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讀者都有一個誤區，認為《西遊記》既然是講述唐僧師徒四人西天取經的故事，所以應該是一部弘揚佛教的小說，這是不對的。

《西遊記》是一部固定題材的作品，事件、結局早已注定，并不能成為确定其主題的依據。而實際上，這部小說整體上是以儒家價值觀來架構的，對于佛教、道教皆有辛辣的批判和諷刺。

這一傾向性在《西遊記》的直觀内容、社會環境以及成書過程中的情節删改上，都有很明顯的表露。

或許有人對《西遊記》諷刺佛教的說法感到不可思議，其實隻是沒有理清内在的邏輯關系而已。

《西遊記》所講述的主體情節是師徒四人西天取經，其根本來源在于唐代玄奘法師取經的故事。所以，這個框架是不變的，無論在其中增添什麼内容，最後的結局都是玄奘取得真經回歸東土。

那麼，據此就認為《西遊記》是宣揚佛教的觀點完全立不住腳。

舉個更好理解的例子，《三國演義》再如何贊賞蜀漢，甚至将其立為正統，最終也一定要歸結于“三分歸晉”，因為這是曆史的記載。同樣的道理，《西遊記》講述玄奘法師等佛教人物的故事，隻和曆史記載有關，與情感傾向無涉。

而在情感傾向上，《西遊記》非但沒有歌頌佛教，而是用了很多辦法來消弭佛教對故事的正面影響，這在其成書過程上有很明顯的痕迹。

如果問一下《西遊記》的讀者，誰是這個故事裡的主人公？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是孫悟空，而不會認為是唐僧等人，這就是成書過程裡的主角偷換手法。

從民間流傳唐僧取經故事的傳說，一直到《西遊記》成書，大概經過了900年，而這個故事的主角發生變化，可以确定為在宋代。

玄奘西行曆時17年，途經百餘國，歸來後奉诏口述見聞，門徒辯機将之整理為《大唐西域記》。這是一部遊記，更多地用于唐王朝了解其他國度。但後來一些佛教徒根據玄奘法師的這段經曆，寫了一本名為《大慈恩三藏法師傳》，其中對玄奘就有很多神話成分，目的是借以弘揚佛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就有了“猴王”的形象，敦煌至今還有西夏留下來的壁畫，有一個持棒的猴行者形象。但此時的主角還是玄奘，猴行者還隻是配角。

到了宋代，出現了一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可能是寺廟用以講經的文本，将各種神話故事和取經故事糅合在了一起，這就是後來《西遊記》的雛形。但最為關鍵的是，在這部作品裡，猴行者的形象變得極為鮮明。

“猴行者”本來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猕猴王，自動前來護送唐僧西天取經，一路上降妖除魔，形象主要是化為一個白衣秀士。

雖然這些情節與後來《西遊記》有很大的不同，但卻意味着取經故事裡，“猴行者”已經取代唐僧成為了故事的主角。

在之後的故事版本裡，元代已經出現了唐僧、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和尚四人的形象，這在流傳下來的藝術品、文獻以及海外傳回的故事版本裡都得到了證明。但這些故事裡，孫悟空依舊穩穩地占據着主角的位置。

即使孫悟空最後被封了一個“鬥戰勝佛”，但其骨子裡也不是佛家人物，更别說這個“封号”還充滿了鬥争性。他之所以被讀者喜愛，并不是因為其皈依佛家，而是因為其降妖除魔的正義感，契合了讀者的理想追求。

所以，《西遊記》在成書過程裡，故事主角從虔誠的佛教徒玄奘法師變為了一個有着俠義、鬥争精神的猴王孫悟空，其宣揚佛法的意味與最初的故事文本相比幾乎被削弱殆盡了。

不但如此，在這部作品裡，還以直接的筆墨将佛、道兩家的醜态描寫得非常直白，批判意味極為明顯，這些都是讀者不用思考便能看到的直觀文字。

孫悟空作為《西遊記》當仁不讓的主角，在取經之前堪稱是自由的化身。然而，他在反抗命運的時候被西天如來佛祖壓入了五指山下，這就是《西遊記》中對佛教的首次批判，即它是一股壓制在人民頭上難以撼動的強大勢力。

