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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貢]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地理著作的始祖，對《漢書·地理志》、《水經注》以及唐宋以下的許多地理學專著，都産生了直接的影響，有傳為夏史官或夏禹本人所作。如唐孔穎達《尚書正義》認為，“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又說：“治水之後，更服漢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古代經學家認為是大禹治水和重新制定貢法的記錄，實際上與治水無多關系，為一篇托名大禹治水而記載古代地理情況的著作，為中國古代最早的地理文獻。《禹貢》的成書年代，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成于戰國時期。

人們對《禹貢》的成書年代提出了質疑，認為《禹貢》之文不可能是成書于夏。慢慢的對于《禹貢》的出書年代就提出了四種說法即：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以及戰國末至漢初說。

郭沫若認為成書于戰國初年，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已故曆史學家顧颉剛曾探讨過這個問題，他在1959年發表的《禹貢（全文注釋）》一文中曾表示：“它是公元前第三世紀前期的作品，較秦始皇統一六國時早六十年，為秦國人所作。作者的地理知識僅限于公元前280年以前七國所達的疆域”。認為《尚書》中的一篇，篇首一句稱：“禹敷土，随山刊本，奠高大川，”假托為夏禹治水後的政區制度，用自然分區的方法，記述當時的全國地理狀況。将全國劃分為九州島，即冀、兖、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島、所記州名與《爾雅》、《職方》、《呂氏春秋》所記不盡相同，基本上反映了戰國時期的各國版圖。其實對于《禹貢》的成書年代，史學家史念海、内藤虎次郎、辛樹幟等學者都有過系統的論述。雖然其說法都有各自的差異，但大都堅持《禹貢》應為戰國末年的作品。

曆代注釋和研究《禹貢》的，在漢學家一派中主要有訓诂《尚書》同時也為《禹貢》解經釋地的唐孔穎達《尚書正義》、清王鳴盛《尚書後案》、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專門研究《禹貢》的有宋毛晃《禹貢指南》、程大昌《禹貢說》、傅寅《禹貢說斷》、明茅端征《禹貢彙疏》、清朱鶴嶺《禹貢長箋》、胡渭《禹貢錐指》、徐文靖《禹貢會箋》、丁晏《錐指正誤》、焦循《禹貢鄭注釋》、成蓉鏡《禹貢班義述》、楊守敬《禹貢本義》等。其中《禹貢錐指》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功力最深。現代學者的研究著作，有顧颉剛《禹貢注釋》、辛樹幟《禹貢新解》、李長傅《禹貢釋地》等。

《禹貢》突破了之前《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更早地理書籍中神話與臆想色彩過重的特點。它用更加系統與理性的文字，勾勒出了古人對當時地理環境與社會發展的認識。所以從成書意義而言，《禹貢》對後世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發展，以及近現代曆史地理的建立，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首先是九州島觀念的建立，傳統觀念曆來公認的九州島區劃是夏代的制度，其唯一的根據正是《禹貢》。過去很多曆史學家所做的曆史地圖也往往把《禹貢》的九州島作為夏的行政區劃。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夏作為一個有待破解的王朝，其疆域範圍僅僅隻有今天河洛盆地至晉南（運城與臨汾南部）。而《禹貢》所描繪的九州島其西達今河西走廊，南到南海，北至遼東半島，東至今山東江蘇一線。就當時夏的統治能力，絕無可能達到如此的範圍。

但九州島的觀念卻從《禹貢》開始不斷深入人心，今天我們将中國比作神州大地，九州島大地，其根源就是來自于《禹貢》的九州島。後世所做的《周禮·職方》、《爾雅·釋地》與《呂氏春秋》都采用九州島作為天下的分野，雖然與《禹貢》中九州島的劃分略有不同，但是其九州島思想已經深深影響了後來古人對最初中國空間地理範圍的理解。

西漢時把《禹貢》、《職方》中的九州島觀念結合起來，将天下劃分為豫、兖、幽、荊與揚等十三州，至東漢末年州制正式成為中國的政區而得到後來曆朝曆代的沿用。即使在今天，“州”作為通名這一級行政區已經被省、市、縣等政區所代替，但“州”作為專名一直在今天所沿用，如江蘇的徐州市與揚州市、山東濟甯的兖州區與濰坊下轄的青州市、衡水的冀州區、湖北的荊州市，還有河南簡稱的“豫”（即九州島中的豫州），河北省簡稱的“冀”都是《禹貢》九州島的留存。

