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陳永偉/文 11月9日，在操作系統産業峰會上，華為宣布将把歐拉開源操作系統代碼、品牌商标、社區基礎設施等相關的資産，一并捐贈給開放原子開源基金會，并且華為公司承諾不做商業發行版。這已經不是華為第一回捐贈系統給國家了。早在2020年9月，華為就把自主研發的鴻蒙操作系統捐贈給了開放原子開源基金會。

對于華為兩次捐贈操作系統，我們首先應該做的是對華為緻以崇高的敬意。雖然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數字經濟國家，但是在芯片、操作系統等基礎技術上，中國的短闆還十分明顯，“缺芯少魂”現象十分嚴重。大多數的手機和電腦用的都還是國外的芯片、國外的操作系統。在這種情況下，華為挺身而出，貢獻出自己花費巨資開發的操作系統，對于扭轉這種局面是十分重要的。

不過，從這兩個事件背後，我們似乎還應該讀出更多的信息。事實上，華為這兩次捐贈系統，都不隻是“捐贈”這麼簡單——它并不是讓國家得到了系統之後，直接把它們當作産品來出售或使用，而是要将其開源化。

熟悉政策的讀者應該知道，在我國的“十四五”規劃當中，已經明确地寫入了“支持數字技術開源社區等創新聯合體發展，完善開源知識産權和法律體系，鼓勵企業開放軟件源代碼、硬件設計和應用服務”，并将其作為加強關鍵數字技術創新應用的關鍵一環。由此可見，在未來幾年中，開源将會成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策略。從這個意義上講，華為主動将其研發的兩款系統開源化，其實就是呼應了“十四五”規劃的精神。由此産生的帶頭作用，恐怕要比捐贈兩個系統本身的影響還要大。

那麼，開源到底是怎麼回事？它對于數字經濟的發展為什麼重要？對于企業來講，開源是不是就是一種純粹的捐贈行為，在開源的同時，企業是否有機會實現盈利？要推進開源策略，可能會遭遇哪些問題，又可以采取怎樣的應對策略？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開源的曆程

所謂“開源”（OpenSource），顧名思義，就是将軟件的源代碼進行開放，将其發布到虛拟社區，允許所有的社區成員對其進行修正、改進和創新，并允許其成果與社區内的所有成員共享。

從起源上看，“開源”的做法其實是對軟件研發領域流行的共享理念的繼承和發展。在IT行業發展的早期，軟件開發人員主要來自于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的研發部門。作為“學院派”，他們很自然地把軟件的開發視為一項學術研究活動，也很願意和同行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就好像大學教授們樂于在研讨會上宣講論文，而不是把論文藏起來一樣。在這種自由交流的氛圍之下，誕生了很多的著名軟件。例如，著名的Unix系統，以及這個系統上的很多軟件，就是在這種自由分享的過程當中産生的。

不過，這種桃花源般的自由生态并沒有持續很久。随着軟件逐漸成為了一個獨立的産業，與軟件相關的知識産權保護體系逐漸發展起來。1980年，美國對著作權法進行了修改，對涉及計算機的知識産權進行了明确的界定。在此之後，很多科研機構和企業都對自己研發的軟件申請了知識産權保護，軟件開放領域的共享時代從此宣告結束。

盡管如此，很多軟件開發者依然對自由共享的理念予以了堅持。1985年，在理查德·斯托爾曼（RichardStall－man）等人的倡議之下，一個名為“自由軟件聯盟”（freeSoftware）的新組織成立。與流行的知識産權保護理念相對，這個組織倡導的是一種理想化的、以消除知識産權的束縛為宗旨軟件産業發展模式。他們認為，任何人都被授權可以自由使用、複制、研究和以任何方式來改動軟件，并且其源代碼應該是開放和共享的。

如果從純粹道德的角度看，“自由軟件聯盟”所提倡的自由共享理念顯然應得到人們尊重。但是，在現實世界裡，這種自由理想多少會有些不合時宜。亞當·斯密早就指出，人與人之間基于利他主義的相互約束隻能局限在比較小的人群裡，當群體規模逐漸擴大後，這套規範體系就不再适用。在幾百年之後，斯密的這一預言依然在“聯盟”身上應驗了。随着聯盟規模的擴大，其“自由”（注：在英文中，free同時有自由和免費的意思）理念與商業實踐之間的沖突開始越來越激烈，而之前積極參加聯盟活動的不少成員也開始逐漸遠去。

