，也揭示出為生活奔波之人行善的不易。

“私小說家”志賀直哉

“私小說”這一體裁發源于日本近代，指作家以自身經曆為素材創作的小說，其中調和型私小說又稱“心境小說”。“私小說”的涵蓋面更廣，一般以客觀事件為主線，“心境小說”則更側重于作者内心的描寫。

志賀直哉是“反自然主義”流派之一，“白桦派”的成員，照理說對與“自然主義”淵源頗深的私小說應該沒有興趣。但志賀的寫作時常取材于自身經曆，具有很強的自傳性色彩，因此，他的作品依然呈現出私小說（心境小說）的諸多特點。

例如，《大津順吉》是志賀大學期間戀上家中女傭、想與之結婚卻受到父親反對的經曆；《在城崎》是志賀被電車撞傷出院後，到城崎溫泉休養期間的經曆；《和解》是志賀與父親十多年的不和最終化解的經曆；《山科記憶》《癡情》《瑣事》《晚秋》是志賀舉家移居京都郊外的山科期間，背着妻子與祗園某茶屋女招待暗通款曲的經曆。

無論小說中的焦點人物是“我”還是“他”，最終指向的都是志賀自己。這類小說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幾乎都是相似經驗的不同側面，因此也受到一些人的诟病。

不過，這類小說往往可以相互參照閱讀，完善讀者眼中的“志賀形象”——例如《和解》以“我＝志賀直哉”為叙述者，《一個男人和他姐姐的死》以志賀的弟弟為叙述者，兩篇小說都提到志賀與父親的不和，但後者站在志賀弟弟的立場，側面呈現了父子間矛盾的根源。

心境小說家與動物觀察者

前面介紹了志賀直哉的私小說及虛構小說，最後再說說他的心境小說，以及對動物的觀察思考。本文第二部分提到心境小說是私小說的一種，志賀的作品裡既有以自身經曆為題材的私小說，也有以心境描寫為主的心境小說。

志賀的短篇小說裡最知名的《在城崎》是日本心境小說的代表作，講述作者被電車撞傷，在城崎溫泉療養期間的見聞與思考。他一邊思索擦肩而過的死亡，從中獲得甯靜與寂寥，一邊通過觀察野蜂的屍體、瀕死老鼠的掙紮、自己失手殺死的蝾螈，總結出生與死的關系：二者并非兩個極端，實則都是偶然。

“我”雖遭受意外，卻偶然免于一死，蝾螈本該活着，卻偶然被“我”用石子打死，“我”因此厭惡自己，對蝾螈心生哀憐，卻又無可奈何。整篇文章語調平緩，字裡行間也彌漫着甯靜與寂寥。

志賀與兔子

除了側重描寫心境，志賀也十分喜歡描寫動物，無論是自己喂養的、路邊所見的，還是别人家養的，都能引起他的興趣。除了生物，死物也令他産生諸多聯想。死去的動物有時令他感到凄慘，有時，他也會親手殺死動物。

《壁虎》中用大段文字生動、形象、有條不紊地描述了他如何用火筷弄死一隻壁虎，但壁虎突着眼珠、破着腦門還是沒死，最後被他掃進亂草叢中不見了。《野雞》裡寫他為了不讓孩子們看到歪脖子死雞，失手把雞脖子扭斷。沒腦袋的野雞“兩條腿還抖了幾下，叫人看了很不好受”，但最終，他還是把雞帶回家燒着吃了。諸如此類，他旁觀死亡，時而顯得殘忍，但這殘忍也是人性的，普遍的，畢竟我們平時吃下肚的肉，都是以動物的死亡為交換條件。

拉拉雜雜書寫至此，志賀作品的特點也呼之欲出。他不僅是大衆眼中的私小說家，同時也擅長描摹自然與動物，此外還具備高超的虛構寫作技巧，能在短小篇幅内編織精彩的故事。當然，千人自有千般意見，真正的志賀直哉，依然藏身于書頁之間，等待讀者的發現。（責編：孫小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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