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17年1月2日傍晚，奧地利當地時間1月1日清晨，一年一度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如約而至。這個傳統還要追溯到二戰期間。音樂家們希望為在苦難中的人們帶去一些安慰和歡樂。新年前夜，歐洲人向來喜歡狂歡至深夜甚至通宵，到了第二天一早打開電視機，聽一場輕松舒緩的音樂會，很快成了奧地利人迎新的習慣。這個肇始于1939年二戰伊始的活動，如今已經成為了世界各地的人們慶祝新年的一種固定方式。自1959年起開始電視轉播以來，新年音樂會将維也納樹立成為歐洲音樂文化的中心式象征，對西方古典音樂向非西方地區的傳播和普及作出非凡的貢獻。

上世紀90年代，無數中國聽衆通過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認識了卡拉揚、小克萊伯、克勞迪奧·阿巴多、祖賓·梅塔、洛林·馬澤爾等一代名指并進入古典音樂的世界，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也迎來了她最輝煌的時代。而随着這一代人的衰老和逝去，36歲的委内瑞拉指揮家古斯塔夫·杜達梅爾接棒，成為了迄今為止執棒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最年輕指揮，這個紀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可能很難被打破。這似乎是對這個老傳統亟需年輕一代注入活力的渴望。因為，要矢志不渝地堅持一種傳統，其實有些困難。更何況，維也納的新年音樂會不同其他，始終要“戴着鐐铐跳舞”。作為象征，沒有任何新年音樂會能夠具有如此濃重的儀式感。有着近80年曆史傳承更像是一種如同中國除夕的盛大儀式：指揮常是年老而富有威望的人選，除卻施特勞斯家族作品這一絕對條件以外，曲目的類型基本固定，輕歌劇序曲總是放在下半場第一首之類的細節都不放過，必備的芭蕾舞和馬術表演……甚至指揮會不會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彩蛋表演都是衆人矚目的焦點。陳舊而無新鮮感的套路已經成為一種禮儀而無可撼動，這難免讓一場音樂會背上了太多的負擔。更何況，維也納圓舞曲并不是屬于年輕人的，而是比他們年長更多的一代的心頭好。

事實證明，作為年輕一輩，杜達梅爾不負衆望，在諸多規矩中小心翼翼地尋求改變。首先呈上的是一份令人耳目一新的節目單：包括施特勞斯家族在内，多達9位作曲家的作品進入了今年的曲目單之中：此前從未出現的輕歌劇作曲家弗朗茨·萊哈爾，還有譜寫了名曲 《溜冰圓舞曲》 的法國作曲家埃米爾·瓦爾德退費爾。施特勞斯家族的作品選擇也很廣泛，既有此前從未上演過的 《奢靡圓舞曲》，也有小施特勞斯早期的 《梅菲斯特的地獄呼喚圓舞曲》 這類包含交響性和叙事性的傑作，以及很多在近十多年中沒有演出過的作品。他的指揮為維也納的優雅精神注入了熱情與活力，也有意遮掩了一些自我個性。縱然不能與老一輩大師相提并論，卻也日趨成熟。作為一個南美洲人，他的身體中固然缺乏維也納圓舞曲的節奏精神，但維也納愛樂樂團的傳統卻能夠與這種熱情和活力融為一體，成為全新的感受。最重要的是，施特勞斯家族所譜寫的音樂，其内在的韻律與節奏，以及所需要的飽滿與華麗的音響，隻屬于維也納愛樂和奧地利人，無可替代，而這也是我們熱愛這場音樂會的最重要理由。最後，屬于“規定動作”的芭蕾舞表演此次帶有叙事性的俏皮編排，以及全新設計的服裝，也增添不少亮點。

今年是央視轉播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第30個年頭。無可否認，維也納的熱度确已不如從前。歐洲其他樂團如今也确立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新年音樂會傳統，最知名的是柏林愛樂樂團與德累斯頓國家交響樂團。尤其是柏林愛樂确立的每年一主題的原則涉獵了更多樣的作品，也吸引了很多人的關注。在中國，伴随維也納催生的是各類紮堆的新年音樂會。施特勞斯也不過是浩瀚西方音樂作品中的小點心。在上海這座如今動辄同時上演幾台大型音樂會，培養了一批對馬勒或瓦格納等巨無霸作曲家愛好者的城市，或者我們不禁要問：30年後，我們擁有了最好的音樂廳，為什麼依然要守候在電視機前，等待這場一年一度的，并沒有什麼懸念的音樂會？

誇張些說，古典音樂今日在中國之成就，這一音樂盛會實在貢獻良多。對國人，維也納意味着一種古典音樂的情結，乃至對藝術的情結。在網上搜索“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跳出的是無數人對這場音樂會的評論，這是守候，也是情懷，任何現場音樂會也無法取代。自1987年央視轉播新年音樂會以來，它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古典音樂聽衆，延續至今。當年無數收看、收聽電視轉播的聽衆，如今已經離開電視，走進音樂廳聆聽現場音樂會；無數的樂迷，從聆聽施特勞斯的圓舞曲開始入門，走向古典音樂更深、更廣的天地。30年後的今天，很多人已經能對貝多芬、巴赫、莫紮特的深奧如數家珍。可總忘不了的，仍舊是一曲 《藍色多瑙河》 的感動。而在那些古典樂尚未有能力進入的地區，這場盛會仍舊是對人們踏入音樂之門的慰藉和啟蒙。

(作者系上海音樂學院西方音樂史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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