在這樣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放棄“自由軟件”的提法。1998年，一些IT人士在加州召開了一場小型會議，并在會上同意了由彼德森（Chris－tinePeterson）女士提出的用“開源”一詞替代“自由”，轟轟烈烈的“開源運動”由此拉開了序幕。

表面上看，從“自由軟件”到“開源軟件”，僅僅是一個說法的變化。但在此背後，其實是一種深刻理念的變更。“自由軟件”所強調的，是一種非商業化的烏托邦式的理念，而“開源軟件”則隻是強調源代碼開放，其本身并不拒斥商業化的嘗試。盡管對于一些原教旨主義的IT人來講，這就是一次對世俗的妥協，但對于更多的人而言，這卻是在共享精神和商業化實踐之間取得了一個更好的平衡，是一件多赢的好事。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開源運動”的發展要遠比當初的“自由軟件運動”來得更有聲勢，也更為持久。最初，這個運動隻是一些研發人員自發參與。随着運動的深入，很多大型企業也逐步加入進來。與此同時，“開源”的含義也從原來的“開源軟件”擴展到了“開源硬件”、“開源内容”等多個領域。目前，“開源”已經成為了一種與封閉開發并行的軟件協作開發形式，并且越來越有超越、壓倒後者之勢。

開源為什麼是重要的

那麼，相對于傳統的閉源開發，開源究竟有哪些優勢呢？我想，它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不同層面上。

第一個層面是開發層面。開源作為一種協作的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開發者的人力資源，讓他們更好地實現分工協作、優勢互補。亞當·斯密曾經在《國富論》的開頭強調過，分工是促進勞動生産率提高的最重要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講，“開源”可以說是為斯密的這一論斷提供了最好的證據。通過将軟件的源代碼開放，不僅可以将更多的開發者吸引到開發過程中來，還可以免去軟件研發者們對一些基礎程序的重複開發，讓他們可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一些特殊的領域，從而大幅提升他們的開發效率。與此同時，“開源”還允許不同的研發者們更好地進行交流切磋，從而達到相互啟發、激發靈感的作用。所有的這些，對于推進整個軟件開發行業的進步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開源運動”的靈魂人物埃裡克·雷蒙德（EricRaymond）曾打過一個生動的比方，他把等級森嚴的閉源世界比作大教堂，而把開源的軟件開發世界比作集市。大教堂固然莊嚴肅穆，但市場卻顯然比大教堂更有生氣，也更适合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從開發的角度看，雷蒙德的這個比喻可謂是傳神至極。

第二個層面是應用層面。對于大多數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而言，IT投入都是一筆不可忽視的成本。如果從成本的角度看，企業采用開源軟件的花費通常會遠遠低于使用閉源軟件——盡管在一些時候，閉源軟件在性能上可能會更為優秀一些，但是價格上面的差距足以讓很多企業更願意選擇開源軟件。小米公司的創始人、CEO雷軍曾經有一句名言，“任何一家創業公司，如果不擁抱開源，就直接輸在了起跑線上”。如果從企業的成本角度看，雷軍的這句話确實直接點中了要害。目前，使用開源軟件，在開源平台上托管公司代碼正成為越來越多企業的選擇。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開源無論是從開發，還是從應用的角度看，都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放大到一個國家的視角，開發的活力會對國家的創新能力起到很大影響，而在應用上能降低多少成本，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整個社會創業精神的發揮。因此，無論從什麼角度看，在未來的相當一段時間内，開源都應該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參與開源能否有利可圖

或許有人認為，雖然開源軟件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從純經濟的角度看，它并不是一筆劃算的生意。因此如果要發展開源，除了憑借開源項目參與人的利他主義熱情之外，就隻能靠政府的補貼投入。這種觀點顯然并不正确。事實上，無論是對于企業還是個人，參與開源項目都是可以帶來十分現實的經濟利益的。