除了九州島的影響外，還有對全國地理形勢的分析，《禹貢》的地理内容具有反映全國地理形勢的作用。如《禹貢》中導山與導水的部分，如《禹貢》冀州條載：“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其中的“壺口”、“嶽陽”、“衡漳”等叙述，雖然字不多，但能讓讀者形成一種對冀州全局的認識，并很清晰的明白冀州的疆土範圍與山川形勢，另外《禹貢》中對黃河的記載，就讓人看到了在戰國中期黃河未改道時形象，之後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骧先生，對文章内容進行進一步地分析和整理，就形成了對禹貢大河（即戰國中期的黃河）的認識。

《禹貢》另外地位影響就是對土壤的分類，根據九州島土壤的性質，分為“壤”、“黃壤”、“白壤”“赤植墳”、“白墳”、“黑墳”。“墳垆”、“塗泥”及“青黎”等九種。并依據各種土壤的肥力不同，又分為三等九級。根據肥力的等級，安排農業生産，制定适當的田賦。當時稱為“貢”，即土地稅。因田賦是國家收入的大宗，同時為了要使“貢”的負擔合理，在辨别九州島各類土壤肥力等的基礎上，還注意到當時土壤的實際使用狀況，實際收入的多寡以及交通條件，來制訂田賦的等級。

夏代《禹貢》土壤分類，是在四千一百多年前進行的。這種土壤分類，是世界上土壤科學史上的創舉。其分類的主要标志，是以土壤肥力為主，并依據土壤顔色、質地、植被和土壤水文狀況等作為鑒别土壤的标準。例如《禹貢》雍州條載：“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對于雍州的土壤有了更加詳盡的分類，認為雍州（雍州的地理範圍大緻為今天山西、陝西與甘肅黃土高原地區）的土為黃色，這是對當時關中平原在内整個地區土壤很正确的認識。另外在荊州與揚州的記載中，認為荊、揚州（相當于今天長江沿線及以南區域）塗泥，大緻符合這兩地平原部分的土壤情況。

1、冀州:冀州據說為唐、虞、夏三代帝都所在地。三面距河，西與南及東南部大緻以黃河為界，東北以遼河為界，北以沙漠為界。今遼甯的西境，河北北境，河南北境，山西全省及内蒙古自治區皆古冀州境，面積約一百四十餘萬平方公裡。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厥賦惟上上錯”。（錯，雜也，此地區的賦、雜有其它等級）。這裡指出這個州土壤的顔色為白色，土質柔軟，不結塊，屬于壤土；既不過于疏軟，也不過于粘韌，土壤的肥力為中中，為九州島土壤肥力中的第五級（中中），其田賦屬于第一級，也雜有第二級。

2、兖州：東南至濟河，西北至黃河，北濱海，南接徐、豫兩州。包括山東西北部分，河北東南部分及河南内黃延津以東等地。土地面積約有二十餘萬平方公裡。土壤類别：充州“厥土黑墳，厥草推翻，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這州的土壤顔色，主要為黑色，富含有機質，土性疏松膨軟，長出草木惟漂惟條，肥力中下，為九州島土壤肥力中第六級，田賦屬第九級。兖州位于黃河下遊，水流湍急，地平而土疏，受水害尤烈，土廣人稀，生産鮮少，必複耕十有三年，使地力複原，然後征收田賦。

3、青州：東面據海，西面至泰山，包括山東的北部和遼甯的一部分。約有面積一百三十萬平方公裡。土壤類别：青州“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這裡指出青州土壤，一般平地，主要為白色，土質墳起，沿海濱之地，遍地斥鹵可以煮鹽。（斥鹵：鹽堿土）。土壤肥力為上下，評為九州島土壤肥力中的第三級，田賦為中上，屬于第四級。

4、徐州：東靠海，西與兖、豫分界，南至淮河，北至泰山，今江蘇、安徽北部，山東南部，均古徐州地，約有三十萬平方公裡。徐州“厥土赤植墳，草木漸苞，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這裡指出徐州的土壤為赤色，土質有粘性（植）和油膩狀，而且墳起。草木生長不但茂盛，而且漸趨叢生土壤肥力中上，為九州島土壤肥力中的第四級，田賦屬第五級。