而在取經途中，孫悟空的任務是降妖除魔，伸張正義，保護唐僧順利到達西天佛國。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唐僧所扮演的角色有時候讓人感到很無語。要麼是對妖怪表現出同情，要麼是懷疑孫悟空的忠誠，人為制造了極多的麻煩，有時候還固執己見，為取經大業增加煩惱。

可以說，唐僧已經從取經故事原本的主角，變為了一個有很多負面作用的人物，但偏偏這就是一個異常虔誠的佛教徒。

除了唐僧之外，西天上的各路佛教神仙在《西遊記》裡就表現得光明磊落嗎？當然不是，如果說唐僧是肉眼凡胎的蒙蔽，那麼西天佛國裡的這些神仙就是有意為惡了。

比如說，唐僧等人到達西天之後，阿傩、伽葉竟公然向唐僧索要“人事”，也就是賄賂。唐僧身無分文，隻能将唐王禦賜的紫金缽盂交予他們，而阿傩伸手接過還意猶未足。此時，連身邊的力士、疤丁、尊者都看不下去了，紛紛嘲笑阿傩、伽葉，對取經人還要索取财物。面對這種冷嘲熱諷，阿傩、伽葉二人也感到極為羞慚，臉都皺了，但依然死死地拿着這個缽盂不松手。

這一段描寫可以說把某些佛教徒貪婪的嘴臉描繪得淋漓盡緻。

而對于道教，《西遊記》同樣給予了非常犀利的批判，但道教的代表并不在“天庭”勢力，而在取經路上所經過的人間國家。

小說中，唐僧一行人共經過了9個凡間國度，但其中的“道士”卻沒有一個好人，烏雞國道士奪國篡位，車遲國佞道專法滅佛，比丘國妖道禍亂天下，與之伴随的往往是君主昏庸，朝廷失政，百姓流離，人們不僅僅遭受到肉體上的迫害，還有精神信仰上的專制。

而判斷這些凡間國度亂政的标準，并非是以宗教信仰上的虔誠與否，也不是對佛教徒是何态度，而是儒家的價值觀念。

比如說保證車遲國多年風調雨順的三位國師之所以被孫悟空等人除去，不在于其滅佛的行為，而在于這些妖道對百姓信仰的鉗制，一方面表現為道統上的絕對權威，另一方面表現為在道統外衣僞裝下的胡作非為。

《西遊記》中對佛教和道教兩家的批判，是有現實影射的。無論作者是否在主觀上有此意願，小說作為現實社會的反映，客觀上就不可避免地帶有現實元素。

在元、明兩朝，佛教和道教中摻雜了太多的污垢，逃避稅役、隐藏身份等等功用使得這些地方成為了藏污納垢之所，“且把佛場作情場”成為了這一時期戲劇、小說的重要題材，比如《水浒傳》中也有佛教徒勾引良家婦女的描寫。

更為重要的是，明世宗崇尚道教，使得方士擅權，“幹擾政事，牽引群邪”，明朝社會出現了極為嚴重的歪風邪氣。這與《西遊記》中所描寫的道士擅權的凡人國度極為相似，是其社會批判最有力的證據。

從這些内容來說，《西遊記》隻是借玄奘法師取經的故事框架，創造了新的故事情節和主要人物，真正組成其骨幹的還是儒家的道德觀念，對明代社會的陰暗面有所揭露，對孫悟空這類“淨妖除氛”的英雄人物予以贊揚。

《西遊記》之所以能壓過其他的“神魔小說”，跻身于“四大名著”，正是在其深刻的内涵上。

未來在黑夜隐匿，于此靜待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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