先看企業。很多現實的例子都證明，隻要經營得當，參與開源項目其實是可以變成一筆不錯的買賣。這一切是怎樣實現的呢？從本質上看，它主要依托于多邊市場之間的交叉補貼。

簡而言之，盡管開源項目本身是免費的，但是它可以和其他收費的項目一起推行。這樣一來，兩個項目之間就可以實現有機互補，從而達到盈利的目的。在實踐當中，與免費開源項目搭配的收費項目可以采用多種形式。這裡，僅舉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JBoss。JBoss是一個開源的應用服務器。作為應用服務器，它是完全免費的，所有用戶可以自由使用。但是，圍繞着這個産品的相關服務，例如技術文檔的提供、對用戶進行培訓、對用戶的二次開發進行支持等，則都是收費的。也就是說，JBoss這個産品本身隻是吸引用戶的一個引子，而開發者們真正賺的則是服務維護的錢。

第二個例子是 Databricks和Spark。Spark是著名的大型數據處理引擎，作為一個開源項目，它最早是伯克利的一夥計算機科學家們秉承“黑客”精神聯合研發，并開源貢獻給社會的。随着大數據時代的到來，Spark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這種成功并沒有給其最初的研發者帶來相應的回報，因而他們維護這一項目的熱情也有所降低。為了扭轉這個局面，Spark的維護者們曾經試圖向用戶收取一定的費用，但由于用戶的反對而未果。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科學家中的一部分人就在2013年創立了商業化應用公司Databricks。

Databricks的業務主要是數據分析SaaS（即softwareasaservice，“軟件作為服務”）服務。這種服務的基礎依然是Spark，但為了和免費版的Spark差别化，Databricks做了很多功能上的改進，讓它們更能夠适應企業級服務的需要，而這些改進作為Databricks最核心的技術，并不進行開源。很多企業級的用戶為了使用的方便，就選擇了Databricks的付費SaaS服務，而廣大的一般用戶則可以繼續使用免費的Spark。

盡管表面上看Databricks公司和維護Spark的ApacheSpark是兩個實體，但由于其管理層的交叉，這兩個實體其實可以看成一個統一體。因此，Databricks推出的付費SaaS服務和免費的Spark其實可以被看成是一個企業的兩種差異化産品。免費産品用來培養客戶，實現引流，而付費産品則主要負責盈利。在今年年初時，Databricks的估值已經達到了280億美元，可見這種商業模式在商業上是非常成功的。

第三個例子是谷歌的安卓——這可能也是所有開源項目中盈利最為成功的。

安卓本身是一個開源項目，谷歌并不直接從它來獲益。但是，既然安卓這個系統本身是來自于谷歌的，那麼谷歌要在上面安插一點兒東西，獲得一點回報自然也是易如反掌。且不說其他的各種項目，僅僅搜索一項，安卓就給谷歌帶來了及其豐厚的回報。

我們知道，用搜索做引流，然後通過廣告來将流量變現是谷歌的最主要盈利模式。但是市場上搜索引擎很多，怎麼才能讓消費者就認準谷歌的搜索引擎進行搜索呢？很顯然，成為設備的默認搜索引擎将會十分有利于達成這一目标，因為對于很多用戶而言，他們都不會去為了進行搜索而專門去下載一個搜索引擎，設備上預裝了哪個引擎，他們就用哪個。一般來說，如果設備制造商用了安卓作為默認系統，就會很順理成章地把和安卓契合度最高的谷歌搜索作為默認搜索引擎。

這樣的做法能為谷歌帶來多大的收益呢？由于沒有交易數據，我們很難估算。但是，我們大緻可以通過谷歌為獲得在蘋果手機上的默認搜索地位所支付的資金來對此進行推算。據報道，2020年，谷歌為了獲得蘋果手機上的默認搜索地位，向蘋果支付了120億美元的費用，而據分析師估計，2021年這個費用将會增加到150億美元。考慮到安卓系統的使用率要遠高于蘋果的iOS系統，如果安卓是由第三方公司開發的系統，那麼谷歌為了保住在安卓系統上的默認搜索地位，每年恐怕要付出數百億美元的代價——這還不包括把Chrome浏覽器作為默認浏覽器的代價。因此，反過來講，我們也可以說，安卓這個開源的軟件每年可以為谷歌賺的錢至少會有數百億美元之巨。