5、揚州：北據淮河，與豫、徐分界，東南至海，西以漢水與荊州為界，今浙江、江西、福建全境及江蘇、安徽、河南南部、湖北東部、廣東北部均古揚州地，面積約有一百三十餘萬平方公裡。

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這裡指出揚州地區在水治之後，盛長竹類，草木繁茂。但地勢低窪，土壤水分很多，土質如“塗泥”一樣（水稻土）。竹與草均生長好，土壤肥力為下下，為九州島土壤肥力中的第九級，田賦屬第七級，也有屬于（雜出）第六級的。

6、荊州：東與揚州分界，南越衡山至五嶺為止，北至荊山。今湖南全境、湖北東南部、四川南部、貴州東部、廣西北部均為古荊州境地，面積約有八十五萬平方公裡。荊州“厥上惟塗泥，厥田為下中，厥賦為上下”。這是指出荊州土壤大緻類似揚州，惟土壤肥力為下中，比揚州高一級，為九州島土壤肥力中的第八級，田賦屬第三級。

7、豫州：東接充、徐、揚，西以荊山與雍、梁接界，南以荊山和荊州分界，北至黃河與冀、充分界，今河南全境、山東西部、湖北北部，皆古豫州的境地。面積約有四十萬平方公裡。

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垆，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這裡指出豫州的土壤，一般高地屬于壤土，柔和而不闆結，因具有多種不同的顔色，故僅以壤為代表（有似現在石灰性沖積土）。土質不過粘，亦不過疏。地下地區的土質為墳起的垆土。垆有兩種：1）黑色而堅硬；2）棕色而疏松。黃河中下遊長一帶，至今有黑垆土，黃垆土之稱。其質地自粉砂粘壤以至粘壤最多。這種土壤的肥力中上，為九州島土壤肥力中的第四級，田賦屬于第二級，也有屬于（雜出）一級的。

8、梁州：東與荊州接界，西與雍州接界，南與長江為界，北與雍州接界。今四川全省、湖北西部及陝西、甘肅南部均古梁州境地，面積約有一百四十八萬平方公裡。

梁州“厥土為青黎，厥田為下上，厥賦為下中三錯”。這裡指出梁州的土壤為青黑色（黎，黑色也），土質細而結構松。金氏日：梁州土色青，故生物易，住疏散而不實，孔傳稱為青黑色的沃壤。有如所謂“成都土疏，難以築城”。土壤肥力為上下，為九州島土壤肥力中的第七級，田賦主要第八級，也有屬于（雜出）第七或第九級的。9、雍州:東至黃河與冀、豫分界，西至黑水與梁州接界，北至沙漠。今陝西北部及新疆、青海、西藏東部和内蒙古、甘肅南部，皆古雍州境地。面積約有二百三十萬平方公裡。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雍州的土壤主要為黃色，而性質柔和，土壤肥力上上，屬黃色壤土，為九州島土壤肥力中的第一級，田賦為第六級。

遂公盨（又名豳公盨、燹公盨） 高11.8厘米，口徑24.8厘米，重2.5千克，橢方形，直口，圈足，腹微鼓，獸首雙耳，耳圈内似原銜有圓環，今已失，圈足正中有尖擴弧形缺，盨蓋缺失，内底銘文10行98字。器口沿飾鳳尾鳥紋，器腹飾瓦溝紋。