通過以上幾個例子，我們不難看到，做開源絕非是一件無利可圖的純公益事業。隻要商業模式設計得當，那些願意把自己的産品拿出來開源的企業其實也可以實現可觀的商業收入。

再來說說個人參與開源項目所能獲得的回報。在現實中，參與開源項目的個人能夠直接獲得經濟收入的并不多，但是，這并不意味着他們參與項目僅僅是靠一種利他的精神。事實上，通過參與開源項目，他們經常能得到不少間接的收益。

諾貝爾獎得主梯若爾（JeanTi－role）和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喬希·勒納（JoshLerner）曾對開源項目參與者的動機進行過研究，他們認為，人們之所以願意為開源項目貢獻力量，原因有如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開源軟件的研發就好像是一個演練場，參與這些活動有助于研發人員積累有益的經驗，從而使他們能在後續的工作中表現得更好，同時獲得更高的回報。另一方面，參與開源軟件的研發，其實也是開發者展示自身能力的一個良好機會。隻要能在這些領域有足夠好的表現，他們就可以更容易地被潛在的雇主或獵頭發現，這也有助于他們找到更為高薪的職位。如果我們認同梯若爾和勒納的說法，那麼人們參與開源軟件的研發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義務勞動，而隻不過是把當期應得的回報做了适當延遲而已。

我國開源的現狀和挑戰

我國的開源事業起源于上世紀90年代。早在1991年，我國就以中美合作的形式引進了UnixSVR4.2。這個事件标志着開源在中國的興起。進入21世紀之後，我國的開源事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業都陸續加入到了這一行列中來，一大批開源社區建立，開源項目獲得了蓬勃的發展。尤其是在最近幾年，我國的開源事業更是發展迅速。

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開源生态白皮書（2021）》，中國在全球最大開源平台GitHub上的貢獻者數量已經達到了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2020年，GitHub平台上中國貢獻者的數量增加了37%；而在另一個開源平台Gitee上，當年中國貢獻者的數量更是增加了50%，總量超過了600萬人。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為開源項目提供第三方知識産權托管，以及相關配套服務的開源基金會等組織也開始在我國興起。2020年6月，經國務院批準，我國首家開源基金會——開放原子開源基金會正式在民政部注冊。這一基金會的發起人包括了國内中國的科技巨頭企業，業務涉及開源軟件、開源硬件、開源芯片、開源内容等多個領域。目前，已有多個開源項目在該基金會開展。

從以上幾個方面，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我國的開源事業正在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好時期。不過，在看到發展機遇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我國開源事業的短闆依然是十分明顯的。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很多風險都不可忽視。

首先，雖然我國的開源事業發展迅速，但對于開源事業的掌控力并不強。目前，世界上最主流的代碼托管平台、開源基金會、大量的核心開源項目以及多數開源許可證都被掌握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手中。盡管開源事業本身是由民間發起的，以開放共享為主要指導思想的事業，但随着國與國之間競争的日趨激烈，這一事業也難免被卷入到國際政治的風口當中。

一個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谷歌對華為禁用安卓系統事件。雖然從理論上講，谷歌并不能剝奪華為使用安卓這個開源項目的權力，華為也可以繼續基于安卓開發自己的系統，但谷歌畢竟是安卓系統源代碼的提供者和最重要的服務支持商，在使用安卓項目時，很多技術問題還需要其提供相應的支持。在谷歌停止了這些支持之後，華為就在使用這個項目的時候處處受制，而這一點顯然會對其正常經營造成巨大的影響。

其次，相比于閉源的開發，開源軟件中的安全漏洞通常會更多一些。随着大量由開源代碼構成的軟硬件快速普及，這些安全漏洞和風險就會被不斷地疊加和累積，從而給使用者帶來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些安全漏洞中，有一些并不是開發者的無心之失。恰恰相反，這些漏洞很可能是一些黑客用來進行攻擊的木馬。甚至在一些新聞中，曾經報道過一些國家的軍方利用木馬化的開源軟件對他國進行網絡攻擊的新聞。從這個角度看，在發展開源事業的同時，對于相關的安全風險還應該倍加重視。

再次，目前的開源領域還隐藏着很多的知識産權問題，這對于對知識産權領域了解欠缺的企業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潛在風險。不少人認為，既然開源項目把源代碼都開放了，那麼把這些代碼拿來就用就是天經地義的。但在現實中，情況并非如此。作為一種獨有的産權形式，開源項目隻是實現了源代碼開放，供人們使用，但是源代碼的創作者的知識産權依然是受到保護的。如果他們沒有向使用者進行進一步的授權，那麼使用者對源代碼進行的操作，以及由此的獲利都可能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事實上，近年來，各地因使用開源項目而引發的知識産權案件已經開始陸續出現，這一點是尤其需要引起重視的。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盡管目前我國的開源事業發展正迎來前所未有的好機遇，但潛在的問題和風險也不小。因而，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内，設法克服相應的風險、解決相應的問題，就成了推進開源事業進一步發展的重中之重。

如何進一步推進開源事業

那麼，如何才能解決好當前制約我國開源事業發展的問題，進一步推進我國開源事業的長期健康發展呢？在我看來，除了繼續加大相關的投入、增加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之外，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或許是比較值得重視的。

首先是要解決好參與開源事業的激勵問題。要解決好我國開源事業中的各類問題，尤其是對關鍵平台、關鍵項目、關鍵标準的自主可控問題，最重要的是讓足夠多有能力的企業和個人參與到這項事業當中來，為這項事業作出貢獻。而為了實現這一點，一套好的激勵體制就是最為關鍵的。《論語》裡有這麼一個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路救了一個落水的人，被救者十分感激，要送給子路一頭牛。在當時，一頭牛的價值是很高的，但子路卻高風亮節，當即拒絕了這筆巨額感謝金。後來這個事情傳到了孔子那裡，但孔子并沒有因此而表揚子路，反而是把他批評了一頓。孔子為什麼這麼做呢？原因就在于，他知道世上的人們并不可能都和子路一樣品德高尚，在大多數時候，他們做事都是出于利益而非道德。因此，如果子路接受了被救者送的牛，就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廣告，告訴大家隻要做好事就能得到好報，這樣對激勵大家幹好事是非常有好處的。而子路卻拒絕了接受牛，這樣一來就會給以後做好事接受獎勵的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因此反而會影響激勵體制的運作，降低人們做好事的激勵。

在我看來，以上這個故事對于我們思考開源軟件的開發是很有借鑒意義的。一個開源生态要做得好，就需要讓更多的企業和個人參與進來。這些參與者可能有各種各樣的目的，其中的一些可能是秉持着早期IT人的自由共享精神，隻講奉獻，不講回報；而另一些則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經濟利益。從數量上看，後一類的企業和個人大概率會占到多數。因此，在鼓勵開源軟件發展時，我們固然要鼓勵像華為這樣的捐贈精神、倡導對社區和他人的奉獻精神，但更重要的則是搞對激勵，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到項目中來，以更大的熱情為項目作出貢獻。

具體來說，我們一方面要加快相應的法律、法規建設，對涉及開源項目的權責利做好規範，尤其是對于人們在開源項目中得到的成果，要通過法律的形式予以保證。唯有如此，才能讓更多人認識到參與開源有利可圖，也才能更好地吸引他們的積極參與。另一方面，應該對優秀的開源盈利模式進行積極的推廣和宣傳，讓更多的企業和個人看到開源項目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用來賺錢、來變現。

其次是要解決好有關開源的教育問題。盡管目前我國的開源事業發展迅猛，但與之配套的教育卻仍然是不足的。這表現在多個層面：從純粹的技術層面上看，一些技術開發人員對開源技術的了解還不多，掌握的相關知識還很少。從應用層面上看，很多企業，尤其是新創企業并沒有對開源的利弊有充分了解，因而在實踐當中并沒有使用成本更為低廉的開源軟硬件。再次，從法律層面上看，很多開源項目的開發者和使用者都對相關的法律法規缺乏了解，這就使他們的活動産生了很多法律的隐患。針對以上問題，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内，繼續加強關于開源的教育，恐怕是一項頗為緊要的工作。

再次是要解決好有關開源的服務問題。在現實當中，很多開源項目的參與者和使用者都是個人和小企業，他們對于很多問題（例如與開源相關的知識産權問題）都是缺乏處理能力的。因此，為了解決這些用戶的後顧之憂，讓他們更放心地參與到開源項目當中，相關的服務配套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國已經有了包括開放原子開源基金會等相關的組織出現了，但從數量上看，這些組織還相當不夠。如果要比較好地解決好有關開源的服務問題，我們恐怕還需要相當一批類似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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