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兼首席科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原所長李學勤教授指出，盨上所鑄長篇銘文字體優美；字數雖不算多，但幾無廢言。銘文記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劃定九州島，還根據各地土地條件規定各自的貢獻。在洪水退後，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崗上的民衆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由于有功于民衆，大禹得以成為民衆之王、民衆之“父母”。銘文并以大段文字闡述德與德政，教誨民衆以德行事。李學勤教授表示，銘文中所述“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沒有大禹，便沒有夏，更沒有“華夏”。但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夏王朝是否存在，長期以來廣受争議。遂公盨銘的發現，将有關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也最為詳實的關于大禹及德治的可靠文獻記錄。專家認為這證實了大禹及夏朝的确存在。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們就廣泛傳頌大禹的功績。夏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觀念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深入人心。這件約2900年前鑄造的青銅器名為遂公盨，上面鑄有銘文98字。是中國古代西周中期遂國的某一代國君“遂公”所鑄的青銅禮器。盨是用來盛黍稷的禮器，從簋變化而來，西周中期偏晚的時候開始 流行。遂公盨呈圓角的長方形，失蓋，器口沿下飾鳥紋，腹飾瓦紋，小耳上有獸首，原來應有垂環，圈足中間有桃形缺口。這種形制，在盨的序列中是較早的。再看鳥紋的特點，可确定這件盨屬于西周中期後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後。遂公盨不是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傳聞得自河南窖藏，未必可信。但由未去鏽前狀态觀察，肯定出土不久。土鏽上有明顯細痕，且包到口邊上，看來在地下時已經與蓋分離了。 　

随着遂公盨重見天日，一個早已淹沒在曆史塵埃中的名字——遂公，連同遂國這個在曆史上鮮少記載的古老王國一起複活。 “遂公”的“遂”字。這個字原作從“ ”從“火”，專家等人之說，是“燧”的異文，讀為遂國的“遂”。遂國在今山東甯陽西北，傳為虞舜之後，春秋魯莊公十三年 公元前681年被齊所滅。作盨者是西周時的遂君。 　

上古時期，在今山東省泰安市甯陽縣西北部與肥城市臨界處有一古國，這就是遂國。古遂國國君是舜的後裔，曆經夏、商、周改朝換代，一直延續下來。魯莊公十三年，在管仲的建議下，齊桓公與宋、陳、蔡、鄭等國國君在齊國，也就是如今的山東聊城以東會盟。當時齊國還邀請了遂國，遂國是魯國的附屬國，而宗主國魯國表态不參加會盟，遂國跟着魯國走，決定不摻和。齊桓公以此為借口向遂國發兵，遂國勢單力孤，不幸因此滅亡。這件遂國遺物足以證明，大禹治水的傳說早在西周中期即在遂國成為國君教育臣民的模闆，可以看出遂國是個奉行以德治國的和平之邦。

銘文開篇第一部分寫道：“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設征，降民監德……”記述了大禹削平山頭、堵塞洪水、疏導河流。他平息水患，劃定九州島，還根據各地土地條件的優劣規定各地所應繳納的貢賦。洪水消退後，那些因為躲避洪水而逃到丘陵山岡上的民衆紛紛下山，重新在平原上安居樂業。大禹有功于萬民，天下歸心，成為民衆的再生父母。内容不僅涉及大禹治水事迹，而且表達了他為政以德的治國思想。很難想象，大禹在遠古時代就曾推崇以道德維系的和諧社會，這超前的思想真是神來之筆。第二部分的銘文主要闡述德與德政，教誨民衆以德行事。要求民衆既要注重自身修身養性，做人要“齊明中正”，還要孝順父母、兄弟友善、婚姻和諧，注重對祖先和神靈的祭祀。君王及官吏要有德于民，顧念天下黎民百姓。隻有這樣，百姓才能“好其德”，君王統治才能長久，天下才能安定。銘文主旨就是以大禹治水為典範論述的，多個譯文版本中出現例如“降民監德”“厥沫唯德”“民好明德”“益幹懿德”“心好德”“民唯克用茲德”等譯文，全文九十八字就有六次提到德字。這是直到目前考古發現中最早關于德治的古文字出土文物。它表明遠在兩千九百多年前我國關于德的思想已相當豐富和系統，德治觀念已經形成。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為政以德的思想源頭，從此可以再上溯幾百年。它所倡導的是天人之間，君臣之間，官民之間，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夫妻之間，“唯德”“唯協”。此後，德治的思想貫穿了整個華夏文明。

遂公盨的的珍貴之處在于從大禹身上傳遞出的中華文明不朽的精神力量，立德、尚德、遵德、載德、潤德、弘德，以德律己，以德治國。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竟也與它不謀而合。正所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緻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大禹治水作為先民頑強不屈戰勝天地意志的先例，是傳統文化中寶貴的精神财富，更是華夏民族的精神脊梁。遂公盨也正是因此而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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